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学科得以恢复重建。近三十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沿着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的主轴，实现了内在逻辑的转换发展，其体现为：重心论域的转移发展；思想方法的调整转换；研究视角的切换转变；分析范式的嬗变更设；主导思维的归位置换；主题内容的演进变迁；研究视野的开拓扩展；研究方法的丰富发展；科学程度的增强提升；任务功能的变更发展。这一转换发展不仅显示着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未来趋势，而且映现着我国社会政治的历史转折，彰显着共和国政治的本质精神和内在精髓，提示着人民政治发展的实然战略和路径。
【关键词】政治学|学术发展|阶级斗争|人民共和|学术逻辑转换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始兴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据载，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定大学堂的大学专门分科为七科，其中第一科即为政治科。①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新中国的大学学科设置很大程度上参照前苏联的做法，加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独立学科专业的政治学被撤销，政治学的发展由此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我国社会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历史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着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②这一指示，直接推动了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
时至今日，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回顾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着眼分析学科学术发展的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学科和社会政治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具有特定的启示意义。
就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来看，特定学科的学术发展通常受到学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学科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实践的要求、特定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国家的立国精神和方针政策等，这些因素对于学科学术发展会形成特定要求。而学科内部因素，则是指学科学术研究在回应这些外部影响和要求的过程中，自身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超越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角度的调整、层面的细化、领域的开拓、主题的深化、能力的强化和效果的提高等等。由此可见，学术发展的学科内部因素，实际是学科学术研究对于外部因素要求的回应。这些内部因素和回应作为学术发展的学科内生变量，不断从学科内部促使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进而形成了学术发展的学科内在逻辑。
据此可见，我国政治学科近三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科学术发展双重作用的产物，它们体现着政治的历史与政治的学术的切合性、逻辑的政治与政治的逻辑的一致性。这种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发展内容如下：
一、重心论域的转移发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恢复重建和发展的我国政治学科，为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其学术研究的重心论域首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的思想逻辑起点是关于“政治”含义理解的转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③根据邓小平的政治观，政治学者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进行了反思，“政治学者也都肯定，以前有些人把政治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把政治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对政治概念的曲解，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观念。”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⑤在反思的基础上，政治学研究构建了国家政治观、全局政治观、权力政治观和利益政治观等，并且由此出发展开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学术行程。
政治观的转变，是政治学研究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对于政治学这门科学来说，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新认识，如同国家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一样，具有根本性转变的性质和意义，为我们正确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⑥这一转变也实际设定了我国政治学研究重心领域转变和发展的脉络和逻辑轨迹。
首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以后，在继续关注社会主义时期特定范围内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努力准确把握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战略决策的深刻含义，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由此出发，积极把政治学研究重心论域和关注焦点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和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基础上人民内部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及其状况。
其次，在学术研究的重心领域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转移到人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上，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心领域得到拓展和丰富，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仍然被视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社会属性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再被视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唯一社会属性，在阶级属性之外，社会成员的阶层、集团、民族、单位等社会属性及其政治意义得到了重视，并且作为人民内部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和政治的社会前提，纳入政治分析和研究的范围。
与此同时，人民内部多种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多种利益和利益关系得到了政治学者的关注和分析，政治学科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和强调对抗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背景下人民内部阶级利益的单一性和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统一性，转变到关注人民内部在多重社会属性基础上形成的多种利益和利益关系，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及其政治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根本利益的统一性和不同群体和公民切身利益的多样性及其政治意义。
