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78年入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至今，已在历史学领域正规学习和研究了34年。学界很多同仁希望我这个历史学“科班出身者”，能围绕历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借鉴史学前辈的重要论述与成功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经历，专门撰文谈谈如何治史。谨遵这些同仁之命，并应历史研究之需，我重点从良好素养、追求真实、长期积累、多重证据、深刻思考、广泛交流等六个方面，梳理一下自己治史的肤浅体会。
一、治史需要良好素养
这里的素养指综合素质与教养。美国史学家史华慈认为：一个人无论学科背景如何，其综合素养越广博、越深厚，就越可能调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智慧和知识来作用于正在研讨的课题。
南朝刘勰提出“素心说”,要求治史者“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范文澜先生认为:“素心,犹言公心耳。”即要求治史者保持一种无偏无私的心态,以达到“析理居正”的目的。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优秀的治史者要具备三方面的素养：史才、史学、史识，即“史家三长”：“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赢,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木便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北宋学者曾巩认为：“良史”要具备明、道、智、文四方面的素养:“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元代学者揭傒斯主张：治史要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认为在治史者的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中,心术正与不正最重要。心术正的治史者“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补充了“二善”：“公心”和“直笔”:“才、学、识三长足尽史呼?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二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治史者素养的最高境界是“尽公心以下直笔,尽直笔以申公心。”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道德文章兼修，也含有注重良好素养的意向：“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他指责有的学者“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清代学者章学诚对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补充了“史德”：“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文非气不立,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情贵于正”。“心术贵于养”。
梁启超提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梁启超在前人基础上综合提出“史家的四长”，并对此重新排序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他主张治史者“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不过,“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
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一书《史德》篇中，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形成自己的观点：“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虽曰五德本于五行，其取相胜或相生，本无定说，学者多病其诞妄，然以道德表治统，固不得为迷信也。”李洪岩先生指出：就“文章”写作角度看，柳诒徵先生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柳诒徵先生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史之所重，在持正义。”“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且无先哲垂训，诏之以特立独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1]
章开沅先生认为：史德是史魂，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治史者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应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也有治史者认为：治史者的道德比文章更重要。治史者如无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综合洞察力，是搞不好历史的。
二、治史需要追求真实
据《左传》载,齐国大臣崔杼杀其君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杀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接着秉笔直书，又被崔杼杀死。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是秉笔直书，崔杼未再继续杀下去。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了照样秉笔直书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秉笔直书了才回去。都可谓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晋国大臣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晋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应负主要责任,所以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并且“以示于朝”。孔子在《春秋》中赞扬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也。”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真实的秉笔直书成为治史者的首要责任和基本素质。司马迁所著《史记》成为备受推崇的信史，被刘向、扬雄称赞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硚，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明末清初，宋明理学从盛转衰，有些学者批评抛开历史事实而腾虚褒贬的驰骋议论流弊的宋明理学是空疏无用之学，提倡重视“实体”、“实学”、“实证”、“实行”、“实心”、“实念”、“实言”、“实才”、“实政”、“实功”的“实体达用”之学。学术风气日益“由虚返实”，明学开始向清学转型。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强调，学者治史应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脱离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他反对治史“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的做法，强调“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汪中在《述学》中强调：“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杜维运先生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说：“清初学术，就史学一项而言，最值注意者，为经世思想与科学精神作其灵魂。史学所争者为真理，史家须寓于实事求是，是之科学精神，然后史学之价值始显”。有人认为，求信史以真，还史学以实，求真求实本身就是经世致用，而清初“弃虚蹈实”的实学的实质正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也是清初史学的灵魂。
