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蒯因关于“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的论述，实际上是蒯因对其哲学学说的自我定性与定位。本文揭示出蒯因的论述所隐含的结论：蒯因自认是一位经验论者，并且是一位经验论的大师和功巨，在经验论传统中作出了重要贡敲。
1981年，蒯因发表《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论中的地位》一文，[1]其中前一小部分以《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为题收入同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理论和事物》[2]。我认为，蒯因的这篇论文对于理解蒯因哲学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蒯因对其哲学学说的自我定性和定位，是蒯因哲学的自我评价。因此，特撰此文专门予以讨论。
蒯因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经验论有5个里程碑，或者说有过5个转折点，经验论在其中得到了改善。它们分别是：“第一个是从观念转向语词，第2个是语义中心从词项转向语句，第3个是语义中心从语句转向语句系统，第4个是（用怀特的语汇来说）方法论上的一元论，即摈弃分析—综合二元论，第5个是自然主义，即摈弃先于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对这5个转折或者说里程碑逐一进行了讨论。
蒯因指出：“第一个转折是中心从观念转向语词。这是在认识论中采用的一种办法，即在可能的情况下用谈论语言表达式来替换对于观念的讨论。这个办法当然是中世纪唯名论者所追求的，但是我认为它只是在1786年才进入近代的经验论。J.H.图克在那一年的著述中主张，如果我们在洛克写下‘观念’这个字的任何地方，都代之以‘语词’这个字，那么洛克的论文将会更好。”
英国经验论的信条是这一命题，只有感觉才有意义，观念只有以感觉印象为基础才可以接受，洛克是这一信条的倡导者和坚持者，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有两种，即对外物作用的感觉和对内心作用的反省。观念则起源于外物的性质或能力对我们感官的作用。因此，由不同性质的经验产生的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就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单观念是原始的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基础材料，人心凭它自身的能力，把这些简单观念加以组合、比较和抽象，构成一切复杂观念。一切崇高的思想，都来自经验的简单观念。这就是洛克对知识起源于经验的原理所作的论证。
但是，英国政治家和语言学家图克（John Horne Tooke，1736—1812）认为，，观念本身对于经验论的标准是不大合格的。用图克的话说，英国经验论的命题好象是说，语词仅当它可以用感性词汇来定义时，才是有意义的。而在语法虚词如前置词、连接词、系词等那里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它们不能用感性词汇来定义。图克提出了一条大胆的建议，即把虚词看成蜕化形式的日常具体词项，他还用语源学知识证明这一点，例如“如果”（if）乃是“给与”（give），“但是”（but）乃是“在外”（be out）。但蒯因认为，这条路子是不必要的和无希望的，“因为有另一种方法解决用感性词汇定义语法虚词，它们是可定义的，但不是孤立地被定义的，而是在语境中被定义的”，也就是说在语句中被定义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经验论的第二个转折。
蒯因把第二个转折即从词项到语句的转变首先归功于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认为他把中世纪学者的助范畴词概念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的语境定义理论。边沁不仅仅把语境定义的理论应用于语法虚词以及类似的词，甚至还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某些真正的词项即范畴词。如果他发现某个词使用起来很方便。但在本体论上却令人困惑，语境定义则可以使他在某些情况下继续使用这个词，而无须承认其有所指谓。他可以说这个词是必须和其他词结合使用的词，尽管它在表面语法上是一个可独立使用的词，因此如果他能够系统地说明如何将包含了这个词的所有句子都作为整体加以释义，他就可以证明继续使用这个词是有效的。这就是边沁的“虚构理论”（theory of fiction），即他之所谓的释义（paraphrase）和我们现在之所谓“语境定义”。这个词和语法虚词一样，作为意义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在其中使用某个语词的每个句子都能被释义成有意义的句子，就不可能再有什么问题了。蒯因认为，边沁的方法使我们可望在某种语境中处理抽象名词，而无须承诺一种抽象对象的本体论。
蒯因特别看重这一转折，把它说成是“语义学中的一场革命”，它也许不像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那么突然，但作为中心的转变来说却与它相似。最基本的意义载体不再是词，而是句子，诸如语法虚词之类的词语之所以能表示意义，是因为它们助成了包含它们的句子的意义。语境定义理论比较难懂，因为我们一般总是通过已知语词组成的结构来理解句子。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语句可能有无限多的变化；当我们把一些语词孤立分开学习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它们当成独语句；当我们把更多的语词放在语境中学习时，我们是通过学习包含这些语词的各种各样的短句来学习这些语词的；最后，我们从这样学到的语词组成的结构中学到更多的句子，如果我们将这样学得的语言材料编辑成册，那么这种手册大部分必是由单个词的词典组成的。这样就使下述事实变得模糊不清：即单词的意义是从包含它们的句子的各种真值条件抽取出来的。
1884年，弗雷格在其主要著作《算术的基础——对数概念的逻辑学研究》一书的导言中，重申了语句在语义上的首要地位他指出，他的研究遵循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决不孤立地询问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词只有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意义。而罗素则在本世纪早期通过他所发展的摹状词理论，极充分地阐述了语境定义方法。蒯因指出，经验论的第二个转折在当代哲学中造成了重要的后果：“研究重心从语词到句子的转变，使得20世纪认识论成为主要是对真理和信念的批判而不是对概念的批判，曾在维也纳小组的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意义证实理论就是研究句子而不是语词的意义和有意义性的。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仿效他们的导师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和晚期著作中树立的榜样，也把分析放在句子上而不是放在语词上。边沁的理论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被纳入和渗透到认识论中去了。”
