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蒯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1951)以来就一直模糊具有的思想：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更具体地说，蒯因认为，认识论不应从自然科学外部，相反应从自然科学内部，即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说明科学认识的合理性，它应与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联系，因而它不处于自然科学之外或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而是被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蒯因有时这样表述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剌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丰富理论的？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不仅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而且是整个蒯因哲学的中心问题。从逻辑上看，蒯因所提出和发展的各种具体论点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解答这一中心问题的尝试和努力。本文试图对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提供一种梗概式说明，并论证它作为一个全面的认识论纲领是不能成立的。
1.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提出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基础论和怀疑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而后两者关于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中激烈争论的对象。
传统认识论就是一种基础论(foundationalism)。基础论者把我们的信念分为两组：一组需要其他信念的证实，一组可以证实其他信念而其自身却不需要任何证明。后一组信念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它们是直接明显、确实可靠、无需辩护的，而前一组信念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可靠性要通过证明来确立。近代唯理论、经验论和现代经验论都是基础论。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1)提出了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并倡导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扫除一切不够清楚、不太可靠的东西；(2)主张把完全“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即作为可靠知识的基础；(3)认为理性演绎法即几何数学方法、是哲学乃至全部科学的根本方法，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理论。唯理论哲学家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在把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经验论则以观察命题或感觉经验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它在洛克(John Locke，Í632—1704)的《人类理智论》直至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一条连续的发展链条。经验论哲学家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蒯因把此种经验论称为“激进经验论”，认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从感觉证据演绎出关于自然的真理，一是根据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汇来翻译（或定义）这些真理。蒯因把前者称为认识论的学说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知识辩护；并把后者称为认识论的概念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来解释物体（body）的概念。但是，蒯因认为，经验论哲学家在这两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休谟(David Hume，1771-1776)对认识论的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他对于概念方面的处理是大胆而简单的：他把物体直接了当地看作是感觉印象。假如常识要区别物质的苹果与关于它的感觉印象，其理由是：苹果是一，是持存的；而印象是多，是倏忽即逝的。那么，休谟认为，这就是常识的糟糕之处。关于在一个场合和在另一个场合是同一个苹果的想法，是一种粗鄙的混淆。由于休谟在概念方面把物体等同于感觉印象，因此他就能在学说方面坚持认为：关于物体的单称陈述，即关于直接呈现的感觉印象的陈述，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于存在的普遍陈述和关于未来的陈述却不能获得任何程度的确实性。因为即使是关于可观察对象的最弱的概括，如“草是绿的”，也包括了作出概括的观察者尚未并且不能实际观察到的事例，这里包含着逻辑跳跃，即观察者在作出概括时，从已观察到的部分事例跳到了涉及尚未观察到的其他事例的结论，从过去现在的经验跳跃到了对于未来的预测。因此，用直接经验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认识辩护的企图，必然是不能成功的。蒯因强调指出：“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1]，p.72)因此，激进经验论在学说方面的企图必须被否定，即根本不可能从毋庸置疑的感觉经验的真理演绎出科学理论的真理，并且，笛卡尔关于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论也必须抛弃。蒯因在论述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时就曾指出：“当我们与杜威一道，转向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观点和意义的行为主义观点时，(1)我们放弃了语言的博物馆图像；(2)我们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的追求，这里的确定性不仅指意义的确定性，而且也包括知识的确定性，(3)我们承认，除非暗含于人们的言语行为倾向之中，否则不存在意义的相似或差别。”([1]，pp.28-29)