在我看来，求是确实非常重要，所以我能理解宋代义理史学家主张的史学应发挥《春秋》笔削褒贬之义，以及朱熹说的“凡观书史，只是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也很欣赏竺可桢先生说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是非”具有时空局限，常会见仁见智，有时需要请“旁观者”或留给后人评判，有时无论谁都难以评判。例如，什么是善行？苏格拉底问学生：“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回答：“是恶行。”苏格拉底再问：“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学生回答：“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苏格拉底又问：“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回答：“是善行。”苏格拉底又问：“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学生回答：“这是善行。”再如,什么是智者？有些所谓的智者经过苏格拉底考察后实在名不副实，尽管很多人以为他们是智者，他们也自以为是智者。实际上，很多自以为是的名气与权力极大者是最愚蠢的，是大愚若智，而那些有自知之明的无名无权者倒相对具有某些智慧。因为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是无知的，而当时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苏格拉底当时是雅典最大的智者。
而且求是一定要在求真的基础上，所以对治史者而言，搞清真假的求真往往比明辨是非的求是更为基础，一般也更为优先。例如，不少宋代义理史学家脱离历史事实而以褒贬历史为己任，出现崔述在《考信录》中所说的“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的不良风气。有人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如果按照宋代义理史学道路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政治化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对思考求真与求是之间关系很有益的是王曾瑜先生的话：“历史事实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千万别像学术界两位智慧老人几乎不约而同说的那句带有某种哲理的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其中当然具有调侃意味，但也无疑是对某些所谓治史者的极大讽刺和严厉批评。
有人指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句虽然以讹传讹但影响巨大的话。历史自有其真相的存在，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完全还原历史，但历史写作绝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限靠近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写作的追求。所以治史者在“述往事，思来者”、参加纪念活动、表达现实关怀或以史资政时，一定要恪守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不与圣人同是非”，保持独立思考，尊重历史真实，避免曲解滥用，一定要使历史书写中的史实尽量接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有时需要暂时搁置价值判断，通过还原历史的语境，尽量接近和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想。陈寅恪先生提出治史要达到对于古人的“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有时受特定时空等条件限制而不能说出历史真实，则可保持沉默，但不可说出违背历史真实的话。因为真实毕竟是历史学的灵魂和本质属性。
治史者参政要学章太炎，参政时可“满腔热血”，治史时要“冷静沉潜”，在政治和学术上既应泾渭分明，又应平衡协调好。治史者兼任行政职务时要学傅斯年先生。据说傅先生曾想邀请一位著名学者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那位学者却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人做教师，第三流人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只好由我自己来做所长了。”1928年至1950年，傅先生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创建并长期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先生评论傅先生：“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先生长期致力于倡导科学实证，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按王家范先生的理解，“史学是史料学”的本义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2]
王家范先生认为，在面对某些重大问题时，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则更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也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严耕望先生认为，治史者在追求真实时，最好慎作概括性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所盲目的接受，而发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很难永久站得住脚。”治史者也尽量少说否定话：“寻找历史真像，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有某件事的存在。”治史者还要重视反面证据：“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3]而治史者一旦发现自己意见有误，一定要像梁启超所说的“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一个真正治史者应有的学术精神。
在当今社会，为了某种现实利益需要而曲解、滥用甚至杜撰历史的现象并不罕见，确实需要大力强调追求真实。同时我很怀疑，在目前这种许多人不讲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争相回避和遗忘真实的历史，并热衷于将历史影视化、戏说化、娱乐化、媒体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那些为了某种现实利益需要而曲解、滥用甚至杜撰历史者，究竟是否知道齐太史秉笔直书和古之良史董狐的事迹？在利害、是非和真假的关系上，我认为是非比利害更为重要，真假比是非更为基础。
三、治史需要长期积累
治史是一门“笨功夫”，没有长期积累不可能有真正的重要成就。司马迁写《史记》，连帮助其父搜集整理资料在内，总共花了34年。司马光领衔写《资治通鉴》，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共4人花了19年。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是穷尽一生精力而成。朱熹提出：“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须玩味反复，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王国维提出：“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其中第二境界即指长期积累的过程，这是真正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严耕望先生指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治史者研究问题大小与积累过程长短有关：“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人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4]
治史者要有“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理念，能够耐得住清贫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很欣赏的几句话是：“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治史者有了长期积累，就会注重言必有据，证必有理，论从史出和厚积薄发，也就会注重谦虚谨慎，扬长避短，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融会贯通和原始创新。实际上，天赋和灵感有时是伴随治史者的长期积累而迸发出来的，而骄傲和自大有时是伴随治史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渐减弱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治史者往往是年龄越老、积累越多时，他的贡献和名气就越大，而心境和涵养也就越好。
