1999年8月7日，中国政治学界一代宗师邹谠先生在芝加哥大学遽归道山。邹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先生的公子，终其一生关注中国革命，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i]

几年后，先生的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出版。从时间上讲，这本身后之作是邹先生一生的总结，是一个政治学家的“政治遗嘱"。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从两个角度试着分析这部“遗嘱”：其一是选文本身的时间跨度构成的历史线索，其二是邹先生的史学视角与政治学视角之间的张力。而如果将邹先生的这部遗作与之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贯通性，因此行文所及，我也会对这两部“姊妹篇”进行适当的比较。

一

这部文集中最早的一篇《中国革命的价值观》作于1973年，其时文革正在步入尾声。而最后的一篇《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则定稿于1997年。由于邹先生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政治，因此其研究与研究对象往往是同步发展着。从一方面讲，这种“零距离研究”注定了研究者不可能获得所谓“静观视角”下的客观与全面；而另一方面，作者的文本仿佛与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这种“即时性”将作者的写作过程变成一种另类的史学线索。

1973年，进行时的文革由于大陆严密的消息封锁而让海外难窥真容。邹谠先生出于对“史无前例”的群众革命的美好期许，自然期待着这场运动能够带给中国人真正的幸福。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大陆政治经济状况的一厢情愿的想象，邹谠先生站在文革的革命话语高地上，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如下回顾：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是很少值得怀疑的。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在农村尤为显著。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接受了相对地说是微小的外援,并且在关键时刻中断,朝鲜战争的支出,和将部分急需的资源与科技人员投入国防方面,以应付国际关系中的敌视,则更是如此。很明显的,人们尝透了艰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了这样的进步。艰苦和牺牲毕竟忍受下来,错误也获得了改正。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中国试图建立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 和其他相同经济水平的比较,可能将社会性的经济平等原则,贯彻得彻底;同时,它又将最少权益阶层的利益和需要,作为社会性经济政策、法制鉴定的指南。中国人认识到,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他们最大的功勋。过去两年来,相对地说,他们成功地使客人对于他们的平等社会,留下第一身的印象、获得了直接的经验和观感。然而,他们没有系统地尝试对外间的世界,介绍他们的社会实验的有理性、公允性和重要性,和随之而来的问题、缺点和困难。他们也没有找出一个方法,把情况摆出来,使他人相信情况包含了多样的政治传统, 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其优越性。”[ii]

直到八零年代，邹先生才终于意识到毛泽东的一系列灾难性的经济政策让几千万人填尸沟壑，所谓“经济建设的重大进步”是完全的痴人梦呓。而文革构建的新社会不但没有任何“有理性”和“公允性”，反而是对一切理性与公允的彻底践踏，少数客人看到的，不过是一台精心导演的政治话剧。邹先生对于共产主义幻境的猛醒，与胡适先生对苏联的曲折的认识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iii]。只不过梦醒之后的适之先生义无反顾地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邹先生则仍然严守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冷静与中立。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为适之先生遗憾而为邹先生庆幸。

1984年，邹先生对后邓时代的中国政治作了如下畅想：“很可能,在邓去世后,总书记(不管是胡耀邦或其他人) 将成为集体领导体制诸位同僚之首。 ”[iv]可是历史的悲剧性转折让两位最有可能继承邓先生衣钵的政治家一个英年早逝，一个黯然下台。当十年之后的邹先生对中国政治的“零和传统”嗟叹不已时，想必会对十年前自己所说的话发出新的感慨：

“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之前,必须先实现制度化、例行化并接受法治原则。现在这一切正在尝试之中。但是中国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实现'高度民主'与'高度精神文明'呢?难道二十世纪以及未来中国的发展就像陆游诗句所描绘的那种旅程: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v]