激进经验论在概念方面的境遇有所不同，它似乎真的取得了某种进展。事实证明，休谟的那种极端方法已不再是有意义地谈论对象的唯一可设想的方法，人们还可以借助于语境定义和集合论来谈论对象。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等著作中，罗素就是运用这种方式研究自然知识认识论的。罗素的纲领是，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资料的逻辑构造。对于这一纲领最为认真的实施就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承认，不可能从直接经验演绎出科学，但他仍坚持认为：可以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工具定义科学的那些概念。蒯因指出了卡尔纳普之所以这样做的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即使感觉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推理步骤必然是缺乏确实性的，仍可以期待这样一种构造去引出和阐明科学的感觉证据。另一理由是，即使撇开证据问题，这样一种构造也将深化我们对于我们关于世界的谈论的理解，它将使所有的认知性术语象观察术语和逻辑与……集合论一样清楚。”([1]，pp.74-75)卡尔纳普倾注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蒯因指出，卡尔纳普“是不满足于仅仅断定科学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词语，而是对于实行这种还原采取了认真的步骤的第一个经验论者。”([2]，p.37)
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卡尔纳普力图建立一逻辑构造系统，以把所有经验科学的概念还原成为“所与的”东西的概念。然而，卡尔纳普的理性重构纲领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它失败了。蒯因指出，卡尔纳普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他的纲领的失败。这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时候出来一个比卡尔纳普高明的人能够成功实施此纳领。这是因为，与卡尔纳普所假定的相反，“关于物体的典型陈述没有任何经验蕴涵的储备可以称做是它自己的。理论的一个实质部分，整个地看，将共同具有经验蕴涵。我们就是这样作出可证实预言的。”“所预言的经验，无论是真是假，并不被该理论的任何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分陈述所蕴涵。根据皮尔士的标准，成分陈述简单地并不具有经验意义，但理论的一个充分包容的部分却具有这种意义。”([1]，p.79)根据这种整体论观点，“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尤其如果它是离开这个场的经验外国很遥远的一个陈述，便会使人误入歧途。”([2]，p.40)所以，把科学理论的每一个句子逐一地翻译为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辅助词项表达的一个等价语句的企图，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每一句子都有自己的经验意义这一假定之上的。蒯因因此指出：“从感觉资料理性地重构世界……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而我的唯一保留就是，这是办不到的。”([3]，p.23)这样一来，激进经验论就
其概念方面而言，也必须被抛弃。激进经验论的失败确实是一般经验论的失败。有的哲学家把这种失败看作是认识论的破产。蒯因指出，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逻辑经验论者贬义地使用“形而上学”一词，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代名词”，他们将如此对待的下一个词便是“认识论”。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在治疗学中为哲学找到了一个补偿性使命：把哲学家从存在认识论问题的迷误中拯救出来。但蒯因的反应是不同的：“我认为，换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有用的：认识论将继续存在，虽然是在新的背景中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认识论，或某种与它相似的东西，显然将取得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物理的人类主体。这一人类主体被给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例如，具有适当频率的某种形式的辐射，并且在整个时间流程中，他又提供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要加以研究的。而推动我们研究它的，是由于一些总是推动认识论的几乎同样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里并且人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任何现成证据的。”([1]，p.75)
于是，在蒯因那里，认识论就被自然化了。但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仍然属于经验论传统，对于它来说，“无论如何，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直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其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二……是词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1]，p.80)第二个信条的依据是“我们与皮尔士一样承认，句子的意义纯粹取决于何者将被视为它真的证据。”([1]，pp.88-89)蒯因要从传统经验论那里接过这两个信条，去发展一种新型的经验论——自然化的认识论，并以这两个信条分别作为新型经验论的学说方面与概念方面。