社史研究属于近现代史研究，基本史料之一是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而新闻的最大特点是：“狗咬人”这类社会的常态不是新闻，“人咬狗”这类社会的变态才是新闻。所以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困境是：越是社会的常态就越缺乏史料，而越是社会的变态就越见于新闻。一定要避免把新闻中常报道的社会变态当成社会常态，这是我们在积累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走上治史之路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家庭影响。我爷爷和姥爷都是清末秀才。科举制度下的秀才比较擅长文史，所以家里有很多文史书，这对我影响较大,使我对文史有点阅读兴趣和知识积累。二是受特殊时代影响。“文革”期间我从青岛市到荣成县插队，未当过一天较省体力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或农业技术员，一直当了10年多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完全依靠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谋生。而且那是极其激进的年代，我们经常“大干快上”，挑灯夜战，变农闲为农忙。过革命化春节时，半夜就要上山整大寨田，一天劳动18个小时，累得我直不起腰来。当时每个整劳力每天10个工分才值一毛多钱，生活异常艰苦，我也经常饿肚子。那时尽管没有高考，但我有种一定要在逆境中奋起的决心和毅力，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充实和改变自己，不甘心自己没有知识混一辈子。于是我在白天10多个小时繁重体力劳动后，始终坚持拼命读书，真可谓“头悬梁”、“锥刺骨”。当时自学数理化很困难，我主要是读文史方面的经典著作。机遇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78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1997年我入选北京市“百人工程”后，中共北京市委的刊物在对我的专访中，提到我治史的长期积累时写道：“关心历史上基层的社会组织是件头痛的事，不仅史料不成系统，且要迂回绕远，在民俗材料、考古资料、民歌民谣、戏曲传说中遍寻头绪，因此做这项研究不能仅仅有刘知几所谓的史才史学史识，还要有民俗学、考古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知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岳庆平就是这样一个学者。所探益热才能摆弄。学历史也许和学别的不太一样。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史籍浩繁，不熟悉史料无以谈治史……从先秦楚辞、儒家经典到两汉史籍，甚至考古类的汉简、汉碑皆为他必读之物。当然，首先是大量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岳庆平从18岁起就开始阅读‘前四史’，至今20多年过去了，他已将‘前四史’读了数十遍。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无捷径可走，只有通过长期积累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才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偶有所得。仅《中国的家与国》一书，岳庆平就从浩如烟海的正史、简牍、类书、丛书，以及笔记、方志、家谱、家训中抄录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并从数以千计的中外有关论著中搜集了数百万字的第二手资料。正是在对这些史料研究的基础上，他厚积薄发，取精用弘，才写出这本20余万字的专著。”[5]
四、治史需要多重证据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评价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治史者现在已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发展到了“多重证据法”，除了王国维说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外，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都应作为治史的证据。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重视“多重证据法”要避免“断章取义”，“管中窥天”，“随心假设，放手抓证”。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陈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官书和私著兼顾。如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是叮咛“董生勉乎哉”的赠序，陈寅恪先生却独具慧眼，出神入化，通过深达幽微的历史分析，从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会心理，进而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的形势。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这固然由于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掌握直接、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学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学之道有常人所无的思维力度。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陈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其实，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类拔萃的。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从历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确实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历史经验。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他标举的“通古今之变”也只能是空话一句而已。风靡20世纪学坛的西方两大史学巨擘，也无例外地以“思”见长。法国的布罗代尔能够从历史时间中发现快慢节奏，英国的汤因比能够打破国别而以文明类型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都是由于历史智慧才大放异采。[6]又如白居易《新乐府》中提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陈寅恪先生据新、旧《唐书》和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考证出，唐朝妇女有时流行穿襟袖窄小的衣裳。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译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证妄之失矣。”
有人认为，顾颉刚先生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我十分欣赏并尽力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读万卷书”可更多地了解和掌握“纸上之材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而“行万里路”则可更好地了解和考察“地下之新材料”、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等。如既不勤读书，又不多行路，则难免会像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我们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同时，也要重视严耕望先生提出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7]
五、治史需要深刻思考