第三个转折是与迪昂和蒯因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其语义中心从语句转到了语句系统，转向了一种整体主义知识观。蒯因指出，在科学理论中，即使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通常也太短，不足以充当传达经验意义的文本，它不能产生一系列可观察的或可验证的结论。一个范围很广的科学理论系统，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结论。科学理论将蕴涵许多观察条件句，其中每一个都表明：如果某些可观察条件被满足，就会发生某种可观察事件。不过，正如迪昂所强调的那样，这些观察条件句只是由作为整体的科学理论所蕴涵；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观察条件句是假的，那么这个理论也是假的。但是从表面看来，这并没有说明组成这个理论的哪一个语句有问题。观察条件句不能归结为这个理论系统中的结论，一般地说，这个理论中没有一个语句能单独推出任何一个可观察条件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整体论意味着理想主义和融贯真理论。但在蒯因看来，经验论并不是真理论，而是证据理论，是有根据的信念的理论。并且，与其早期的极端整体论观点相比，蒯因此时所持的是一种“温和的或相对的整体论”。对于这种整体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期望一个科学语句具有它自己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首先，他此时认识到尽管所有的科学归根结底在某种意义上是联结为一体的，但由此而进一步认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预言都必须以整个科学为前提，便是无视科学现实的结果了。因而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持的那种认为只有整个科学理论体系才能接受经验检验，才有经验内容、经验意义的观点。实际上作为经验意义或内容载体的句子系统可大可少，这是程度问题，是实际决定问题，因为我们容许意义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其次，蒯因也承认，在科学实践中，我们经常要检验的是某个理论的基本假说或命题。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我们暂且认为该理论的其他部分是较为可靠的，而这个被检验的假说或命题是较不可靠的罢了。当我们要将新的假说并入我们日益增长着的信念体系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蒯因此时也否认存在着有自己独立的经验内容、经验意义的陈述，这便是他所谓的观察句。从另一角度看，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由陈述组成，这些陈述的合取便构成了一个复合语句，而它是有独立的经验意义和经验内容的。
应该指出，尽管作了上述修改或限定，蒯因此时所坚持的整体论绝不能说是温和的。他仍然认为人类的知识或信念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而没有明显间断的整体，面对着感觉经验法庭的不是单个句子或假说，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总体，数学和逻辑是这个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这个总体内部组成部分的所有陈述都通过逻辑规律联系在一起，经验对处于科学织造物边缘的冲击会引起科学总体内部诸陈述的重新调整，对它们的真值的重新评估。“为了保住关于当下事实的偶然陈述，我们甚至可抛弃逻辑或数学的真理”。因而，“所有的句子都是要修改的，不牢靠的”，“从原则上讲，不牢靠性是弥漫于一切的”，只不过对于不同陈述有不同程度罢了。[3]
紧随整体论而来的是第四个转折，抛弃分析和综合的二元对立而导致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这个转折当然是与蒯因的工作紧密连在一起的，或者不如说直接就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蒯因似乎把它看成是接受整体论的逻辑后果。“整体论模糊了（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之间）假想的对立”，以致分析语句的组织作用和综合语句的经验内容被看作是由诸句子一般地分有的，或散布于整个句子系统之中的。蒯因并不否认在逻辑和数学为一方，自然科学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前者与所有科学相关联，并且不偏向任何一门，但是蒯因认为在这里看到二元对立是一个错误，其起因“是由于过分重视各门科学之间的术语界限而引起的”。[4]
最后一个转折带来了自然主义即摈弃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把英国哲学家孔德（A.Conmte，1798—1857）看成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之一，后者于1830年出版了《实证哲学教程》第I卷，宣告实证哲学在方法上与特殊的科学并无不同，它尊重经验和事实，依靠观念和理性的力量，主要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要求知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原因。