第三，在学术研究的重心领域在人民内部关系及其政治意义的拓展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党的治国治党方略的不断完善，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心领域在人民公共权威现代发展的研究任务下，在个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人与制度的关系等不同分析侧重点及其转换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任务和道路选择，要求政治学研究在这一总体任务中承担自己的历史和学术责任，按照这一发展道路，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研究，使得人民的公共利益和不同利益得到政治实现和政治协调，使得人民主政、政府治政，全体人民共同和谐发展的共和国立国原则主导公共生活，使得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价值取向逐步得以实现。我国政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学术使命中，深化对于人民内部政治关系发展变化及其权威实现体制和机制的研究，使得政治学自身转变为立足研究人民内部利益权威性分配和协调的政治学，成为促进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政治文明的政治学。
我国政治学研究重心论域的转变和发展的脉络和逻辑，从根本上构成了政治学研究演进发展的主体脉络和逻辑，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其他脉络和逻辑或者是这一脉络和逻辑的衍生和派生物，或者受着这一脉络和逻辑主导支配和深刻影响。
二、思想方法的调整转换
学术研究重心的转折发展，必然要求学术研究思想方法的调整转换，由此构成学术研究思想方法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从我国政治学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来看，其思想方法调整转换的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
在认识论方面，政治学研究思想方法的转换，集中体现为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从困顿于本本主义、经典至上的学术思维，转向从实际出发，把社会政治生活和实践看作是探求政治真谛的不绝源泉的思想方法；从信守于书本教条的学术，转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关注和研究实际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实事求是，探求政治活动和政治事务发展规律和真理的学术；从局限于寻章摘句、标注经典的理解性和解释性学术，到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赋予学术活动以政治生活的灵魂，释放思想能量，创新学术理论，并且以实践作为检验学术认知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学术；从囿限于前人的某些结论和定说，转向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实践和利益要求，不断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学问；从关注于推介国外思想理论学说方法，或者套用国外理论模式来裁剪或图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转变为理性地科学地分析、批判、扬弃和吸收西方的思想理论学说方法，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求索发展中国政治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在方法论方面，我国政治学研究思想方法的调整转换，集中体现为在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克服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确立和运用辩证逻辑思维进行学术研究，以全面、发展、辩证地把握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随着我国政治学研究重心的转变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这些转换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从对于政治生活斗争和对抗的形而上学的片面绝对强调，向着政治生活矛盾性与同一性的双重辩证的转换，既承认客观事物和过程的矛盾性是其基本属性，又确认“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是客观事物或过程的固有的性质”；⑦从体认政治关系的同一性仅为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存于统一体的形式性联系，到认知政治关系的同一性也作为矛盾双方的内容共同性联系而存在；从关于政治关系中双方矛盾的零和性解决的单一出路，到这种矛盾的双赢性解决的辩证选择；从政治学术取向和倾向的片面性，到排除各种极“左”和右倾思想干扰，努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⑧，以“三个有利于”为取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从政治学研究的单一真理向度的价值确定，转换到在一元化指导思想下鼓励多种学术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相互激发求索真理的局面。
三、研究视角的切换转变
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这一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公共秩序与公民自由、集中效率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政治学研究学术视角的切换逻辑集中体现为：从对于制度的单向度的关注转向对于制度与人的双重关切，尤其是对于人的切实关怀；从对于制度与人的关系在现实性上体现的这些相互依存、矛盾统一的双方的片面侧重，转变到对于双方的全面均衡把握；从对于社会政治关系中这些相互依存、矛盾统一的双方的矛盾性的绝对强调，转变到对于双方之间矛盾和同一性的相对认知；从对于社会政治关系中这些相互依存、矛盾统一的双方的联系的排斥性理解，转变到对于双方关系的结合性阐述。
从其内容来看，我国政治学研究学术视角的这一切换逻辑体现为：
首先，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和安全稳定、经济效率和增长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关系内容的显示，与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和安全稳定、经济效率相对应的社会、公民、私人权利、公民自由、公平正义等以及由此构成的政治关系状况和内在联系方式，逐步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的视角随之从社会政治关系的单一方面逐步转向政治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及其联系。
其次，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学术研究贯穿着以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和安全稳定，经济效率和增长为分析本位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公民、私人权利、公民自由、公平正义等不仅显示出社会生活意义，而且体现出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分析本位逐步转移到政治关系诸方面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上，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东方政治文化实现多种政治和公共价值有机结合的辩证精髓，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战略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中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多主体共治的结合等等方面，由此形成了结合辩证政治的特色。⑨