治史者要从历史的很多表象中深刻思考其背后的东西，它一般更具有长时段性和历史规律性。我们有时会说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主要是指历史表象背后的东西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我们可以引以为鉴。善于深刻思考的治史者看问题聚焦准确，入木三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司马迁在深刻思考方面堪称治史者的楷模，例如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讲韩信之死,寥寥数语就将汉初高层政治权力运作和斗争的残酷无情聚焦和刻画得一目了然。
深刻思考也包括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纵向思考。中国治史者向来有以史为鉴、以史明义、以史资治和以史经世的传统。古代本有经、史之别，经书用来明理，史书用来记事。但有时也经、史不分，史书记事也是为了明理，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孔子所著《春秋》，既是经书也是史书，上承先贤遗训,下明后世法则，寓明理于记事之中，很智慧地体现的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形成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在《春秋》242年中，弑君36次，亡国52次，弑君亡国的惨祸频繁发生。孔子著《春秋》，本想提供历史教训，使昏君、乱臣、贼子畏惧和反思，但遗憾的是后世利欲熏心、不愿反思的昏君、乱臣、贼子经常超低级地重蹈前世昏君、乱臣、贼子的覆辙。西汉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和贾谊的《过秦论》都认真总结过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西汉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鉴戒。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班固强调自己治史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荀悦提出治史要具备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旧唐书》载李渊语：“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杜佑自称:“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使前后有伦，精粗不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世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胡三省评价《资治通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评价《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张文涛先生概括黄宗羲一生治史的主体内容，涵盖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一是历史感，即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二是时代感，即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三是超时代意识，即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而历史感、时代感、超时代意识这三者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各各分开没有关联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体现了黄宗羲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史学活动中，无论是记录历史事实、分析历史逻辑、作用于历史现实，还是探索历史未来，无不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自身角色的深刻认识。[8]
章学诚认为，治史贵在“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津之逮。”梁启超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严耕望先生认为：“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尼采认为：一个人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任何不忙于“历史推论”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罗志田先生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机会和选择，也可以提示我们是否进行了足够努力，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9]面临现在被过度开发的自然和日呈纷乱的世界，回答“未来世界会美好吗”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比过去做得更好，则未来世界绝不会美好！”还有几点至关重要：过去是对的，现在未必就对；过去是错的，现在未必就错；现在是好的，未来未必就好；未来是好的，现在未必就好。
治史者在将主要智慧和精力投入某方面历史研究的前提下，有时要对某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现实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有时也要对某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未来社会现象进行前瞻的探求。如果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治史者用更多的智慧和精力这样做，或多数治史者哪怕只抽百分之一的智慧和精力这样做，现在一定会有更多方面比过去做得更好，未来世界也就很有可能会更美好。
刘泽华先生说：“或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但我不是；也或许有不要思想的纯学术,但我也不是。人是要吃饭的,是有思想的动物。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外是一种历史认识。”“我写的多篇文章,从历史角度说,是对历史的描述,但放到现在则是想照照镜子。有人说,从我著述中看到了某些现在的东西,能有这种感受,可谓得吾心矣!”[10]许倬云先生在《历史大脉络》一书中重点叙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内容包括古代史与现代史，中国史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史。正如他在此书序言中所说：“我的这一部小书，何尝不是尝试从现代人的角度组织过去的事迹，选择与后来发展有关的部分陈述其发展的大势？”王春瑜先生认为贯穿在自己史学著作中的根本线索是今古一线牵，他说：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的。[11]
王家范先生认为，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治史者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20世纪史学的两种路向再一次说明：从社会历史评判的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制度层面，更讲求当下实际的功利，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永恒性的，它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或普遍的人道主义来审视一切历史，更准确地说，它以批判的态度，从对历史的审视中，展示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我们对此很难舍割任何一方。”[12]
