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是中国报纸上最常见的内容之一，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毫无疑问，典型观念的更新必将更新中国的新闻报道。

一、新闻典型之内涵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一词是从文学中引进的。目前，中国新闻界普通可以接受的典型定义是：典型是同类事物或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事物或人物。这个表述和文学典型的定义相同或基本接近。确实，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有着共同之处：
1.强调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一方面，典型是某一类型的代表，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典型是类的样本。”另一方面，任何典型都必须是活生生的“这一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
2.强调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对典型的制约作用。典型不是孤立抽象的封闭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具体的存在，他们必须从一个侧面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3.强调读者的主体意识对典型的制约作用。无论文学典型还是新闻典型，决不仅仅是作者的创造物，或者是某些人的“钦定”之物，他们还必须得到读者的认可才以成立，或者说，典型必须以读者的认可为最后标准。不管作者们如何呕心沥血，如何大树特树，没有读者的认可，一切人为树立的“典型”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的。
但是，由于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在性质、功能上不同，新闻从文学中借用了“典型”这一概念以后，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它们的不同之处是：
1.文学典型是虚构的，而新闻典型必须完全真实。文学也讲真实，但那是艺术的真实，即真实地反映历史环境或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并不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是真人真事。然而，新闻典型必须真有其人其事，不容许有任何虚构，那怕是微小的细节也须真实。
2.在写作（创造）方法上，文学典型的创作方法是塑造，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艺术构思拼凑起来。新闻典型的写作是选择，在采访到的大量素材中加以取舍。
3.新闻典型往往写人或事的两极，不是优秀事迹就是劣迹。而文学典型却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以价值标准来衡量，或许是好人，或许是坏人，但更多的却是中间人；或者有缺点的好人，有长处的坏人……
4.文学典型一般都指人物，但新闻典型除了人物，还有事件、单位、经验等。
即使就人物来说，新闻典型着重于通过其不平凡的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思想品质。文学典型着重于通过其矛盾冲突来显示人物的性格。
5.新闻典型必须具备时效性，原因很简单，新闻典型蕴含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具备新闻的特点。而文学典型只要求具有时代感。
综上所述，新闻典型具有真实性、代表性、思想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或者说是新闻典型的必备要素。
近几年来，新闻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闻典型的代表性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什么是新闻典型的代表性？传统的看法是指“两极”——先进代表和落后代表，尤其是先进代表。许多文章甚至很简洁地说：典型就是榜样，树典型就是树榜样或树样板；报道典型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但近几年来，许多同志指出，典型不仅仅指“两极”，而且还指能够集中地体现出社会某一种普遍矛盾的个别人或事。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一滴水见太阳：“一滴水”喻一个典型的人或事。“太阳”喻社会上的矛盾。譬如，《经济日报》抓住关广梅这个人物，展开“关广梅现象”的讨论，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宣传关广梅的先进事迹，让大家向她学习，而在于租赁制这种形式究竟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传统的典型观重在宣传——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品质，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后一种典型观重在探讨——探讨社会上出现的新矛盾，研究新事物。在新闻实践中，后一种典型在报纸，尤其全国有影响的大报上，在典型报道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地增大。从数量上看，两种典型目前不分上下，但从社会影响上看，后一种典型超过了前者。