尽管蒯因对基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本质上仍是一名基础论者。因为基础论者有一个两层结构的理论：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和需要由基本信念来证明的非基本信念，这里证明关系是单向的、非对称的，即从基本信念到非基本信念。而蒯因为我们提供了同一种非对称的丰富理论。尽管他对意义问题和非观察层次上的证明问题总的来说持整体论态度，但是他坚持具有基础论特征的观察和非观察之间的那种非对称性，并且这种非对称性涉及观察语句的概念。按照蒯因的说法，这一概念“在两种关系中都是基础性的……它与我们关于何者为真的知识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观察语句是科学假说的证据贮藏所。它与意义的关系也是基础性的，因为观察语句是我们作为儿童和专业语言学家能够学会理解的第一批句子……它们提供进入一门语言的唯一途径。”([1]，p.51)正是在这里，蒯因的观点表现了基础论的特征。
于是，也是一名基础论者的蒯因就必须对付来自现代怀疑论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能通过任何证明去获得任何可靠的科学知识。因为如果人们要求证明论题C1为正确，只能要么引证另一个论题C2；要么重申论题C1。后者的回答是独断论（Dogmatism），实际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前者必须当C2本身是正确的，论证才成功。而C2的正确也要建立在另外论题的基础上。因此，基础主义要在这三种模式中选择其一：无限回归、循环和独断论。而这三种模式都不能提供正确的证明，这样，基础主义的推理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怀疑论者还通过其他论证，试图证明我们的科学认识无以开始，即使开始，也远不到确实可靠的知识。而蒯因对怀疑论挑战的回击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关于科学的怀疑论本身预设了科学；第二，科学除了符合观察和假设演绎法的要求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形式的辩护。
蒯因指出，哲学家们很久以来就已经认识到：知识是怀疑的产物，正是怀疑论促使我们发展一种知识理论。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知识也是引发怀疑的东西，“怀疑论是科学的副产品。”([4]，p.67)怀疑论的基本论证是根据假象或错误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镜像、重影、彩虹、梦、直棍在水中看起来是弯曲的等等，都是假象，并且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也会发生错误。怀疑论者利用这些东西试图证明：我们的感觉知识或感官经验是可错的，因而不足以视为认识的可靠出发点。但蒯因指出，这些假象之所以被认作假象，是因为已经意识到它们不是表面所是的样子，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即是说，只有相对于先已接受的真实的对象而言，它们才是假象：“基本的物理科学，即关于物体的常识，就需要用作怀疑论的跳板。”([4].pp.67-68)因此，怀疑论对科学的怀疑预设了科学成果本身。
怀疑者还试图从科学外部对科学提出怀疑。他们论证说：就我们所知，实在完全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状况；世界不必承认我们的理论，或者，作为为我存在的对象不必符合作为自在存在的对象。根据蒯因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存在着一个对象，一个世界，它与我们的理论相分离，并提供标准确定我们的理论是假的(当然不是根据我们，而是简单地根据事实)。但是，按照蒯因对认识论和科学的关系的解释，这个假定毫无意义。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在于知识或科学的阿基米德点。实在的唯一标准是科学所提供的标准，唯一的实在就是科学所描述的实在。所以，我们的标准不符合对象的危险仍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科学既提供了标准叉提供了对象。因此，企图根据各种外在于科学的“合理”观点去怀疑和批判科学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怀疑论疑惑是来自科学内部的疑惑。
现代怀疑论确实提出了这样的疑惑，他们论证说：“科学本身教导说，没有任何超人的洞察力；来自外部对象且能达于我们的感官的唯一信息必定局限于二维视觉投影，声波对耳膜的各种振动，气体对于鼻腔的作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挑战出现了：人们如何能够根据如此贫乏的迹象去探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呢？”([5].p.2)概括起来说，怀疑论的这一论正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贫乏的输入”，却在认识过程中产生出“汹涌的输出”，这里贫乏和汹涌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怎么可能有充分的输入使我们在反应它时所提供的输出被证明是合理的呢？这是怀疑论者从科学内部寻找论据反对科学和理论知识的可能性的新尝试，他们从科学内部提出对科学的怀疑。
蒯因是如何对待这一新的怀疑论论证的呢？他并未指责怀疑论者利用科学来反对科学是不合法的。相反，他指出，既然怀疑论者在攻击科学时实际上利用了科学的断言，科学的捍卫者们在捍E科学时当然也可以随意引用科学的成果。并且，科学捍卫者们只要能表明，他的科学满足观察和假说演绎法的要求，他就能证明自己所持立场的正确。“我们的整个科学理论要求于世界的只有一点：它是如此构造的，以至确保了我们的理论要求我们去预期的刺激系列。”([3]，p.22)于是自然化认识论家的问题就是“找到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途径，人们可以由此从根据这门科学能达于他的感觉信息去构想这同一门科学”。([5]，p.3)“这与旧认识论很不相同。但它并没有无缘无故地改变主题，只不过是以开明的态度坚持研究旧的认识论问题。”([6]，p.3)自然化认识论家之所以开明(enlightened)，因为他认识到，怀疑论对科学的挑战源自于科学内部，因此在对付这一挑战时，认识论家也就可以随意地利用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他必须从科学内部来捍卫科学，以对付它的自我怀疑.这就是蒯因如此欣赏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的水手比喻的原因：这位水手必须呆在船上随波逐流时重建他破损的船，我们必须在考察科学之船并修理我们发现有缺陷的部分时，保持它整体上原封不动。我们不能把船拖进干坞并把它搁起来，我们也不能假设，发现科学的内部矛盾能使我们超越科学。在从事认识论研究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同一条船上。”([6]，p.3)