第三，在政治学重建初期，国家建设和制度完善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目标和归宿，政治体制改革被视为政治发展的不二法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入，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的政治真谛和本质含义逐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旋律，因此，我国政治学研究对于制度本源的认知逐步为制度与人的关系的分析代替，制度主体性逐步被人的主体性取代。学术研究出发点、分析本位和归宿点逐步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政治视角，“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研究如何实现人类福社的学问。其目标是使所有人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⑩。
四、分析范式的更设嬗变
学术研究的范式，是指学术活动根据研究对象基本规定性而设定的研究方式，“范式(paradim)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1)。从我国政治学近30年的学术发展来看，其学术研究范式发展转变的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体现为：
(1)从继续革命政治向协调政治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党的工作中心的历史性转变，不仅使得敌对阶级政治关系逐步退出我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成为政治的基本内容，而且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抗政治形态，逐步被人民内部关系的协调政治形态所代替。社会政治形态的这一变化，促使我国政治学研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分析范式，转向人民内部协调政治关系的分析范式。人民内部多方面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协调，不仅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政治思维的主导原则。“政治学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处于互动之中的。由于这种互动，就使得解决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双方互动的情况，因而必然会出现多种答案。这样的政治过程，并非追求真理的过程，乃是寻求利益协调的过程。”(12)
(2)从协调政治向公共政治的演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逐步明显，政治的公共性日益凸显，与之对应，我国政治学者从人民内部多重关系和多种利益存在的确认，逐步转向对于人民内部政治的公共性的确认(13)，政治学学术范式逐步从协调政治演变为公共政治。
相对于协调政治范式，公共政治范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协调政治研究范式设定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具有多样性，设定这些多样性之间具有可协调性，设定协调是人民内部政治的主要运行方式和机制，设定人民内部政治的结果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协调共识，因此，协调政治研究范式也是协调达成共识研究范式。而公共政治学术范式预设政治生活中公共性和公共利益的先定存在，设定政治的内容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正是在公共政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公共预算、公共伦理等研究范式应运而生迅速发展。
(3)从公共政治向治理政治的演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和公共政治的实现，需要通过政府与市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形成共治格局，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法治和良治的目标。由此，我国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学术范式转向治理政治。治理政治的内在逻辑在于，承认政府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主张政府与多个治理主体之间协商合作，实现公共利益，因此，治理政治又是协商政治，协商政治与治理政治共同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
(4)从治理政治向和谐政治的演变。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政治学研究范式从公共政治进一步向和谐政治演变。和谐政治范式的思维特点在于：不仅承认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利益的存在和实现意义，而且承认非公共性利益的存在和实现价值；不仅承认人民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政治的任务，而且确认人民的不同利益的实现也是政治的内容；(14)不仅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和不同利益的实现，而且关心社会利益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不仅关心社会经济的效率，而且关心社会政治的公平正义，并且把这些统一于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弘扬人民共同和谐相处的共和国政治精神，追求人民共和的精髓，由北作为政治学术展开的基本范式。
五、主导思维的归位置换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与人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实践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在人民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作为其政治实践的支配性主题时，批判性思维必然是政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15)。因此，对于掌握了政权，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以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科学并不只是一门统治的学说，它也是一门关于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学说，这是由国家政权的双重功能决定的”(16)。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形态下，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是政治的错位思维，由此必然触发持续不断的运动政治、“文化大革命”的破立精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观念、空洞口号式的斗争学术和政治标签式的批判思维。
随着我国社会转向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现实得到确认，共和国政治形态逐步从革命政治向着建设政治、从运动政治向着治国政治回归。“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17)而人民政权的政治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则要求政治学展开积极的学术研究，形成建设性研究成果。政治生态的这种变化，在学术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促成了政治学思维方式的归位置换，其核心主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批判性主导思维方式，让位于健康的学术批评思维与建设性思维结合，而以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的建设性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其具体体现为：对于体制弊端和缺陷的批判主义学术思维，为治国理政的研究思维所置换；对于政治现象的空洞口号式甚至标签式的批判思维，为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厦，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公民培育的设计性思维、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创造性思维所替代。这种思维方式的归位置换，关系着人民共和国政治命运的归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不是么？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因此，积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对当前最大政治的关心。如果不是这样，尽管口头上喧嚷政治口号，而对四化建设毫无作用，还只能算是空头政治”(18)。
