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的两本美国政治笔记《直话直说的政治》与《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直接明快、读来饶有趣味，虽然也许是由于两书是给不同报刊所写文章结集之故，整个读下来还是会感到有重复拖沓的地方，但这已是近年来这一领域不仅容易读，也值得读的好书。
我为此感到高兴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原是北京旧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以采访海外著名学者颇显其作为记者的敏感和见识，去美十年，硕博连读竟没有被“修理”得在公共舆论领域“失声”也是可喜可贺。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找回自己本行的一点感觉，至少我觉得这些写作并不单纯只是如作者自承的“为稻梁谋”的打工文字，而大概也是作者很适合做、作者也能在其中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史学功底的一件事。
薛涌说他在美国呆得久了，才逐渐明白了美国政治的奥秘。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说这看看近20年总统的文凭就能明白。不过，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却必须有一个结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的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就是假“民主”，而其他地方才有真民主，相反，薛涌还是认为美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他提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判断是：世界上的政治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精英政治，只是这些精英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大为不同。在古代中国是统治者比民众高人一等，而在美国则是统治者必须拼命向选民表示，我是你们中间的普通一员，努力低就、入伙，设法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民百姓。他说其实老百姓的政治见识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知道如何用一套道具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懂得很多。
这里马上引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美国政治家的这种“低就”大众的“直活直说”究竟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打扮”呢，还是这就是他们的本色，他们就真心地这样认为？换句话说，在他们那里，“直活直说”是否同时也是“实话实说”？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和我自己的经验有关，记得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到一本拿破仑的传记，里面大致说到拿破仑一次在阳台上接受群众的欢呼，表现得也深受群众热情的感动，但是，转过身来，他低低地嘟囔了一句：“这些笨蛋”。这句话只被他身边的一个人听到了。而这句话对我却是具有震撼性的，构成了我最早的一次政治启蒙。从此我就怀疑，当我们在城楼下对一个伟人热烈欢呼的时候，他心里对我们会是怎样的想法。
那么，这里就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如果说政治家的粗浅的“直活直说”只是一种策略，他的见解实际上要比老百姓高，那么，这很符合精英政治，但是，如果那一天老百姓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可能不信任他——而这在民主社会是尤其要紧的，他们很快就可能用选票让他下台；而如果说一种粗浅的“直活直说”就是政治家的水平，政治家和老百姓的政治见解没有什么高低的差别，那么，“精英政治”又从何说起？或者这也许开始只是一种策略，但久而久之，两者是否也会变得完全一样？或者差异只是在当上总统的能力，而不在当好总统的能力？
当然，还可以有一种退一步的解释，那就是，政治家还是相信他所说的，但是他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理，比如他只是说出了他希望民众接受的政治结论（乃至表层的、大众可以很快接受的一些理由），但没有说出真正重要的深层理由。有一年我在美国早餐祈祷会上，看布什祷告和听他讲话，心里也在琢磨，他是否真的像他表现得那样虔诚呢？以及他是否真的完全相信他所说的呢？当布什说所有人都热爱自由，伊拉克人也热爱自由，这样，对伊开战就无异于“解民于倒悬”的时候，他是否真的深信这些话、或相信这就是对伊开战的充分的道义理由？
按那种退一步的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可以有不是价值论的，而是事实上的解释，即不是说应当如此，而是事实如此；不是说应当使民不知，乃至实行愚民政策，而是说从根本上说无法、或至少暂时无法使民“知之”，但为了民众的长远或真正的利益，还是要说民众接受这样的政策。的确，过去的传统社会这样做，也就这样说了；现在的民主社会如果也这样做，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改变。
这当然还是有危险。如果可能，根本的办法当然还是建立真正广泛的政治共识。如果说在精神追求、艺术创造能力等方面无法泯灭精英和民众的差别，那么，有没有可能至少在政治和公共管理层面达成共识？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启蒙学者所为，而如果政治家嫌思想家的启蒙慢了，或思想家自己觉得慢了，还可能继之以激进的行动和革命。
无论如何，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精英和民众的政见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差别仅仅是话语还是政见的差别？政治家的政治见解或政治能力只是表面上和大众一样高呢，还是实际上仍高于大众？而他们要努力和大众看起来“一样高”只是民主社会的一种政治修辞？或者说，他们是要更多地表达人民的呼声呢，还是要用他们的话语改造、动员或说服大众，他们可能还是最终想为民众好，但一时说服不了他们，所以，他们甚至可能欺瞒他们，当然是用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
当然，民主与精英治国能否并存，这也许还要看持什么样的民主观，如果是持熊彼特、波普尔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只是一种选择、制约或和平罢免政治精英的手段，那么，民主和精英治国也许并不是太矛盾。而如果是持一种认为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是价值本身，民主就必须是人民直接统治的观点，那么，民主和精英治国就肯定是冲突的。
那么，如何对治民主时代仍然流行的（虽然常常可能是隐蔽的）“精英治国”？如果说连美国这样“充分的民主社会”也还是精英治国，那么，对治之策是更彻底的直接民主呢？还是另寻他途？如果在一个大国里做不到直接民主而只能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那么，办法也许还有两个：一是考虑究竟选择那一类精英执政对保障被治者的权益来说比较可靠；一是限制政治权力的范围，使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精英都不致于过于僭越。
而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几成薛涌这两本书主角的布什是不是政治精英？大概也是。如果是，他是属于一种什么类型的政治精英？看来是精英里面比较“土”、比较“笨”的一个。而这即便从作者也同意的观点来看不是更好吗？但布什看来还是作者不太喜欢的那种精英，他认为布什大大扩展了政府的权力。不过布什离君主看来还差得很远，就像美国从外面看像是一个“帝国”，而从内部看，离“帝国”的真实涵义也还差得很远。布什与其说更多地改变了政治，不如说更多地改变了文化，或至少把本来也存在的文化矛盾尖锐化了。当然，文化的“权力”比起政治的权力似乎更是无处不在的。顺便说说，我真的觉得布什还不算是让人很讨嫌的政治家，但是，我也能理解这里有一种距离在起作用。保守主义离近了是有点让人难堪的，尤其是带有一点本土或种族色彩的的保守主义。由此想到，我们还须时时警省自己的现实处境对自己立场和看法的影响。这不仅是说作者，也是说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