将邹先生的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政治史。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邹先生和无数中国知识人一样，对于未来作出了自己的预测与想象。只是思想者的预测与想象常常不符合政治世界的运行逻辑，而一次次历史机遇的错过与重现也早已是中国历史的老生常谈，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无数次剧烈动荡之后无数次重新出发，浪费的是时间，牺牲的是人才与民气。于是今天旧章新读，跟着邹先生在历史的波峰与波谷之间左冲右撞，体验他的坚定与彷徨，希望与失望，徒增几分前尘隔海、沧海桑田的慨叹。

二

进行时的流动的历史必须纳入一个相对静态的理论框架，对于政治学学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除了极个别的原创型天才，比如罗尔斯（John Rawls），大多数当代政治学家必须首先面对具体的历史情景，谨慎地处理历史文本与政治理论之间的张力，而“政治理论”与“政治史”之间的学科分野也就变得越发暧昧。

邹先生对于历史与政治学之间的暧昧关系绝非没有认识。在《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一文中，邹先生自称自己与理论研究者“正好相反”，是一个“历史学者”[vi]。一个在政治学系任教终身的学者却如此评价自己的专业，个中深意值得玩味。

不过，即使我们假定邹先生在灵魂深处自我定位为史学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研究取径的独特之处。邹先生的重点绝不在于史实的考辨，而在于援引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以解释历史现象，从而形成"既有理论背景又有理论相关性的个案研究(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and relevant case study)"[vii]。而先生钟情的理论，除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之外，还有许多经济学理论。先生在文章中连篇累牍地解释这些理论的意涵与价值，以至于让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望而生畏，足见先生坚信理论的构建与应用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而在“社会科学理论”的背后，是史学在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之间重新定位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不敢妄言，这里只能姑置不论了。

我无意探讨理论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从问题。我只想指出政治学背景的学者在研究历史时可能遇到的一个严重限制。历史研究往往要求对历史细节锱铢必较纤毫毕现的把握，从而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而如果允许我下一个武断的结论，我并不认为已有的任何政治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理论能够完全承载全部的历史细节。如果我们坚持邹先生的取径，即以个案研究（case study）去检证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就有可能削足适履或由于汲汲于理论而忽视毫微之处的考辨功夫。

其实强调理论构建的作品也未始不能做到理论性与细节性俱佳。就我阅览所及，赵鼎新先生研究学生运动的作品《天安门的力量》（The Power of Tiananmen）就是这方面的杰作。但是赵先生的研究路数以极长篇幅对单一议题进行“深挖”，在细节呈现上要比更侧重于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行全局性观察的邹先生容易。因此，虽然赵先生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邹先生的“全能政治”不无相似之处，两个人的作品却在宏观与微观方面大异其趣[viii]。

邹谠先生在书中甚为推重的崔之元先生就体现了史学与理论学科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理论角度出发，崔先生推崇文革式的“大民主”，继而主张“打捞鞍钢宪法”，后来又鼓吹“重庆经验进行时”。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理由怀疑一个理论家动机上的真诚。但是崔先生之所以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就是因为他从理论出发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并不符合很多人的经验认识。在不同学者对中国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中，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问题再次转化为具体时空场景下的历史真伪问题。援引奥威尔的话：谁掌握了历史，就掌握了未来。

崔先生与史学家的一次戏剧性交锋就是“鞍钢宪法”问题。党史专家高华在《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一文中对崔试图将“鞍钢宪法”解释为经济民主并以之指导当下改革的做法予以痛斥：“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ix]老实说，高先生的文章是严谨的，几乎无可挑剔，相形之下崔先生的后福特主义宏论顿显苍白。也难怪徐友渔先生在高华先生的追悼会上不无得意地表示：此文一出，左派沉默了很长时间[x]。

我不知道邹先生在世时有没有与崔先生讨论过“鞍钢宪法”。无论如何，邹先生对崔鼓吹“文革式的大民主”是知情的，而“发扬文革式民主”与“打捞鞍钢宪法”一脉相承，因此纵使邹先生活到崔高论战的时候，也绝不会对崔先生的立场感到惊讶。纵观《中国革命再阐释》中与崔先生相关的几篇，邹先生并没有推敲“大民主”的历史背景与操作方式，而是着重讨论了这种“大民主”的抽象的“制度化”问题[xi]。可见邹先生虽然自称“历史学者”，与坚持“史料第一”的高华杨奎松等人仍然有根本不同。而对于遭到严重歪曲的中国近现代史，与引用理论和构建范式相比，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也许是更为紧要的任务。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太多类似“鞍钢宪法”和“文革式民主”的概念将变成任学者揉捏的面团。

