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文学反映论往往在诉诸于经验论、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辅以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符号学类型的方法，形成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途径，在对此前反映论模式进行反思与演进的过程中，也对反映论自身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并以此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品质。
关键词：经验论 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文学反映论 符号学方法
作者简介：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苏联哲学及文艺理论界的长期影响，在中国当代学界，文学反映论业已成为文艺领域最为主要的批评范式之一。作为文艺批评方法的反映论，主要以文艺作品对外在现实的再现功能为探讨中心，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思想渊源与学术谱系。学者汪正龙曾对文学反映论从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现代苏联与东欧时期学术界直至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论之旅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①，至今，文学反映论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史、乃至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代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支系以及作为其反题而得以形成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于具有鲜明的技术操作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传统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在文学对基础、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意识形式的辩证性“反映”的认识方面，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各自的哲学谱系出发，运用不同类型的符号学方法，体现出对文学反映论的不同阐释和运用方式。
一、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维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的符号学方法而言，对感性经验维度的重视是不可回避的。尽管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往往更为重视作为集体意识集合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至此后的诸多论著中，其反映论都不乏对个体感性经验的观照。
汪正龙业已准确地指出，文学反映论与洛克等人所开创的英国经验论思想传统相关②，换言之，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或“反映”，涉及到作家通过个体感知方式对外在客体的映现，这种认识相当中肯。应当说，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必然首先与作家个人对外在环境、时代特征的体验与感知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一前提，则无所谓通过文学文本来观照或“反映”社会现实。应当说，对感性经验的观照，正是文学反映论的基本哲学认识论之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诉诸于感性经验的认识方法，依然较为明显。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认为，英国17世纪以来的经验论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具有十分基础性的方法意义，并指出“唯物主义的认识只能与经验论这种哲学立场发生关联，而与其他哲学立场毫无关系”③，并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感性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在他看来，人类的思想观念，源自对意识外客体的感性认识与加工。众所周知，康德曾提出感性经验必须经由先验范畴的加工，方可能形成为人类知识，并以此试图调和英国经验论和欧陆唯理论。此处，马克思对意识再现外在客体功能的认识，事实上恰与经验论传统存在共通之处。此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文学反映论的论述里，马克思虽未直接援引经验论哲学表述，但他所描述的作家对诸多社会性观念的认识，必然经由作家个体在对这些观念所指涉的具体社会存在进行经验感知，换言之，作家必须对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观念意识所涉及的诸多社会实存、社会存在方式等进行直接的接触、感知，方才能够对其加以“反映”。例如，在谈及欧洲近代以来的“享乐哲学”时，马克思便认为，这种作为生活方式与习性的哲学观念能够“反映于回忆录、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中。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封建贵族作家们，必须经由对享乐哲学理念所描述的一系列具体的感官享乐方式的感性体验和认识，亦即对“现实的享乐形式”的感知⑥，才能够将其“反映”于作品之中。这种认识在列宁那里也得到了某种论证：“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⑦外在世界，必须首先通过感性经验的方式，才可能在心理和文本层面得到再现。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基础，与社会实践者对身处其中的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环境——亦即周围世界(the environed world)的经验息息相关。⑧可见，作家个人的感性经验对于文学反映论具有认识论层面的基础意义。
严格地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这种建基于经验论的符号反映论思想，体现出某种符号表征(represent)理论特征。所谓表征，即首先以概念形式，将外在感性事物映现于头脑中，同时运用诸多符号所组成的语义链，对这些感性事物进行形象化表达，并使之具有意义向度，“符号被组织成诸多语言后，一种共有语言的存在，使我们得以将我们的思维或概念转译为话语(words)、音响或语象，并将之运用为一种语言，以之向他人表达意义、传递思想”。⑨作家通过对外在感性事物的感知，将之以概念体系的方式存储于头脑之中，并通过语言符号的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组织，使之成为具有意义向度的语义链，亦即文学创作。这恰是经验论式反映论的基本创作模式。