这样一来，新的认识论家不再梦寐以求比科学更可靠并能作为科学基础的第一哲学。相反，他首先承认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并在自然科学内部提出这样的问题：“只给定我们的感觉证据，我们是如何达到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5].p.1)蒯因指出，“这是一个经验心理学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或多个阶段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种思辨的层次上探讨它。它的哲学意义是显然的。如果我们触及它的根基，我们应该能刚好看清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是人的自由创造，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件公共的事业。并且我们应该能够看清楚，这里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证据关系，即支持理论的观察相对于理论的关系([5]，pp.3-4)这就是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
2.自然化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
蒯因认为，任何有意义的概念化都是与语言不可分的，包括我们总的世界理论在内的各种不同理论都可以看作是语句体系。
这样一来，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说明观察与我们的理论话语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感觉证据是如何支持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的，简称证据支持关系或推理问题，一是我们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从我们的感觉证据中生长出来的，简称因果问题。但是，观察这一概念造成了某些困难。由于观察是感觉水平的，因而是主观的，但是在语言学习和证据评估的语境中使用观察，则要求它们是社会共享的，即公共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观察不是作为感觉而是作为公共的环境状况，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我们不能假定主体间关于环境状况的一致，因为两个人可能注意了同一环境状况的不同特征，或者他们持有不同的理论，因而就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为了克服诸如此类的困难，蒯因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不谈观察而谈观察语句，“它在于既不谈论感觉，也不谈论环境状况，而是谈论语言：在观察一极谈论语言并不比在理论一极谈论语言少。我并不是说观察本身就是某种言语的东西，我是在提议：我们不再谈论观察而代之以谈论观察语句，即人们所说的报道观察的语句，象‘这是红色的'，‘这是一只兔子'之类的语句。尽管感觉是私有的，尽管人们对环境状况可以有根本不同的观点，但观察语句恰好可以用来挑选出见证人能够一致同意的东西。”([5].p.39)
用观察语句取代观察之后，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要说明我们的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关系，即一个语句如何成为另一个语句的证据？这由科学的证据理论来解答。一是语义关系，即语句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这由语言学习理论来回答。并且，蒯因指出，这两种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已经学会观察语句之后，我们习得理论语言的途径，正是观察给科学理论提供证据的途径。”([4]，p.74)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包括两大经验性任务：首先，对于从感觉输入到观察语句的学习的机制，提供详尽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次，对于从观察语句到理论语言习得的许多不同的类比步骤，给予详尽的说明。观察语句无论是在认识论关系中还是在语义关系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蒯因的定义，“观察语句是这样的语句，给出相同的伴随剌激时，全体说这种语言的人都会对它作出相同的判断。”([1].pp.86-87)观察句的最大特征在于说出该语句时相关境况的主体间可观察性。正是这种主体间可观察性，使得儿童能够学会何时赞成该观察句，并且也正是这种主体间可观察性，使观察句成为科学理论的检验点：观察句陈述了所有见证人必定一致同意的证据。若仅就观察句在理论中的作用而言，首先，它在理论中发挥着证据作用，因为它们是一语言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公共接受的语句，两个理论家可以在某些理论语句的真假问题上发生分歧，但在观察语句的层次上，他们将找到评价相关证据的共同基础。这就是蒯因所说的：“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次，观察语句在理论中还起着语义作用，因为虽然语言的大部分是由言语内的相互关联组成的，但是必定在某处有非言语的指称点、非言语的境况，它们是主体间可理解的，并能与适当的话语相关联。这就是蒯因所说的“关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这样一来，观察语句是通向语言的入口处，也是边向科学的入口处，并且语言又是通向自然化认识论的入口处：
“于是，我们看到了研究观察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证据支持关系的一种方怯。我们可以采取发生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理论语言是怎样被学习的。因为看起来，证据关系实际上是体现在学习行为中的。由于语言学习在世界上持续发生并且可供科学研究，因此这种发生学方法就是具有吸引力的。它是对于科学方法和证据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我们这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语言理论对于知识理论是至关重要的。”([4]，pp.74一75)