治史者有时要学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很善于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立体思考，认为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而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所以中国今后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但汤因比1929年在南京很看不惯许多高层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我们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前提下，也需要放宽视野，适当关注某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的独到思考：曾亦先生认为，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输掉了，但回顾1901年后的改革历程，当时清政府推动的宪政已在践行并有了一些成就，只是革命派觉得太慢了。虽然宪政是主流，但民众还不具备宪政的素质。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才提出了宪政，说明他们花了几十年在预备立宪。革命的道路是由孙中山开辟的，终止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但在康有为等改良派看来，传统是不可能抛弃的，甚至是对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康有为代表着一种“反革命”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30多年的改革进程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13]
有人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强调当前改革需要“三不转移”：不转移目标，不转移矛盾，不转移注意力。改革不能一味避重就轻，眼前的事安抚下去，深层矛盾掩盖起来，今朝平安过渡，日后积重难返。殊不知，执政的世故是对人民的渎职，改革的懈怠是对历史的犯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不多，改革攻坚唯有一马当先。[14]
总之，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对于一个公民，尤其是治史者来说非常重要，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者太少。很多人浮浅浮躁，急功近利，读书不认真，思考不深刻，甚至不读书不思考，整天忙于眼前具体事务或满足于浅层物质享乐，似乎无能力、不愿意或不屑于反思历史和以史为鉴；而不少治史者出于明哲保身或鉴于韩愈所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整天只限于埋在故纸堆中或孤立考证某个具体问题，皓首穷经，清高孤傲，似乎不敢、不愿意或不屑于研究现实和探求未来。
六、治史需要广泛交流
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的“斯诺命题”认为：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不仅相互鄙视,而且不屑理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史者不仅要多和国内外的史学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且要多和国内外其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进行跨学科交流。
吕思勉先生认为：现代史学家决不能以熟读经、史、子、集为满足：“史学之研究，即以得他科学之辅助而益精，如推古代年月者，可借助于历学，考求古代人民之生活状况，可借助于经济学”。“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郑天挺先生指出：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过去,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15]
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人物，认为不少人格正常的人都可能是多重性格、多面个性、多种理念、多层关系、多元道德、多类表现、多样要求、多向驱动的综合集合体。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虽然大部分已有公论，但赖以评判功过是非的某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选择，有时可归因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具有很强的必然性；有时就产生在这个历史人物的一念之间，看这一念之间哪种理念战胜了其它理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换句话说，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一念之间，完全可能做出与历史事实有所不同甚至正好相反的其它选择。正如宋代胡寅在《读史管见》里所说：“莫强于人心，而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术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力夺也。”
据《史记·高祖本纪》，楚汉战争中，刘邦公开指责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伏弩射中”刘邦胸部。刘邦一闪念间生智，为了“安士卒之心”俯身摸脚说：“敌人射中我脚趾。”结果汉军顶住了楚军的进攻。当时楚军强，汉军弱，如果刘邦“一念之差”而真实地说射中胸部，一定会使汉军士气大泄而败于楚军。
有时这种“一念之差”或“转念”需要外力影响，还举楚汉战争中的例子。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当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困在荥阳，拆开韩信的书信一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踩刘邦的脚，附耳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瞬间“转念”，怒骂之调不改而怒骂之词已变：“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派张良前往立韩信为齐王，调其军队攻打楚军。如果当时刘邦一意孤行而不“转念”，韩信不率军攻打楚军而率军反叛，则楚汉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
又据《史记·项羽本纪》，刘邦攻破咸阳,“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得知后勃然大怒说:“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但因项羽身上双重性格明显,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所以刘邦巧妙地利用项伯等外力影响，平息了项羽的怒气,并促使项羽“转念”，自己艰险地从杀机四伏、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上逃脱。如果项羽勃然大怒后无外力影响他“转念”，他率军“击破沛公军”，或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则楚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治史者在研究某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选择时，要与心理学者进行必要的跨学科交流，有时确实不可忽视某些历史人物的“一念之差”或“转念”。而在以史为鉴思考和解决现实重大问题时，有时需要更多的人高度重视并力争最大限度地透视、分析、把握和引导某些重要人物的“一念之差”和“转念可能”。最好是使其“一念之差”或“转念”顺应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而不是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错误决策承担责任者不应只限于作决策的重要人物，也应包括可以从不同方面特别是从重要职位或关系去影响错误决策者“一念之差”或“转念”的更多的人，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可以影响却没有尽力影响错误决策者的“一念之差”或“转念”，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私心太重、急功近利而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或者我们比较缺乏影响错误决策者“转念”的悟性、智慧、勇气或某种精神、理念、知识。有时还甚至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出于现实利益需要或集体无意识，在推动、引导或逼迫决策者作出错误决策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历史上的特别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某些错误决策，有时我们不要清高地或一味地指责作决策的重要人物，而要非常认真地和诚恳地进行集体的深刻反省以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还要非常明智地和前瞻地掌握更多的智慧和知识以顺应和引导历史发展。