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之中，即便在此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等传统中，同样留有不同程度的痕迹。此处以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为例。杰姆逊在其独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便在事实上将个体的感性经验维度融合于文学反映论之中。文学的社会维度批评，往往涉及对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或生产的过程、与作家所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在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杰姆逊对文学的社会阐释方法进行了三重划分，分别是“政治历史”(political history)、“社会”(society)和“历史”(history)。⑩尽管杰姆逊的原意在于，从批评的角度，阐释工作应通过构建特殊的意识形态阐释方式，将潜藏于文本符号中的意识形态加以还原，但必须指出的是，杰姆逊亦在事实上阐明了作家在特定政治语境之中，通过感性经验和无意识的方式，将特定意识及观念在作品中加以符号化再现的过程。
事实上，此处所阐述的“政治历史”角度，恰恰涉及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方法传统。杰姆逊显然认为，作家个体能够从其感性经验角度，在对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给予感性观照和理性思考后，无意识地将其融入文学符号形式中；同时，也往往以某种特定的文学符号将其反映出来。杰姆逊认为，这种创作维度，正是通过对外在环境的经验性感知、认识，以相对个性化、审美化的方式，“在解释文学或文化性文本时，将其视为符号活动，且不可避免地将其当成特别矛盾的化解途径”。(11)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关于作家与白日梦理论的影响。当代符号学界往往将弗洛伊德视为“开拓性的符号学家”(a proto-semiotician)(12)，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体解决心理创伤的符号化途径；而对于杰姆逊而言，作家基于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经验性感知，并将其以某种文学符号形式再现于文本之中，由此使自己所经验到的实际问题在想象中获得象征性解决，这正是杰姆逊对作家基于感性经验而进行的反映论创作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杰姆逊此处对文学作品“政治历史”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维度的重视传统。
二、文学反映论中的语义学途径
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在各自的文学反映论论述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经验论式思维特征，且往往将包括具有心理学特征的符号学在内的诸多现代学科纳入其反映论建构中(13)，体现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同时，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14)，也在此前关于经验论的观照基础上，批判性地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学反映论。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德拉-沃尔佩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艺界对文艺批评方法的固化理解——尤其是对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不甚满意，并由此从语义符号学角度，对此前建基于感性经验认识的反映论进行了发展。
德拉-沃尔佩主张以实证主义方法，从文学作品中的诸多具体文学因素中发掘意识形态因素。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与德拉-沃尔佩早年接受的休谟的经验论哲学较为紧密。与前文所述的洛克一样，英国17世纪哲学家休谟同样将个体感性经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德拉-沃尔佩正是在对休谟经验论哲学的吸纳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经验论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纯粹科学性的方法。恰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德拉-沃尔佩显然受到了康德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这种做法的影响”(15)，对经验论方法的运用，恰是德拉-沃尔佩批评方法科学化的体现。
德拉-沃尔佩曾以其“具象—抽象—具象”这一公式化表述(16)，试图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的知识论。在这一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德拉-沃尔佩虽未过多地使用经验论术语，但从其建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看，显然是将作家个体的感性经验，视为其通过文学来再现社会现实的基本科学维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德拉—沃尔佩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论方法。
但必须指出的是，德拉-沃尔佩虽认识到感性经验在反映论中的重要性，且同样认识到文学符号在反映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意义，但他也指出，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承认传统反映论认为文学能够精准地再现社会现实的观念。德拉-沃尔佩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必须从语义学这一独到的符号学支系角度出发，并认识到：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往往经过了意识形态的某种过滤，意识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日常语言——抑或“历史语言”“科学语言”的方式得以表达，而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的最大区别，在于表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具有单义性，而诗性语言具有多义性，这便涉及到德拉-沃尔佩对文学反映论的认识。
在西方文学史上，象征、寓言或隐喻手法往往被文学家作为基本技法而普遍使用，其中尤以中世纪教会文学为典型。在象征等修辞学技法的运用过程中，作者往往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其中寄予某种宗教、文化或风俗观念，即意识形态。例如，但丁便将寓言或象征等技法作为文学的首要特征。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看，象征或寓言中的语象所蕴藏的诸多观念集合，正是在特定时代的基础、生产关系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必须指出的是，德拉-沃尔佩认为，象征、寓言等诗性语言符号并不精确地与源自基础的意识形态发生锚定，而是在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转向诗性语言的过程中，相应地由单一语义而转换为多义性语言。德拉-沃尔佩将这种转换关系称为“语义的辩证法”[dialéctica semántica]，并以其独到的“有机性语境”(contexuales-organicos)理论来加以阐释：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在与其同类语言所共同构成的所谓“无机性语境”中，其语言符号并不因这种语境的作用而产生其他意义；而诗性语言符号则在由同类语言所共同构成的“有机性语境”中，因与其他诗性符号彼此间发生影响，而易于产生其他意义内涵。正因为此，德拉-沃尔佩认为，由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及其他艺术的语义张力的作用，它们对“社会现实”或意识形态的“反映”过程是较为曲折而含混的。