三

无论邹先生到底是“历史学者”还是“政治学者”，我都将他的研究称为“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学”。因为他的研究，如他自己所说，是“用事实数据验证理论分析的可能性”[xii]，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政治学原理的运用，分析方法的提出和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趋势的论点”[xiii]。如果从政史不分家的角度，“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学”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概念”，而我也绝不敢妄指邹先生在政治学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有所偏废。只是我通过反复品味邹先生的文章，不得不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邹先生更注重理论范式的构建，历史则常常服务于这一中心目的，而考据功夫的完全缺位大概是另一个旁证。这在我看来是邹先生与传统史家的关键分别之处，不得不在文中郑重指出。而经过事实验证的分析“范式”，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坐标[xiv]。只是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事实数据”的残酷多次出乎邹先生的意料之外[xv]。而邹先生的“理论分析”也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学界接受后来者的补充与修正。对于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不忘“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xvi]的邹先生，这应该算“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吧。

谨以此文悼念邹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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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邹谠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生涯之间的关系，可参看甘阳先生为《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国革命再阐释》p1-p2，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ii]邹谠 《中国革命的价值观》，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笔者在美国曾读过《中国革命再阐释》的正版，在国内囿于资料限制，无法按照正版资料标明页码，只能从略。

[iii] 关于胡适先生对苏联的曲折的认识过程，可参考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iv] 邹谠《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

[v] 同上。

事实上，在邹谠先生的另一部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中，邹先生引用了同一句诗以表达他对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的困惑与感慨（见邹谠《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页二〇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是邹先生同时表示“只是这一次我已不再怀抱我能亲眼看见这一村的希望”，可见邹先生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并不是一以贯之毫无保留的。

[vi] 邹谠《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

[vii] 邹谠《中国革命的再阐释》，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

[viii]  事实上，邹谠先生的《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也集中使用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概念（见邹谠《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页一三五至一四八，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与赵先生的理论框架可谓相映成趣（赵先生的详细论述见Dingxin Zhao，The Power of Tiananmen,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1）。赵先生也确实在大著中引用了邹先生的论述，可见社会学与政治学是相通的。而另一方面，邹先生囿于资料，表述略显粗疏，因而曾经表达过希望青年学者利用新出现的资料和访谈当事人撰写关于天安门事件更详细的著作，赵先生的大著可谓了却了先贤宿愿。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倾向于以为，邹先生即使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材料，也不会写出赵先生那样注重推究细节的作品，因为邹先生确实志不在此，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继续论证。

[ix] 笔者初读此文是在高先生《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集中，然而现在手头无此书，故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101446961.html。

关于崔先生对鞍钢宪法的论述，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101446966.html。

[x] 《史家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Kindle电子书。

[xi] 《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

[xii] 《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原文为“用事实数据验证所有这些分析可能性”，此处为文气通顺略作修改。

[xiii] 邹谠《作者的话》，《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页二六八，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xiv] 邹谠先生强烈反对将自己的文章看作“时事论文或策论”（《作者的话》）。可是我想无论如何，邹先生的究的现实意义都绝不应该被抹杀。

[xv] 邹先生不仅对中国政治的未来有预期，对大陆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有预测。在1985年的一篇讲演稿中，先生如是说：“（中国政治学）迎头赶上（西方）最少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如何发展新中国的政治学》，《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页二五，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证明邹先生对政治学科发展轨迹的预估比他在八零年代对中国政治的乐观期望现实一些，这是很让人遗憾与伤感的。

[xvi] 邹谠《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祝词》，收于《中国革命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