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以“学问与人生”为题组合北大学人的一套丛书，指名收我一种，使我汗颜之余，不得不就此话题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学问与人生是有联系的，不但学问的终极目标应该为了人生———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 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就既是一种治学态度，又是一种人生态度。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学问上的这三种境界，何尝不是人生道路上的三种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问与人生密不可分，有其内在的统一性，或者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当然，学问与人生又有差异的一面。学问毕竟不等于人生，至少不是人生的全部。学问的使命在于探究真相、寻求真理，其目标可用“求真”二字概括之。至于人生，通常以追寻“幸福”、“圆满”为目标，但这所谓“幸福”、“圆满”，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无非是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为社会、为人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寻求个人人格和道德上的某种完美境地，这里面就包含着“求善”、“求美”的成分，体现了人生与为学的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的学者文人，大多在道德、人格上有所追求。连帝王之尊的曹丕都说：“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郎书》）他将“立言”著书放在“立德”之后，足见对道德人格的重视。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遇到非常之事时多次向北洋政府当局提出辞职，就体现了“处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的原则。冰心的祖父谢子修（严复的朋友），只是一位普通教师，也把人格修养放在首位，他在家中挂的对联是：“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并曾向少年时代的冰心解释道：“这是我的自勉词。‘知足’就是有的事情应当永远‘知足’，比如物质上的衣、食、住、行等等，都不要苛求享受；而在操行、学识等的追求上，要永远‘知不足’。‘有为’呢，就是有些事情要永远努力去做，比如对人民、国家有益，能促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事。反之，对人民、国家、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害的事，却千万不能做。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他勉励冰心“要永远记住这十个字，努力去实践”。到了晚年，已是91岁的冰心，回忆起这件事时依然动情地说：“这话说来，将近80年了！这十个字我还是牢牢记住了，也努力去实践了，但是否都做到了？还不能由我自己来说。”冰心一生在创作上、学问上和人生态度上都是清醇、沉稳而有执著信念的，她一贯地用自己纯真、美丽的文字，伟大、圣洁的爱心，滋润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田，无论何时都光明磊落，决不追风，决不伤害他人，这些都与她牢记祖父教诲的十字箴言有直接关系。在缺少爱和美的日子里，冰心作品犹如乌黑夜空的满天繁星，严冬过后的一池春水，带给读者光明和温暖，解人干渴，使人欣喜，予人慰藉。作为晚辈，我永远感激她的作品，尊敬她的人格。另外，我这辈子也永远不会忘记舒同校长给我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每个学生的题字：“工作向上看齐，生活向下看齐”。这两句话对我也是终生的提醒。记得50年代进北大当研究生，因为是调干，助学金按规定为工资打八折，每月比其他同学多拿24元（多拿近50%），于是内心的不安日日见涨，简直变成了一种痛楚和煎熬，直到下决心彻底放弃才获得宁静和轻松。在今天生活普遍向上提升、有些人“先富”的年代，后一句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如果将这“齐”字不作“齐一”或“同等”解，而是理解为不要忘记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坚持一种简朴、充实、不求奢华的风气，我认为仍是适用和有益的。

说到如今友人让我编选的《人生的驿站》这本书，我其实是有点犹豫的。原因是，我自己的文章谈论为学的自然不少，而专谈人生问题的却实在不多。所幸贯穿在许多文章中的精神，大体上倒是体现了上述冰心先生、舒同先生的文字给予我的影响。因此我选择了三组文章收入本书：第一组是谈论治学的。第二组是表述我对前辈师友的怀念的———这些师友曾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正直的人格，不断感染、鼓舞过我，相信也会对读者有所启示。第三组是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这是现代学问和现代人生不可或缺的基础，虽然文章稍长一点，但我想编进来还是有必要的。

今年我正好70，又办了退休手续，离开大学讲台，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驿站。告别讲台是告别人生舞台的第一步，但我总想在举行这一告别仪式之前，仍继续在学术上尽力爬坡，一息尚存，永不止歇。“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前人的这番境界，虽不能至，却始终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