由此，唯有通过经验论的综合方法，和类似于唯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共同运用，才有可能通过对文学文本中各种意识形式语义因素的发掘和甄别，从中提炼出对社会现实因素的认识，“一种综合的、唯物主义的语义的辩证法(它接替了莫名其妙的‘反映论’(reflejos)的镜子式隐喻)使其得以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何以逐步转型为诗歌的真实条件”(17)，“除非我们克服诗歌的智力属性(intelectual)……否则便无法确认它如何‘反映’社会及社会的意识形态(ideologías)”(18)，从而做出有别于传统反映论的判断。
总而言之，德拉-沃尔佩从文学的语义张力角度，对此前建立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文学反映论进行了发展，并由此提出了相对独到的文学反映论观念。这种认识，是对德拉-沃尔佩所处的西方思想界“语言学转向”的呼应，也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科学性旨向。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的结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
有西方学者提出，20世纪的诸多思想理论，都涉及以“深层/表层”的对立方式来审视研究对象，其中，马克思与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分别关于“基础”/“上层建筑”、“语言”/“言语”关系的论述，都属于这一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常被某些学者以“语言”/“言语”关系来加以结构主义式的认识与表述。(19)
西方后世学者关于索绪尔“语言”/“言语”概念的结构主义式解读，被西方近代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视为重要学科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在深层结构的作用下，客体的表层结构中诸多组成元素得以展开，并因形成某种语义链而具有了价值向度。结构主义理论的这种思想方法，借由20世纪以来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而在西方学术界盛行一时。在这一过程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从类似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角度来理解文学对意识形态或基础的再现关系。反映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运用的本质，是对“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视域的重视，是对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多样化的思想来源的重视。相对于此前所述的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论倾向，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观照和运用，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在再现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自律性逻辑，也相应地体现出对文学反映问题复杂性的考察和认识，也是对此前经验论式反映论的重新认识。
如上所述，德拉-沃尔佩提出以诉诸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认识文学作品对意识形态的语义转换。然而，在此后的其他论著中，德拉-沃尔佩在谈及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再现关系上，却又采取了典型的结构主义认识方法，而忽视了结构主义自身的反经验论特征。(20)他认为“语言”/“言语”，亦即人类的个性话语和话语习性之间，是上层建筑和个性化的话语表述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理解和阐释意识形态和文学之间的关系。(21)在评析罗兰·巴尔特典型的结构主义“零度”(Degree Zero)写作理论时，德拉-沃尔佩便批判性地采纳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认识方法：巴尔特一味地将“语言”和“言语”理解为特定时代的统一性写作风格和作家具体的个人表述，从而将“语言”形而上学化；事实上，如果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文学中“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便只能将其理解为文学经由语言表述而对意识形态的再现。(22)严格地讲，此处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体现出德拉-沃尔佩对结构主义认识的含混性，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体现出文学反映论认识方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此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则将意识形态视为“语法”(grammar)，而将文学作品视为具体“表述”(speech)。(23)有学者指出，伊格尔顿的这种认识，实际是上述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种论述方式。(24)显然，伊格尔顿与德拉-沃尔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文学文本视为对作为文学结构的意识形态的反映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反映论采取了结构主义式的阐述方式。
尽管如此，这种对意识形态和文学文本间“反映”关系的结构主义式理解，却仍受到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诸多批评者的诟病，其原因主要在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往往过分强调文学结构对文学表述的统摄作用，而忽视了文学结构自身的复杂性，这也致使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其文学反映论带上了些许卡尔纳普所描述的“还原论”色彩，而被不少学者批评为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结构与文本关系的认识与论述，却因对结构问题自身的认识的复杂性而存在差异。结构主义自身的方法缺陷，直接引发了后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的兴起。对于文学反映论而言，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式反映论的质疑同样存在。例如，往往被西方学界视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和马舍雷(25)，都曾从类似于结构论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文学反映论的复杂性的探讨，并由此对传统文学反映论加以批判性阐释。两人都意识到文学反映论的实质在于：文学对作为基础的社会现实的再现，必须经由对意识形态的曲折而复杂的再现过程；甚至，与其称这一过程为“反映”(reflection)，毋宁称其为“折射”(refraction)。因此，他们对文学反映论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结构主义式符号学的一般认识，相应地步入了后结构主义的范畴，并由此对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反映论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阿尔都塞曾以其结构因果论、“多元决定论”，间接地表述了作为深层结构的基础与作为文学作品的表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在事实上探讨了文学反映论的复杂机制，阿尔都塞也因此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者。(26)相对于阿尔都塞和其他此类马克思主义者，巴赫金和马舍雷则在近代语言哲学及符号学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文学文本含有十分复杂的意识形式，因而对意识形态的再现亦具有至为复杂的作用机制，而绝非简单的经验性或机械性反映。