蒯因在别处也经常指出，人掌握科学理论的过程就是学习理论语言的过程，因此，人认识和学习的机制就是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机制。他说：“为了说明人对于科学理论的掌握，我们应当看看他是如何习得理论语言的。”([5]，p.37)因为在他看来，“从观察语句通向理论语句的学习语言的途径，正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本身。”([4]，p.79)这样一来，认识论就在相当程度上被自然化了，即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因而成为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一章，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发生学方法也因此成为自然化认识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自然化认识论的研究中，蒯因并不排斥哲学思辨的作用。相反，他认为，哲学思辨可以提供关于实际的心理过程的暗示，提供启发式猜想，用以指导对于认识过程和机制的详尽的逻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他指出：“这种思辨确实将从对于儿童现实的语言学习行为的实验研究中获益。文献中现成可用的实验发现也许能用来在某些点上支持或订正这些猜想，并且可用以指导设计出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但是，看起来仍需要进行对此类行为的思辨研究，以便只把与我们目的有关的事实问题分离出来。因为我们这里的目标仍然是哲学的——更好地理解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除了心理学之外，还要求考虑语言学和逻辑学。正因如此，思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进行到形成相关问题以提供给实验心理学家的地步。”“总之，哲学思辨尽管不精确，但仍被看作是适合于探索语言习得的普遍本性的。并且，它们还有助于理解“联接理论语句与观察报告之间的逻辑连环是如何锻造的。”([4]，p.78)
在蒯因看来，自然化认识论与旧认识论(即传统认识论，蒯因亦称“批判认识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目标方面，不如说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在旧认识论那里，目标是从关于感觉证据的自明的、非科学理论内部的真理出发，根据自明的推理步骤，演绎出自然科学的所有真理，或者凭借逻辑和集合论构造出这些真理。而新认识论的目标则是：在只给定感觉证据的条件下，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构造出（但不是演绎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蒯因认为，这两个目标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近乎相同的。但就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而言，这两种认识论却有很大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说，旧认识论是规范性的，而蒯因的新认识论则是描述性的。旧认识论试图在感觉证据的基础上，利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项去理性重构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以此证明后者的合理性。因此，它不允许使用科学理论的发现作为初始证据的一部分，其理由是：我们的知识论或第一哲学旨在给科学提供合理根据，它应该处于科学理论之外，包含着后者，而不是处于科学理论之内，包含于后者。而在新认识论看来，观察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不是翻译问题，也不是定义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事实，需要在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内部来解决。蒯因指出，“如果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就是重构，它在不借助翻译的条件下以明显的方式将科学与经验连接起来，那么满足于心理学似乎是更为合理的。最好是去发现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发展和如何被学习的，而不是去编织具有类似效果的非真实结构。”([1]，p.78)
蒯因用下面一段较长的话总结了他的新认识论与旧认识论之间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旧认识论力求包含自然科学，它设法从感觉材料中去构造自然科学。相反，在其新背景中的认识论，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但是旧的包含关系在其原有方式上仍然有效。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所研究的人类主体是如何设定物体的，并且是如何从（感觉）材料中建立起他的物理学的。我们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正象他的一样。我们的认识论事业本身，它作为其中一章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作为其中一册书的整个自然科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构造或者是（感觉）剌激的投影……于是，存在着双向包含，虽然包含有不同的涵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认识论之中。”([1].p.83)
3.认识论能够被自然化吗？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1969年蒯因发表论文《自然化认识论》以来的近30年，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提出或发展了相近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观点，他们主张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从探讨各门具体科学入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比如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力图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在这方面取得的具体成果有：胡克尔(c.Hooker)和吉尔(R.N.Giere)的进化自然主义，劳丹(L.Laudan)、罗森伯格(A.Rosenberg)、列普林(J.Leplin)的规范自然主义，撒伽德的“计算的科学哲学”等。一般把科学哲学中的这股思潮概括为自然主义。有人指出，当今科学哲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转向了自然主义。([7]，p.295)
