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相传苏格拉底一直将其奉为人生箴言，并依此为希腊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而这句话也成为继苏格拉底之后，一直贯穿西方哲学发展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你自己”的历史。
这本是一个古老且遥远的话题，却不知为何在我做完对赵月枝教授的访谈之后盘旋不去。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对话中，这位身份多元的华裔传播学者展现了惊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鲜明的话语主导意识，她敏锐地拿捏着自己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话语角色，从始至终，她的语言表达都流露出了与她的学术研究极为相似的风格：敏感、警觉、执着、透彻，或许还有着她未尝愿意承认的——强势。而在她侃侃而谈的背后，似乎还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识在贯穿始终，那就是她对于主体性问题的一针见血。赵月枝说：“整个学术不就是主体性和人的问题吗？批判者只有把自己的主体放在里面才能做到完全彻底的批判。如果你的学术都不敢碰自己的生活，那么难道不是一种异化吗？”
“我的世俗人格和学术人格是一致的”
不同于那种将“个人生活体验与学术分开的中产阶级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赵月枝笃信“个人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相互构建关系”，这也让人们在她的不同文章中看到了她毫不避讳的家庭出身：因饥饿而死的外祖父，身为农民的父母，绝望自杀的表妹，少年打工而落下腰疾的弟弟，“留守儿童”的外甥和对儿子无限歉疚的妹妹，以及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留学和人才政策的受益者与跨国知识精英一员的自己……赵月枝说:“当其他人把他们学术的阶级立场隐去，把资产阶级的知识立场当作普世立场的时候，我偏偏要把我的知识立场亮出来。我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无奈和对知识霸权构建的警觉；第二是出于批判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自觉；第三，我想说明我的世俗人格和学术人格是一致的，所以我很坦然。”
正如赵月枝所言，每个主体都是被生活过程所构建的，然而很多研究却在隐去的主体性中掩盖着知识生产中的权利关系，于是话语霸权轻易地产生。不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能从自己的经历里出发，就不配声称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之地。因此，你要有能力去反思和超越自己，这就首先需要把自己言说清楚”。
在学术与生活之间，赵月枝继续袒露着身为学者的赤诚：“有人同情我太累，说我太把学术当真了，说我不知道生活和学术的分野。我知道生活有生活的逻辑、学术有学术的逻辑，但我的学术情怀和我的生活理念是一致的。当你的工作让你去说谎，而你在生活中却可以照旧，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我宁愿相信我的人格跟我的抱负是不能分裂的。”
关于赵月枝在学术与生活上的纯粹，黄卫星曾经在《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建构》一文中这样写道：面对她自己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层到跨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经历，面对无法招架的学术邀请和中外学者希望调用她的学术资源的各种请求，面对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各种求助要求，面对自己几乎沦为学术“奴隶”的既劳累又快乐的生活状态……她调侃说，现在终于从个人生活层面明白了《红色娘子军》中那句著名的台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乎，面对我的来访，这位爽直的学者同样单刀直入：“我甚至可以理解你来找我，也是为了完成你的学术，从这个角度上讲你是带有工具目的的。但如果我们谈的是学术的共同理想，我既满足了你的学术目的，也满足了我希望把自己的批判学术跟你分享的目的，那么这个功利便和抱负是一致的。或者如果今天我的谈话影响了你，使你对批判学术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我的学术生命在你的学术生命中有哪怕百分之零点几的延续，那么我也就值得了。”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这样说道：“永恒的观点不是一个从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得轻松自如。”或许，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标准也恰恰应和了赵月枝对自己世俗人格与学术人格关系的定位，尽管理想主义有时仅仅被作为一种追求现实的方向，但大多数时候，谁又能不向这种“心灵的纯洁”致以敬意呢？
“我的知识反哺面临着污名化”
赵月枝的学术话语总是弥漫着一种深思熟虑的警觉，“我文章中的修饰定语很多，因为它是一种更严谨、更准确和更具逻辑关系的表述，我是为了防止被简单化的解读，实际上这也是被‘妖魔化’给练出来的”。正如她所说的，她有自己的苦恼：“我的知识反哺面临着污名化、简单化的障碍，我现在就缺真正批判我的学术对手。”
这确实不是矫情，在赵月枝几次三番所提到的“污名化”一词的背后，是她面对国内学术场域的某些无奈：“首先我是农民出身，没有知识分子血统。第二，我的学术跟别人不一样，我搅了别人的‘清梦’。第三，在一个男权主宰的学术界，我还是一个刚性十足的女学者。知识场也是权力场、名利场。公共领域为了利益和偏见党同伐异，有时没有什么学术标准可言了。污名化作为一种手段，已经开始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所以呢，出于性别，出于阶级，出于学术立场，我和我的批判学术成了某些人污名化和八卦的对象。”谈到这里，赵月枝略显激动：“曾几何时，身份论被认为是极左思维，而现在偏偏有些人，一方面批判极左，一方面自己的思维又是如此僵化，用简单的阶级决定论来看待我的身份和学术立场：你已在西方过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有什么资格回来谈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术？”赵月枝说：“我每次回来都告诉自己，不为谣言所扰，但就是有人颠倒黑白，把我的观点反着读，以迎合他们自己的观点。”而更让赵月枝哭笑不得的是，“一方面，有学者把我污名化为‘只批市场不批国家’；另一方面，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反而又被国家‘截流’了。所以这倒是形成了一个无意之间的合流。如果自己不去解读我的文章，而只是把别人的误读拿过来问我，我会觉得是对我的不尊重”。