如前所示，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将不同文化文本视为对基础的直接“反映”。在这种认识下，文化文本和经济基础之间是直接对应关系，而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批评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一味将其归于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这一批评视域的方法窠臼内。鉴于这种状况，巴赫金批评了苏联时代的机械反映论倾向，并从社会学、哲学及心理学角度提出，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意识形态与基础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前者对后者的再现必然经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同时，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再现，经历了另一个同样细微而繁密的过程。
首先，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必然经由不同符号而得以体现，并在凭借符号的彼此交往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体现出社会群体在社会交往行为中的沟通、协作等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同时，群体间经由语言符号的沟通，是否形成了足以再现基础的意识形态，必须经由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及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效应等来加以判断：“语词(word)是对社会性变动最为敏锐的指示符号(index)——尽管它可能仍处于缓慢增加的过程中，或暂时未被调整为全然确定下来的意识形态系统。”(27)可见，经由符号载体而得到呈现的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一部分得以再现基础的情况下，其他部分则体现出脱离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这便是意识形态对基础的再现具有复杂性的缘由。其次，文学文本作为话语符号的集合方式，在再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同样因其符号自身的混杂性而带上了非线性、曲折性特征。质而言之，“未经加工的事实，若不通过折射(unrefracted)作用，很难映射到文学内容里”。(28)这样，巴赫金便从意识形态的符号属性角度，阐述了文学折射基础的曲折过程及复杂属性。
此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舍雷同样正面回应了机械反映论，并以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认识方式，提出作为所谓文学“结构”的意识形态具有断裂性特征。学界关于马舍雷这种“离心论”的论述已较为完备，此处不再赘言。马舍雷同样从意识形态结构的复杂性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在再现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曲折过程。
总而言之，巴赫金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作为符号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与冲突性，从而相应阐述了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方式的多样性及其机制的复杂性。确切地讲，巴赫金等人的批评方式，既是对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对结构主义文学反映论的突破，也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建构全新反映论的尝试。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反映论的符号学维度反思
文学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符号学批评实践中，往往因其哲学方法背景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批评维度。然而，在当代中外学界，文学反映论也愈益受到诸多质疑，原因主要体现为反映论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作家主体精神及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事实。传统的经验论式反映论，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映现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然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却在总体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文学中既含有基于作家个人精神体验的意识形式，同时，考察与特定生产条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样是探讨文学创作至为重要的维度。然而，传统的经验论式反映论，却在较大的程度上忽视了文学创作的这两个重要方面。
传统的反映论，强调了个体的感性经验在文学文本中的映现，却首先忽视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将个体意识或精神体验融汇于作品当中。巴赫金曾提出，个体往往会基于内在精神体验形成某种个体符号形态，并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交际过程中，将其外化为一般性社会符号，从这一角度讲，作为内在个体性符号的作家个人精神体验，在被编码于作品当中后，便成为一种获得普遍理解的、被巴赫金称为“重音符号”的意识形态符号，“所有意识形态重音符号都是由个体声音(就像在语汇中)或有机物个体制造出来的”(29)，“外在意识形态符号产生、且持续地存在于内在符号的汪洋里”(30)。所有意识形态符号都源于个体意识中，只是这种个体意识必须在个体间的交际、传播过程中获得普遍意识形态“重音”化而已。有学者曾阐释过巴赫金这一理论的反映论意义：“巴赫金式的互文本性(作为陌生声音的交界处，即过去和现代文本的复制和整合)，具体体裁的编码，作者个人体裁的诗性，他个人的风格与写作过程等。”(31)巴赫金的这种认识，潜在地将作为个人精神体验的个体符号视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从而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间接的批评。
