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梅君教授是我非常敬仰和叹服的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与我长期保持珍贵友谊和莫逆之交的真正好朋友，也确实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和志同道合的。自我认识罗教授20多年来，我们联系密切，常来常往，罗教授多次到中国和北京大学来，她的博士生和助教也多次来北京大学访问我；我多次到德国和柏林自由大学去，我的博士生也多次去柏林自由大学拜见他，其中李现红还在罗教授那里接受了一年的博士联合培养。20多年来，我对罗教授学术研究的宏大视野与深刻见解，不仅领悟益深，而且叹服之至。
1994年，北京大学安排我到柏林自由大学访学一年。罗教授对我极为关照并周到安排，不仅让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柏林自由大学开设"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婚姻与家庭史"两门课，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教学科研条件，还让我参加很多重要学术活动并多次举办学术讲座。访学一年我受益良多：一是结交了新友，认识了不少德国教授和专家，其中不乏某些领域的佼佼者；二是扩大了视野，了解到一些宝贵的学术前沿理论和信息，其中有些在中国是不可能接触到的；三是享受了宁静，摆脱了国内的大量事务性工作，有时间坐冷板凳专心致志学习研究；四是带来了好运，1995年我回国不久就评上了北京大学教授，而那年的竞争据说空前激烈。顺便说明的是，我评上的北京大学教授是"正教授"（正常晋升），而不是"破教授"（破格晋升）。因为1995年恰逢我晋升副教授5年，刚符合正常晋升教授的年限。这样，我自1978年上大学，至1995年正常晋升教授，共经历了17年。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属于好运。
在访德一年中，我通过与罗教授的多次学术交流和合作，逐渐领悟罗教授从事教学科研的宏大视野，深刻见解，严谨学风，渊博学识，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特别是日益叹服罗教授关于生育、婚姻、丧葬的许多精辟观点，而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她已出版的德文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于是我向罗教授真诚建议，这本大作最好译成中文版，并毛遂自荐地对罗教授说：我保证找到最高水平的翻译者和顶尖档次的出版社。罗教授同意后，我确实说到做到，找到了最高水平的翻译者王燕生教授和顶尖档次的出版社中华书局。罗教授这本大作的中文版，经过王燕生教授等齐心协力的高水平翻译，已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罗教授这本大作的最大亮点，如同罗教授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其宏大视野与深刻见解上。就宏大视野而言，罗教授在这本大作的"导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本书的宗旨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系统地描写和阐释从帝制末期到本世纪80年代初的平民百姓和新旧上层人物在生育、婚姻和丧葬方面的实践；二是新旧上层人物的实践、二次阐释和官方策略与当代实践在城乡的表现，应当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去确定，这是为了说明下列六大问题："怎样确定在传统的北京民间文化和旧上层人物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的阐释体系和上层人物的官方策略是如何交接取代的？""目前实践和阐释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是当前阐释体系的主要基本特征？""在这三个领域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哪些时代差异和不平衡？""当代实践与传统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
罗教授的宏大视野还令人信服地体现在这本大作的以下三点内容上：一是在生育部分，罗教授认为，在新的上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给不仅仅是"现代"西方医学，而且也是社会改良和变革的代表们，重新提出了生育这一主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为强烈。对于新社会上层的代表人物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概念和妇女们的实践，同样是自古流传下来植根于儒家思想和迷信的世界观的表现，正是要从社会改良和民族革新的利益出发甚至摧毁这一世界观，方法就是人口质的改善和量的提高。
二是在婚姻部分，罗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婚礼进程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或从繁复到简单的直线式前进过程。最近几年父母和家庭对选择配偶的影响又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另外，在择偶标准中越来越重视对方的家庭背景，这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和执政的阶层。这些都表明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不仅出现在婚姻领域，同样也出现在其他社会领域。社会的变革不单是所有制和政治制度变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
三是在丧葬部分，罗教授认为，丧事充分体现了家庭秩序的危机和重建。因为家长一死，家中会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家庭的经济状况受到威胁，以前家庭是一个经济、政治整体，而现在儿子儿媳却要各奔东西--分家。这种情况下，丧家会大办丧事，人人力争举止"合适"。父亲辈或祖父辈有人去世，其继位人和继承人在象征性资产上获益最大。不光是男子获益，那些有儿子的寡妇也会获益，因为她们已然为家族繁衍了后代，为家族经济作出了贡献。
就深刻见解而言，罗教授在这本大作的"导言"中独具慧眼地指出：宇宙学、巫术、宗教三个阐释层次的关联不是发生在各自思想体系的层次上，而是在实践的层次上，行动者各按所需使用对基本概念的不同解释来说明他们的实践。于是对实践的某些领域所作的要伪装和隐蔽基本利益的二次阐释得到的往往是无条理的，部分是巫术--宗教的，部分是道教的，部分是道德--伦理的论据。编成法典的系统化的阐释体系，即上层人物的官方策略，再次表现出与二次阐释这一层次的不同，并以这种形态与实践对比。
罗教授的深刻见解还发人深省地体现在这本大作的以下三点内容上：一是在生育部分，罗教授认为，不是作为妇女唯一天职的母亲身份受到了过高的评价，而是它被功能化了，被看作是必须生一个或多个儿子或孩子，并借助于这一"子宫家庭"来增强妇女的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附近的卢家村，76名育龄妇女中有12名妇女未生育，占15%之多；20世纪40年代，在青海一个不大的范围内，8-10%的汉族婚姻没有子女。
二是在婚姻部分，罗教授认为，聘娶婚是最有社会威望的婚姻类型。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门当户对的，是在同一社会阶层内按同等社会和经济地位原则而缔结的婚姻，它有助于加强和扩大亲友交往和互助关系，也是唯一能通过公开展示财富和社会关系来赢得声望和积累象征性资本的婚姻类型。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门当户对可使儿媳妇比较容易过门和适应婆家的生活，这只是个次要方面。
三是在丧葬部分，罗教授认为，尽管中国俗话说"备好棺材不死男人"，"择吉日做寿衣寿材可延年益寿"，但只有一部分老人认为提前准备后事令人心安，那些自我感觉还年轻的人则不愿看到这些。例如李鸿章出访欧洲时，随身携带棺材一副。当一家保险公司因棺材失火而将之拍卖后，李鸿章并不接受拍卖所得。
目前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复兴以来，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其中在不断加强与国外著名学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确实取得了不少很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但我深切感到，在学术研究的宏大视野与深刻见解方面，我们中国学者与罗教授相比，确实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是视野该"宏大"时"宏大"不了，见解该"深刻"时"深刻"不得。尤其在"深刻"方面，我们很多中国学者明显用力不多，当然功力也不够，哪怕是失于片面的"深刻"都很少见。而相对而言，面面俱到的"肤浅"，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论述中，倒是屡见不鲜。毫无疑问，这对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不断深化，是非常不利和需要改进的。非常希望我们中国学者能从罗教授这本大作中，虚心学习、真正领悟与愉快享受罗教授的宏大视野、深刻见解与严谨规范的治学之道。
罗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来，40多年始终重视、推进和致力于与中国学者尤其是与北京大学教授的交流合作，是中国的高层次友好使者和北京大学资深客座教授。衷心期望罗教授一如既往地重视、推进和致力于与中国学者尤其是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深度交流合作。也衷心期望罗教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出更多像这本大作一样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争取还能无偿将中文版权交付中国出版社，使中国学者有更多机会虚心学习、真正领悟与愉快享受罗教授的宏大视野、深刻见解与严谨规范的治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