回顾这些年回国工作的经历，赵月枝谈到了她因为不被理解而产生巨大压力的两次“情感爆棚”，一次是在杭州西湖边的号啕大哭，一次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前的痛苦流泪。赵月枝直言，有好心人曾向她转达过别人对她的质疑，“都去了加拿大了，还回来做什么？”而与此相关的各种猜忌和流言，让“污名”这个来源于古希腊社会和基督教传统的词语带给了关注“系统世界”构建的赵月枝更多的敏感与警觉。
“即便如此，我永远抱着一种可以相交的、开放的态度，尽我的一切去争取对话，而不是去树敌。但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有些情感终究是自己要面对的。”赵月枝的话耐人寻味。
“国内的学术场域对我很有吸引力”
2009年，赵月枝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这使得她每年有更多的理由和更好的条件在国内从事学术活动。赵月枝说，她现在满腔热情地在国内，除了作为华语传播学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主要就是冲着这里有很多人愿意与她对话。她强调，对在国内学术圈得到的滋养、灵感、支持和理解，她是非常感念的，而这也正是她的重要学术动力所在。
“我觉得国内这个学术场域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最近十年，我认识了一些让我非常佩服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学者。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学术共同体，不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也在思想界和整个学术界。一个是同龄人里面有一批对学术有严肃追求的志同道合者，另一个是有不少喜欢跟我交流的年轻学者，比如你。”赵月枝笑言。
无论是授课、讲座、暑期班培训，还是成立工作坊、设立学术论坛、参加学术会议，赵月枝兢兢业业地完成着她所能做的分内分外事。她几次认真地强调，“我愿意回国内来做很踏实的工作”，“我真的是来脚踏实地做我的学术的”，而她也的确为这一初衷付出了坚实的努力。
“最早给黄旦老师‘黄埔一期’（第一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暑期学校）讲课的时候，我是上下午连讲了三天。中午、晚上还有学生跟我一起吃饭，直接就又把论文提纲给我看了。有一次讲完课程去我妹妹那儿，吃了很多高蛋白的东西，结果体力消耗到根本不能承受，进了医院急诊。还有一次我去复旦讲课，因为对方组织得比较晚，我是临时把行李寄存在首都机场，人直接去了上海，讲完后再回到北京做该做的事。”赵月枝说，“我也不想把自己说成多么献身学术，但是我每次回来是有非常高的学术热情的。”
在众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赵月枝对复旦大学吕新雨的钦佩敬服溢于言表。“我们传播学跟社会科学界、跟思想界是没有对话的，大多数时候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言自语，而新雨是我们当中不多的能与外界对话的人，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国外顶级学术论坛上，她是国内传播学界唯一的代表。她对于知识共同体的追求非常真诚。”赵月枝在谈及吕新雨的时候有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惺惺相惜之感，“我一直倡导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正是因为注重客体和主体二者融合的框架，这也可以理解我和新雨的合作，我从某种角度可以被认为是关注客体结构出身的，而新雨搞美学出身，她的研究更多从主体性问题切入。我们都希望能在同一平台上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
可喜的是，在支持吕新雨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并友情出任该中心学术主任，以及在复旦参与了几次学术活动以后，今年7月，由赵月枝作为发起者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论坛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成立仪式即将启幕，这也可以看作是赵月枝与国内学术共同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她说：“国内的学术场域对我很有吸引力，让我很兴奋，我也希望能够超越中国和西方的话语流动去提供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所以对这个话语空间，我很珍惜。”
“我是以批判赢得他们的尊重，而不是迎合”
赵月枝谈及她在北美的学术师长时，同样充满了感恩。“在我们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批判学派里面，我得到了很多学术长辈的提携和培养，从最早的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再到丹?席勒。当我还在南加州圣迭戈任教的时候，赫伯特?席勒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教课，第一次见到他，我提到自己在研究中国的电讯业，第二天我就在自己的邮箱里拿到了他给我的关于中国电讯业的一份剪报，这件事特别让我感动。”即便如此，赵月枝接着说，“年长的学者们对我有提携，我们也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但我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提携就盲目地赞成他们的学术。李金铨老师曾有篇文章批判我说：赵月枝‘响应’西方批判学者的‘号召’。听起来我有点像‘盲目的知青’，但实际上，即便是批判学派里面最有影响的学者，我也会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和批判，我是以自己的批判赢得他们的尊重，而不是迎合，我绝对不会去迎合”，赵月枝自信且坦然。
赵月枝聊到了她曾经和丹·席勒的一次辩论，而这位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名家正是那位曾经对她关照有加的美国批判学派鼻祖赫伯特?席勒的儿子。“当时他还在加州大学，我已经回到温哥华，他有一个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邀请我与他合作写一篇论文，起先他可能期望我的中国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里演绎，但我更强调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纬度以及这些层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逻辑的调节。我们讨论得很激烈。最后丹?席勒对我说：赵，你说服我了，你做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所以说，我和这些学者之间，如果说我得到了他们的尊重，那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本土信息提供者’，而是因为我真正以平等的身份去跟人家交流和对话。你越是依靠贩卖人家的理论框架到中国来为自己获取资本，或者靠着别人的光环来映照自己，越是不会长久。我就是这样与西方的所谓大家们处理关系的，而恰恰是这样，别人会更尊重你。”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晚辈”