但是，问题在于：认识论能够被自然化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个全面的认识论纲领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只看到人类认识是一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它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动与过程。
1.)把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归结为语言学习。
蒯因强调了语言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促使人们注意到认识论应包含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这都是他的贡献。但是，认识论不能归结为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因为相关研究的证据表明：尽管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是密切相关、互相促进的，但认知能力的发展不能归结为语言能力的发展，相反，语言能力的发展倒是要以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
2.)把语言学习当做是在社会中发生的自然现象。
由于语言学习理论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主题，因此，他严重忽视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社会、历史、文化特质的理论失误，也会遗传给他的认识论。本来，人的认识不仅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还是认识的中介系统，都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极大影响，甚至是由后者造就的，科学本质上就是社会公共的事业。因此，认识论不仅应从科学内部中寻找认识发生发展的原因或合理性说明，而且应从科学外的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方面去进行研究。
3.)强调用一般自然科学所特有的主体间研究技巧对语言学习过程作发生学研究。
蒯因认识论的方法论属于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它是实证的、定量的、实用的和累积性的。但仅用这套方法能够正确地解释和说明人类认识现象吗？我的回答是明确否定的。例如，蒯因所运用的行为主义方法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后者已受到下述指控：它实际上把人彻底的机械化、生物化了，从而抹煞了人和动物的根本性差异，它不能正确解释心理现象、语言现象以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例如，这种心理学极端轻视中枢神经尤其是脑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它只研究完全不受脑支配的行为。并且，当用剌激—反应论去解释语言的意义时，会遇到极大的理论困难，即剌激与反应的联系很少是简单的与固定的，同一个剌激在不同场合甚至同一场合往往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一个语句，特别是命令句，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引起许多完全不同的反应。例如命令句“快来！”引起的反应可以是各式各样的：(1)没有反应；(2)明确地加以拒绝；(3)要求发令者加以解释；(4)批评发令者发出这样的命令；(5)对不服从命令加以辩解；(6)请求发令者怜悯或谅解；(7)顾左右而言他；(8)向相反的方向跑；(9)答应来，但无行动；(10)执行命令，如此等等。这么多的反应，究竟以哪一种反应作为“快来”这句话的意义呢？因此，行为主义意义论将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无法有效地解释各种语义现象。并且，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受到了乔姆斯基等人的严厉抨击。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条件反射和归纳概括的观点说明不了个体语言能力的由来，他强调语言能力的先天性和语言普遍现象，试图以具有先天语言普遍性的深层系统来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巨大生成潜力。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个全面的纲领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他在提出和实施这个纲领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以及独特新颖的论题，从而对现代哲学和后世哲学已经或将要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V.Ouine，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2]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W.V.Ouine，Theories and Thing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4]W.V.Ouine，The Nature of Natural Knowledge.in Mind and Langua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5]W.V.O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La Salle，Ⅲ：Open Court，1973.
[6]W.V.Ouine，Word and Object，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60.
[7]H.Siegel，Laudan's Normative Naturalism，Study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No.2.1990.
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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