六、主题内容的演进变迁
近三十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主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而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总体进程中，我国政治学形成阶段性的学术研究主题内容，这些阶段性主题内容的演进变迁，烙刻了政治学围绕中国政治发展总体主题走过的求索轨迹，更彰显着政治学者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和路径的思路。
从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主题下，政治学研究从对于文革的反思，到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社会职能的重视，进而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到体制背后深层社会关系的探究，进而到政治主体与制度，比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关系的贯彻，再到人本政治、协商政治、合作政治与和谐政治的构建。
政治学研究阶段性主题的逻辑转换和有机连接，提示着政治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的深化进程和演进逻辑：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简单线性二元对应因果关系的理解，演进到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时空维度上的辩证关系对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规定的把握；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单边思路，演进到建构经济发展和改革要求的国家治理条件，在时空维度上双重保证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从政治稳定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强调，演进到以法治和良治为目标取向的治理理论的阐述，再发展为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的治理的主张，进而在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探索高度民主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形态。
政治学研究阶段性主题内容的逻辑转换和有机连接，也内含着这些主题内容的转换逻辑，这种逻辑体现着政治学者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实然思路，即从制度改革到国家治理，到国家法治和良治，到公平正义和谐，进而实现高度民主文明政治。(19)
七、研究视野的开拓进展
学术研究的视野是指学术活动中研究者观察和研究实际对象的范围。在我国政治学近三十年来的学术发展中，学术研究视野的变化发展总体呈现从单维度向多维度、从单领域向多领域、从单层面向多层面、从单机制到多机制、从单状态向多状态的不断丰富拓展的逻辑进程。
政治学研究视野从单维度向多维度的拓展，体现为从国家政治制度拓展包含政党、政治团体等组织制度；从根本政治制度拓展包含体制性和机制性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拓展包含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视野从单领域向多领域的拓展，体现为学术研究从国家领域拓展包含社会领域，如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从政府领域拓展包含非政府领域，如非政府组织研究；从公共领域拓展包含私人领域，如人权研究；从政治学科拓展包含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从思想理论拓展包含电子政务和网络政治。
政治学研究视野从单层面向多层面的拓展，体现为学术研究从宏观政治如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拓展包含中观政治，如地方政府、微观政治如乡村政治和社区政治；从思想理论和制度层面拓展包含政策、文化和行为层面；从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层面拓展包含治理共和国的方略、管理共和国的策略、运行共和国的谋略和发展共和国的战略层面；从抽象思维层面如政治哲学和方法论拓展包含具体分析层面如典型调查、案例分析。
政治学研究视野从单机制向多机制的拓展，体现为学术研究从政治这种社会公共权威机制的单一研究，转到社会公共权威机制与作为社会成员利益交换机制的市场机制、社会成员协商机制的社会自治机制、作为思想意识和政治认同机制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说服之间的比较分析；从社会公共权威机制的单一研究，转到公共权威机制与市场机制、社会自治机制、思想信仰和理论说服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社会功能的分析。
政治学研究视野从单状态向多状态的拓展，体现为学术研究从思想和制度状态的政治拓展包含行动、过程和发展状态的政治；从价值和理论状态的政治拓展包含组织、管理和技术状态的政治；从应然状态的政治拓展包含实然状态的政治；从本国政治拓展包含多国政治，展开和深化比较政治的研究；从政治当前状态拓展包含政治的历史状态与当前状态的联系；从社会形态的政治拓展包含技术网络和虚拟形态的政治。
八、研究方法的丰富发展
从单纯的阶级斗争转向人民政治关系和政治实践，势必挈领着政治研究方法转向丰富多样。“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的通常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和政治矛盾。这样，仔细地分析和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怎样才能准确、清楚地分析当前我国的这些矛盾，分析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创造新的分析方法。”(20)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我国政治学近三十年的学术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是政治学者遵行的指导性方法。
人民内部政治关系的多样性和政治实践的丰富性，要求政治学拓展和丰富政治学方法，近三十年来，我国政治学分析途径和工具，正是应这一要求发展的，其发展逻辑体现在：
政治学学术研究哲学层面的思想方法论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调整方面，其内容如前所述。
政治学分析途径从单一的阶级斗争分析，转向多样多重角度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阶级分析方法并非就是阶级斗争方法，比如共和国的基础即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关系；阶级分析方法并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因为人民的需求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已经是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分析方法也并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唯一方法，人民内部社会生活的丰富和社会关系属性的复杂，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多种科学分析途径。