同时，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维度，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受到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文学批评的科学品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尤其是其文学结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传统反映论的反题形式。必须指出的是，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虽然强调了意识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基本作用，但却因忽视了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表征过程的复杂性，而备受批评；而后结构主义批评，却逻辑性地表达了关于文学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文学表征过程复杂性的认识。
此外，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语义学批评，对意识形态由潜在的日常话语转向“象征”“隐喻”等诗性话语的过程所做的考察，更是对文学意识形态内在转换形态的深入探讨。这些探讨，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反映论所进行的有力反思。
如前所述，在反映论传统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符号学维度，首先是对反映论中合理成分的充分肯定；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结构—后结构符号学理论、以及语义符号学理论。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学维度对反映论进行了辩证而有效的审视和运用。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视域和途径，文学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在文学反映论方面运用了不同的符号学方法，往往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文学再现机制复杂性的思考与探讨，从而使得文学反映论成为一种愈益成熟的批评观念及方法，也进一步确保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应有的科学品质。
注释：
①②(13)汪正龙：《文学反映论：缘起、争论与前景》，《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本文关于文学反映论发展历程的认识，主要参考自该文；此外，还参考了董学文所著《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一书的相关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Adam Schaff,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78,p.77.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9、490页。
⑦《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⑧俞吾金：《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⑨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18.
⑩(11)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60,p.66.
(12)Robert Hodge and Gunther Kress,Social Semiotic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14.
(14)关于德拉-沃尔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论述，参见Perry Andersen,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NLB,1976,pp.41-42.
(15)Franco Schiavoni,"The Anti-Romantic Rationalist Aesthetics of Galvano Della Volpe",in Thesis Eleven(12),1985,p.65.
(16)Galvano della Volpe,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79,p.200.
(17)(18)Galvano della Volpe,Critica Del Gusto,Milán:Feltrinelli,1963,p.183,p.185.
(19)See The Structuralists:from Marx to Lévi-Strauss,eds.Richard T.DeGeorge and Fernande M.DeGeorge,New York:Doubleday,1972.
(20)杰姆逊曾对结构主义与经验论的方法逻辑的矛盾予以分析，参见其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23.
(21)(22)Galvano della Volpe,"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Critique of Taste,trans.M.Caesar,London:Verso,1991,pp.250-251.此文系德拉-沃尔佩的一篇佚文，Critica Del Gusto一书英文版译者将其收入该版本的附录部分。
(23)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6,p.66.
(24)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5)参见张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后结构主义的两种批评途径》等文，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西方学界认为，巴赫金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倾向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十分超前地体现出来，详见Mark Currie,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Houndmills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1998,p.5.
(26)See 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1.
(27)(29)(30)Valentine Volos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trans.L.Matejka,New York:Seminar Press,1973,p.19,p.22,p.33.
(28)M.Bakhtin/P.Medvedev,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trans.A.Wehrl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7.亦可参见张碧《巴赫金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4期。
(31)诺拉·克劳索瓦：《符号系统理论与文学反映的过程》，陆优然译，《符号与传媒》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