赵月枝从师长那里得到的帮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和晚辈或是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对学术很有热情，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强加于人。我是尊重主体性的，我会跟人家说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和学术文献需要面对，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像有些导师那样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认为这是利用你的权力把自己的学术强加给别人，我不会这样。”
在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中，赵月枝总是努力让他们找到个人的主体性，“也就是学术要对他的个人生活有意义，而不是人云亦云”。赵月枝直言不讳地说，有一次她在伦敦上空的飞机上读到了一位她所尊重的传播学前辈对她误读的论文，她当时难过得恨不得跳下去。“科林?斯巴克斯后来安慰我说：‘如果那些人刻意地去边缘化你，那么他们自己反而会被边缘化。’从那以后，我更强化了对学术晚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会非常非常全心全意地去扶持学术晚辈，把我自己的一切，不能说献给，而是放在对学术晚辈的扶持上。”
说到这里，赵月枝回忆起了当年在广院时的生活：“当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看着在校园里穿梭的一群群艺术和播音主持类俊男美女，同宿舍一位同学说了一句话：广院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小半年。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好的。就像你说的，我们此时意气风发，正在学术的巅峰，但是要记住：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小半年。你要知道自己只是个学术的传承者和探索者，而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霸主。所以说，我会尽全力去扶持年轻的学者，这里面当然有两个道理：第一是你想压都压不住人家，这种打压是徒劳的。第二是你只有尽自己的力量去扶持人家，去赋权人家，去给人家学术营养，去把人家培养起来，你所钟情的学术事业才会壮大。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至今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对年轻学者投入的心血是非常非常多的。”
赵月枝介绍说：“我培养的不仅是我自己嫡系的学生，只要是国内的年轻学者，我都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扶持。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学术事业的问题，而这项学术事业、这条学术道路只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了，做研究才会有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晚辈，而当我们这个批判传播的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大，我们的学术生命也就值得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赵月枝联合吕新雨和台湾的冯建三教授组建了一个叫“传播驿站”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批判传播英文文献译介团体，希望带动年轻学人在批判地译介西方前沿学术的共同学术劳动中，从一字一词开始，在一步一个脚印做学问的过程中，建设学术共同体和确立学术主体性。这个团体的30多名学人目前正在同心协力翻译一部叫《马克思回来了》的批判传播学最新论文集，并在今年7月，将接着传播政治经济学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围绕这部著作做第一个“传播驿站”工作坊。
批判的起点：认识你自己
与赵月枝的访谈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她的身上似乎有着一种强大的透视能力，让你无法回避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容易被隐去因而也相对“安全”的主体存在，她对我说：“因为你的研究不是面对我的学术，而是面对我的人，你是要做口述史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你的研究对象。今天虽然是我在对你夸夸其谈，但其实你才是这场话语的主导者，而我其实是被动的。”面对她眉头微蹙的冷峻，我不得不承认，她甚至比我更清楚我自己的存在，在这位批判学者的眼中，“话语权力”无论是在“系统世界”里还是在“生活世界”里，似乎都无处遁藏，也无须遁藏。
在访谈过程中，除了庞大信息量的学术话题，赵月枝不经意间提及的另一个话题同样令我好奇：关于丈夫和女儿。然而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在她理性思维贯穿始终的侃侃而谈中，唯独在谈及家庭的时候，她的语气才变得柔和温煦，甚至有一些因为怀想而略带迟缓的陶醉：“这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在三个大陆。我老公一个人在加拿大，那天他通过电话，用钢琴给我弹了一首《我爱你中国》，再用吉他给我弹了一首《北京爱情故事》里面的主题歌《滴答》，最后给我说了一句——汇报演出到此结束。”说到这里，赵月枝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的女儿在法国参加暑期班，因为她从小就学法语；在加拿大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让她学阿拉伯语，我并不想把她培养成什么精英，我有意没有把她送到私立中学去接受所谓的‘贵族教育’，我也没有逼她考美国常青藤大学，让她学法语和阿拉伯语是希望她能够超越中文和英文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和思维世界。她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在加拿大生活，会碰到很多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我就这一个女儿，她将来喜欢做什么就让她做什么。”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就是一个解蔽的过程，祛除外相的遮蔽，揭示灵魂的本真，从而才能达到生活与生命的和谐。赵月枝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体内在志向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与这种哲学起点不谋而合。事实上，不明白主体的意义，又谈何认识客体乃至世界呢？
“我不做自我异化的学术。”在一切学术超越与批判反思的背后，或许赵月枝想做的，恰恰只是自己的主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