政治学研究技术属性方法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为：从单一的规范性研究发展演进到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同时并举；从定性研究发展演进到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从表层描述发展到描述研究与因果分析的结合；从静态研究发展演进为动静态研究的结合；从个案的分析研究发展演进为个案与比较分析结合。与此同时，学术研究的命题设置、调查程序、模拟试验、统计分析和结论验证等方面规范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呈现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脉络和逻辑。而信息和网络技术，更使得政治学研究进入新的高科技阶段。
九、科学程度的增强提升
共和国的国家治理和人民民主的建设，合乎逻辑地要求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以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服务于人民利益。“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要为社会实践服务，这是天经地义，中外皆然。但是必须是真科学，才能有效地为社会实践服务。”(21)从近三十年的学科发展来看，我国政治学科学性的发展，体现为在基础学术和学术基础不断深化的推动下，从奋发起步到增强提升的发展路径。
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论述的简单援引，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学术融合和科学阐发。“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政治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和概念，在融入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成为政治学的灵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学科化即政治学化了”(22)。
从对于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文件的简单援引，到运用政治学思维分析政治战略策略思想，以学术科学性的提高，实现政治研究与政治实践的结合、政治学家与政治家的结合。由此，“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大大增强。政治学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23)。
从对于其他学科方法的简单借用，到具备自己学科的特定范畴、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政治学恢复之初，基本范畴、概念、方法基本借用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经过几代政治学人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说、概念、范畴、术语、方法和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24)
从对于研究方法的非规范和非科学性运用，到研究方法运用的逐步规范科学。恢复重建之初稚嫩的政治学，规范研究弱谙规范，实证分析无从实证，时至今日，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长足提升，其学术研究已逐步显示出科学学术的品貌和能力。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政治学学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经过几代政治学人的艰苦努力，我国政治学才基本具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品性、学术素质、学术思维、学术自觉、学术语言、学术能力和学术风范；而正是政治学科学性程度的不断增强提高，才使得政治学近而立之年卓然而立，能够作为独立学科跻身社会科学学科之林。
十、任务功能的变更发展
应国家建设和人民政治实践的要求，近三十年来，我国政治学在学术发展中逐步实现了学术研究任务和功能的变更发展，其基本特征体现为：
从集中关注思想理论和政治价值研究，转变到因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从理论与实际、学术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的结合上，展开学术研究，推动政治学科的学术发展。
从单纯注重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基础学术研究，转变到政治学基础理论、基础学术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并举，转变到两类研究围绕现实重大思想理论与实际发展问题的结合。
从满足于对于政治学经典文本资料的解读性、解释性、注释性、编译性学术和综合整理性学术，转变为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从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且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转变为着力对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根据社会政治的表象和经验活动，进行抽象思考，提炼上升，构建和创造知识、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创造性学术。
从学科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保证，转变到承担和发挥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任务和功能。随着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日益繁重，我国政治学承担国家建设和管理的研究任务日益增加，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作用和功能由此从注重政治精神、政治价值的发展教育，转变到政治精神、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技术的发展和教育并举；从着力于塑造社会主义政治人格，转变到培养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人格、政治人才和管理人才；从人民政治价值观的养成，转变到公民的政治价值、政治思维、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素养、政治精神和政治技能的多方面综合养成。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体现着人民共和国政治精神和政治文明的本质取向和精髓所在，从学术思想和研究发展的特定角度和层面，显示着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的转变发展特点：
1.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映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重点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25)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和政治形态，他们给出了共和国的设想而未及给出实现方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思想为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民主根本制度原则和政治本质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代共产党人三十年的艰苦探索，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总主题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26)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这样的党；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发展、如何进行这样的发展的问题。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我国政治学研究，以近三十年的学术历程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的学术逻辑转换，从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特定角度和层面，映射着这一探索历程，体现着这一思想进程，诠释着东方大国人民当家做主与共同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的政治本质。