尽管蒯因没有明说，他本人确实是自然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代表。1969年，蒯因发表《自然化的认识论》一文，在认识论领域公开打出了自然主义的旗帜。蒯因在《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中阐述说：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深入实在的探究，是可错的，可纠正的，但对于任何超科学法庭来说，则是不可回答的，并且在超出观察和假说演绎法之外，并不需要任何证明”。他还指出：“自然主义并不抛弃认识论，而是使它与经验心理学相似。科学自身告诉我们，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是受我们外表的刺激限制的：我们人类怎样能够设法从那么有限的信息而达到科学。我们科学的认识论家从事这一研究，并提出了主要涉及语言学习和知觉神经学方面的说明，他谈论人们如何安排物体与假设的粒子，但是他并不意味着被那样安排的事物并不存在，进化和自然选择无疑地会在这个说明中起作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他将自由地应用物理学。”“自然主义哲学家在继承世界理论之中开始他的思考，并付诸实际活动。他试探性地相信它的一切，但也相信某些尚未辨明的部分是错误的。他试图从内部来改进、澄清和理解这个系统。他是漂泊在纽拉特的船上的忙碌的水手。”上面相当详细地转述了蒯因关于“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的讨论，我的目的则是要由此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蒯因把自己的哲学学说明确划归经验论传统，并直接了当地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经验论者。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等论著中，严厉地抨击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有关学说，特别是批判了作为其基石的分析—综合教条和意义的证实说与还原论，以致造成了逻辑经验论在60年代后的逐渐衰落与转向。但切记不要由此造成错觉，蒯因是经验论传统的叛逆，是一名非经验论者。实际上，蒯因所反对的只是经验论的某种特殊形式，而不是一般的经验论立场。相反，蒯因明确断言，从休漠到卡尔纳普一直坚持的经验论的两个主要信条仍然是不容质疑的，即（1）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2）关于词语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干感觉证据。[5]判定一名哲学家是不是经验论者的另一标准，是看他是否否认先验综合知识存在的可能性。蒯因对此是明确否认的，不仅如此，他还否认了先验分析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他根本拒斥分析性概念，拒斥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截然二分。在《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中，艾耶尔（A.J.Ayer，1920—1990）错误地认为，关于几何、数学和逻辑的真理性，只可能有两种经验论立场：一种是如穆勒（J.S.Mill，1806—1873）所主张的，把它们看作是归纳的概括；另一种是艾耶尔自己所断言的，它们都是不包含经验内容的分析命题，而蒯因拒绝了这两种选择，而代之以第三种立场：这些真理全都是综合的，因为不存在分析命题，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穆勒一边反对艾耶尔；但是，它们并不是经验的概括，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艾耶尔一边反对穆勒的。根据蒯因的说法，几何、数学和逻辑的陈述之所以真，是因为这些学科把系统的方便和有效带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总体理论。此外，证明蒯因的经验论者身份的，还有他对于第一哲学的拒斥及其自然主义立场，即用发生学或经验心理学的方法，去探索人们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
第二，蒯因认为，他自己在经验论传统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表现在他所谓的“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中，有三个是或主要是由他的工作树立起来的。第三个里程碑即转向整体论，尽管可以追溯到法国科学史家和哲学家迪昂，但正是蒯因才使它成为哲学领域内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学说，并把它与他的其他学说密切关联起来，使其成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四个里程碑即抛弃分析—综合的二元对立，转向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这只是蒯因独自作出的贡献，世所公认。第五个里程碑转向自然主义，尽管蒯因本人曾把它与孔德关联起来，但无论就其目标、任务和方法等哪方面而言，蒯因所说的自然主义与孔德的实证哲学都有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孔德的实证哲学仍属于蒯因所要拒斥的第一哲学之列。作为蒯因所说的“经验论的第五个里程碑”的自然主义，其首倡者和认真的实践家是蒯因本人，当然其后有一批热情的追随者。在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中树立了三个里程碑的人，当然是经验论的大师和功臣。
综上所述，蒯因自己认为，他不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且是一位经验论的大师和功臣，这就是他的《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一文中所隐藏的结论，也就是我要撰写此文详细讨论这一论文的原因。
参考文献：
[1]W.V.Quine：The Pragmatists’Plaee in Empiricism，载于Pragmatism：It Sources and Prospeets，ed.by R.J.Mulvaney and P.M.Zeltner. University of Sourth Carolina Press，1981.
[2]W.V.Quine：The Five Milestones of Empiricism，载于Theories and Thing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67一72。本文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该文。
[3]W.V.Quine：“Reply to Jules Vuillemin”，in The Philosophy of W.V.Quine，edited by L.E.Hahu and P.A.Schilpp，pp，Open Court，1986. pp.619—622.
[4]W.V.Quine：Philosophy of Logic，Prentice—Hall，Inc.1970，p.99.
[5]W.V.Quine：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7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原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12月，第12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