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阻挠改革？谁在维持恶劣的制度？
阮 思 余
有些人想辞公职、脱离体制从事律师行当，结果遭遇的头一棒就是强大的体制的制约力量。“紧箍咒”无时不在。杨斌辞去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准备投身律师，结果遭遇的是，广州律协要求其必须开具14岁以来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无法办理实习律师资格证书。
14岁的小孩在上初中，直到22岁大学毕业，杨斌都在完成她的初中、高中、大学学业，然后进入体制内，从花都检察院到广州市检察院，一干就是22年。简单的人生经历，而要从事律师，却要去证明这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刑事犯罪证明。这就是这个体制向要从事律师行业的杨斌给出的“法则”。
逻辑很简单，如果杨斌有刑事犯罪记录，其档案中不会记录吗？如果杨斌有刑事犯罪记录，公职身份还能继续吗？如果杨斌有刑事犯罪记录，公安机关没有记录吗？诸如此类的如果，都可以去猜想、去想象。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笔者以为，虽只是一个无犯罪证明，却透露出这个体制的诸多问题。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高层推动的改革如果没有下级的配合，改革很可能走不长远。中国的改革不要只是寄望于总书记、总理说了什么。他们的话管用，但是往往只是就个案发声，更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更多领导层、更多主事者去推动。克强总理不是批判了各种类似“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吗？结果呢？温家宝总理2003年不是替农民工讨薪吗？结果呢？
二是改革精神比单项改革更为重要。重要的不是某一项改革，重要的是改革精神。不是说某一项改革不重要，很多改革确实需要一件一件事去落实、去推动，但是问题在于，不理解改革精神，不主动去自我革命，不全方位去推动改革，每个部门，每个领域去推动改革，改革要取得真正的突破性的成就，仍然是遥遥无期的事。因此，理解改革精神比只是单项改革更为重要。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改革精神？有多少领导干部愿意去面对这些改革精神？所以说，改革意愿特别重要。
三是摧毁坏制度比建立好制度更难。好制度与坏制度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现在的党政机关都在“迷信”制度。当然，内心信不信这些制度则是另一回事。反正，一套所谓完善的制度得造出来。甚至认为，制度造出来了，这就是改革，甚至是改革的完成。至于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是否需要评估这一（些）制度，是否需要坚守、改革这（些）制度，这些都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比如，这些奇葩证明一再泛滥，每个领域都有，执法领域最多。真的需要吗？
四是司法需要事实，司法更需要推理。任何司法领域都需要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不能只是讲事实，而没有推理。司法推理可以“摆明”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很多事实。否则，就是僵化，就是教条。教条主义批判了那么多年，可悲的是，教条主义仍然在禁锢人们的大脑。在一个缺乏改革精神的社会，在一个上改下不改的社会，在一个办事人员都唯恐出事的社会，一切都按僵化的制度来，改革何以推动？杨斌要证明14岁以来无刑事犯罪，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社会需要杨斌去推动，需要更多的杨斌们去推动。因此，杨斌在路上，杨斌们在路上。他们今天是“异类”，但是历史会记住他们——那些将恶劣的制度送进历史垃圾堆的法律人、决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