2.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提示着我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指出：“‘在历史上，认识过程实际上并非是按照内在的规律发展的，它的发展并非仅仅遵从‘事物的本性’或‘纯粹逻辑的可能性’，它并不是由‘内在辩证法’推动的。相反，现实思想的出现和定型在许多方面都是受与此非常不同的超理论因素影响的。与纯理论因素相反，这些因素可以称为存在因素。这样，思想的这种存在决定也将不得不视为一个事实”。(27)这些超理论因素和存在因素，即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据此可知，我国政治学从阶级斗争向人民共和的学术发展的逻辑转换，不过是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发展逻辑的学术映现：政治学研究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人民共和国已然存在和政治实现的历史要求的学术体现；政治研究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民共和超越阶级斗争，政治建设超越政治斗争而追求人民和谐文明精神的学术呈现；政治学研究阶段性主题从阶级斗争政治到政体改革研究，到国家治理探讨，到法治和良治主张，到公平正义追求，直到高度民主的体制机制实现的学术思想逻辑进程，体现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实然思路，彰显着逻辑的政治与政治的逻辑的共同律动；政治学研究视角、范式、方法和视野的调整丰富，则透视和见证着人民共和的政治文明的发育成长。
3.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显示着我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特点。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专业性认识活动，政治学研究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的逻辑转换，显示了这一认识活动的发展特点：以政治关系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依据，对于社会政治进行的定性分析，是政治学研究的前提基础；正确的辩证逻辑是清晰把握复杂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思想指南；人民利益的时代要求和政治实践发展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动力、社会基础和检测标准；人民共和本质精神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共和国的国情政情和人民利益发展要求，根据这一取向更新思维和确定主题，是政治学研究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所在；在亿万人民政治实践及其发展的基础上调整转换学术研究的视角、范式、视野和方法，是创新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途径；而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则是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和作用的重要方式。
4.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昭示着我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的逻辑转换，既是政治学研究的阶段性特征，更是政治学未来发展的起点；既显现着人民共和国本质政治精神的回归，更昭示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国家建设要求的召唤：按照中国政治发展的既有逻辑，立足中国国情政情，秉承人民共和的政治精神，以人民政治的建设为主旨，展开治国理政的切实研究，建构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即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未来重任。
注释：
①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④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
⑤曹沛霖：《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三个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⑥张永桃：《中国政治学二十年(1978-1998)》，《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⑦李达：《〈矛盾论〉解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页。
⑧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七大文件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宝贵经验，是在十个方面的结合中形成的，这些结合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⑩孙关宏、蒋一澄：《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2)李景鹏：《回应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挑战》，载《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619页。
(13)参见王浦劬：《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问题探讨》，柯延主编：《集思录——名家论坛》，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3页。
(14)孙关宏指出：“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家、政府、社会、集体的利益，更需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抽象的根本利益，还要看到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不仅看到多数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考虑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维护。”孙关宏、蒋一澄：《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6)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17)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8)夏书章：《当代中国政治与政治学》，《政治与法律》1987年第1期。
(19)参见王浦劬：《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特色，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载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总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潘伟：《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燕继荣：《治民·治政·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0)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1)赵宝煦：《政治学基础》序言，载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2)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3)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4)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25)参见赵宝煦：《政治学与和谐社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6)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7)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