二、典型报道的曲折历程及其反思

从中国新闻史上看，典型报道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的一种独创。在此以前，中国的报界虽然也有类似先进人物的报道，像1898年9月8日《国闻报》上刊登的《谭烈妇传》记述谭嗣同之妻的一生，着重叙述她在丈夫捐躯后，在祭台上痛斥当朝奸臣，气绝而死；1909年10月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民立报》连续刊登黄花岗烈士的英勇业绩。但这样的报道在当时的报纸上毕竟偶而为之，并没有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的经常性内容。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中，用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先进典型和汀州市的落后典型，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并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岗乡，几十个兴国县。”这是我党自觉地运用典型来指导工作的第一个范例。
真正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它给新闻工作带来了新气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强调要把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报道放在报纸最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率先改版。在1942年4月30日头版头条刊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反映吴满有响应中央号召多开荒、多打粮的先进事迹；1942年9月7日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论赵占魁》，盛赞赵占魁是“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这两个典型立时轰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地掀起学习热潮，演绎成持续七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从这以后，典型报道成为报纸上经常性内容，也成为党报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的主要特征是：
1.典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树立供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典型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先进人物、单位或事件。
2.典型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工作任务服务。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说每条战线、每个时期、每项工作都有典型。“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典型引路”成为最流行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3.在记者的笔下，典型人物显得真实可信，写作上朴实无华。
前两个特点，构成了中国报纸上典型报道的一般特点。
解放以后直到“文革”以前，典型报道在报纸上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成为衡量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工业上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王进喜、大庆油田，农业上的李顺达、陈永贵、徐建春、邢燕子、大寨大队，解放军的黄继光、邱少云、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家喻户晓，人人传颂。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标志着典型报道的黄金年代。这一大批典型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是在学习先进人物的氛围中，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成长的。这一大批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创业的时代风貌，塑造了青年一代的灵魂。这个主要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当然，典型报道也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过许多灾难，像1958年大跃进的“放卫星”典型，成为一种政治高压，逼着农民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迫使人们不得不说假话。
从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报纸上宣传的典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总的特征：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奋不顾身的；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所谓“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这两个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客观上需要有这样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另一方面，在僵化的经济模式下，在强调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中，社会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埋头苦干，那些想标新立异的开拓，那些真正敢作敢为和行动都被当作异端。同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读者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教育者的地位上，自主意识淡薄，接受他人导向意识浓重。这使得报纸上一切典型在人们心中长驱直入，发挥了一种“魔弹”的威力。
“文革”前17年的典型报道，我们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前提下，也必须指出它的弊病，主要是：
图解政治——为宣传上的“急功近利”，强调典型配合形势，把典型完全当作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活样板。典型报道不从典型本身实际出发，而从某一政治概念出发来“塑造”先进人物。典型被“政治化”了，除了满嘴豪言壮语外，缺乏个性，缺乏人情味。
公式化——所有先进人物都按“刺激——反应”的模式来塑造。开始是“党的号召——人物行动”，后来是“毛主席的话——人物行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绝对化——所有先进典型都是通身发光的神仙，好就是一切好，过去好，现在好，将来也好，永远正确。
这些弊病从建国以后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存在，越到后来越严重，到“文革”完全蜕变。
“文革”中的许多典型报道，从政治上看，它的特征就是和“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紧密相关，尤其像“两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风庆轮”报道，张铁生交白卷报道等等，完全成了整人的“政治棍子”。这并不奇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政治阴谋，典型报道不过是这场政治棋局中的一步棋而已。从新闻角度看，典型报道以定型化、完满化、极端化为特征。以“假、大、空”办法塑造“高、大、全”的典型形象；典型人物完全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典型被主观地赋予整个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成为整个社会绝对遵从、永远遵从的样板。“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就是这一类典型的集中体现。仅据《山西日报》核查，在1967年到1976年十年间。光是有关大寨、昔阳的报道就发表了760多篇、200多万字。“其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地位之显要，版面之突出，文风之可憎，内容之荒唐，影响之恶劣，都堪称‘史无前例’。”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界开始拨乱反正，揭露“文革”期间典型报道背后的政治阴谋以及典型报道的弄虚作假，进而从学术上重新探讨典型报道的功能、要求以及典型报道面临的新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报纸向全国推出了陈景润、张志新、张海迪、朱伯儒、马胜利以及老山前线英雄等一批富有新时期特征的典型。和过去相比，这批新典型显得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尤其是他们身上顽强地拼搏抗争、奋勇开拓前进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这和过去封闭的自我修养型的典型形成鲜明对比。
但不管新闻工作者怎样努力，传统的典型报道（指先进典型）却推动了昔日的荣耀。一批新典型虽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和当年雷锋、焦裕禄的宣传效应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开始，人们从典型报道身上去找原因，力求使典型真实可信，增加可读性。近几年来，新闻学术界才把目光转向社会，从社会变动方面来寻找传统典型报道衰落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使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介那里获得的信息更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取消典型报道，事实证明，典型报道给人们的启发作用、示范作用、参照作用依然还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
问题在于：面对新时期的新读者，传统的典型报道必须研究新问题，大胆进行改革。

三、当前典型报道苦干问题的探索

实事求是，富有时代感，使读者感到被报道的典型可信、可敬、可亲，从而激起学习的自觉性，这是新时期典型报道的总要求（这里主要指先进典型）。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典型报道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社会的探索和典型的答案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往往是我们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但这不等于说，凡是先进的都可以作典型来报道。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两位青年工人的先进事迹：一位是石油战线新长征突击手，她长年累月埋头苦干，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去干，生活上艰苦朴素，连一件好衣服也不肯穿；另一名青年工人也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要资金，不要加工资，结婚前厂里分配给他一间小房也坚决不要。这样的青年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报上用大量篇幅加以宣传以后，在青年群众中却引不起反响。后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认为：这样的人不是他们思想中的先进人物，当代青年的思想矛盾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答案。
与此相反，张海迪却吸引了众多青年。因为张海迪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过的升学、就业、理想、前途等困难和矛盾，正是当代许许多多青年人所面临着的；张海迪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代青年。人们说：潘晓提出了当代青年的苦恼，张海迪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张海迪这个典型的社会价值。
很清楚，一个先进的人物、单位或事件要作为典型来报道，还必须具备一个物质：社会的探索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这就是典型的时代感，就是典型的魅力所在。
二、先进和背景
1984年山西省太原市曾刮起一股“李丽旋风”。此风是从《山西日报》报道李丽开始的。李丽是太原市副食品商店卖肉的营业员。她在肉摊上出一块牌子，上写三点告示：一不短斤缺两，二不开后门，三公开接受顾客监督。报上在《三晋小议》中发了篇小言论，赞扬“李丽挂牌”。谁知，此事一下子传遍全市，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各副食品商店也都挂出了同样的牌子。不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李丽挂牌”。
《人民日报》在1987年3月连续报道了长城风雨衣厂厂长张洁世的先进事迹。他的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是：当风雨衣厂厂长五年，自己竟没有一件风雨衣。
有些人对报上表扬这两件事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是一个营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起码做到的，算不上先进。
不错，从职业规范来看，他们两位只够“起码的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广大读者却把他们当作先进来学习，并且热情很高。原因很简单：在当前，像李丽这样遵守商业道德的营业员，像张洁世这样廉洁奉公的基层领导干部太少了，而人们盼望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营业员和领导干部。
人们常说，先进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问题在于拿什么来比。不能只把成文的职业规范当作一把尺子去估量先进，还应该把他们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去比较。有位艺术大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鲜艳或暗淡的颜色，看把它们放在什么背景下。典型报道也同此理。在特定的环境、时间、场合下，有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情和人物，却显示出先进性来；有些看上去很了不起的事情，反而显得太普通，甚至于落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注释：
①《新闻战线》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