不少人从不同角度探索未知世界时，都探索过“一念之差”或“转念”中的“念”与宇宙能量的关系，有人认为人的意念有时会吸引来宇宙能量并影响物质世界或现实生活。日本学者江本胜提出，无论是意念，还是文字、声音等，都带有信息的能量。带有善良、感谢、神圣等的美好信息，会让水结晶成美丽的图形；而带有怨恨、痛苦、焦躁等的不良信息，会让水出现离散丑陋的形状。他在《生命的答案，水知道》一书中说：“一念之间可生幸福，也可生伤害，这个道理，水结晶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么，大家应该怎样生活呢？……过去我们剥削地球、污染地球，这段历史，全在水的记忆之中。现在，水开始说话了，水正透过信息，不断对我们传达讯息。现在正是人类重写历史的时刻，水正在静静的凝视着人类的前进方向。”
在跨学科交流时既要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又要百家争鸣，深度碰撞。治史者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因为问题往往是贯穿历史研究的主线，一定意义上也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们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国内外各学科学者甚至所有人齐心协力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的。1993年我随费孝通先生去外地调研，费老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心里装着不少事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对我说许多治史者跨学科交流和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较差，并举了几位史学界老先生与他交流和合作比较困难的例子。费老期望我们这代治史者胸怀大局，心忧天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立足历史又超越历史，重视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交流和合作。并说北京大学学科众多，人才荟萃，北大学者应带头进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交流和合作。我长期在北大任教还有一个切身感受，就是不管是本科同学还是研究生同学，也不管是文科同学还是理科同学，教师都要多找机会和他们广泛交流和深度研讨。北大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尽管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但都是非常优秀的栋梁之材，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勇于提问，善于创新，与他们广泛交流和深度研讨是许多教师出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源泉。
从更高的层次看，治史者本身具有很大的学科局限性，在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历史上某些终极问题时，往往需要与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或宗教学家等广泛交流、深度碰撞和共同探索。如有人问杨振宁先生：“您说过‘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这话吗？”杨振宁先生回答：“我不记得说过，不过我觉得这个话没有问题。”杨振宁先生认为，物理学是建筑在非常美妙的结构上的，但这个结构越美妙就越不偶然。为什么有这样美妙的结构呢？这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宗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我想要看你问谁，有的人认为宗教也不能解决。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可以解决的。”“自然是非常奇妙的，它的深奥无人能探测。我们就算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又怎么能和自然的无限深奥相比呢？”“听起来我好像是笃信宗教的，我不信宗教。可是当你触及这样基本的问题时，确是很接近宗教，这不是形式的宗教。可是在发现宇宙的某些基本结构时的惊叹和畏惧，甚至比形式的宗教还更宗教一些。”
一般认为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最初的有机生命，但谁也搞不清宇宙大爆炸是怎样先产生了生命产生所必需的元素。科学结论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可以重复，但谁也不能重复生命产生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创世论者说：“生命初降地球，我们无人见证。因此任何有关生命起源的陈述都只是理论，而不是事实。”
生物学有时强调，生命出现是为了生存而不是死亡，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方式——出现在30亿年前的单细胞细菌永远不会衰老，所以人类越来越接近死亡的终结。而哲学有时强调，人要思考活着的意义，要正确认识“权力意志”、“永恒轮回”，“万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人不能“勇敢地无意义地荒谬地活着”,法国哲学家加缪由此提出“自杀是唯一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并说：“合乎逻辑总是很容易的，但要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那是不可能的。用自己双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对于自杀的思考提供给我一个提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机会：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赵汀阳先生指出：“自杀问题虽然深刻，但它的深刻部分沉溺在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想多了没有好处，想多了会弱小。所以我不同意加缪的说法，还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这样思想才有力量。”也有人指出：面对希腊神庙上刻着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在根本意义上，人类是否注定无知，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萨特晚年时曾自省：“生活给了我很多，同时也让我明白，这一切并没多少意思”。有人认为，这是萨特以毫不感恩的口吻，淡淡否定自己传奇、轰动、影响好几代的一生。
尼采在《历史对生命的用途与滥用》中提出，在现实中，“历史感”较强者视野也较宽，却常会碰壁或失败：兽类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有人的“历史感”很有限，其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判断不准确和理解错误也不少，但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有人具有更多学识、更强判断力和“历史感”，与前者相比却更易碰壁或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某种意志或欲望而从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历史对人生和社会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人要掌握好“历史感”的度。历史学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服务于生命，而是纯粹地为了追求知识。一旦对历史知识的追求超过了生命的接受限度，那么它就必将损害生命，因为它破坏了使生命得以健康成长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则恰恰是一种“非历史感”。这里体现了尼采早期哲学的基本观点：生命需要谎言，真理危害生命，生命的求真意识要服从于求假意识。但后来尼采改变了观点，提出了“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作为生命的最高权力意志，真理恰恰是对生命的肯定，因为它是要求生命永恒轮回的意志。
钱大昕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时，曾引用清初学者徐乾学的一句话:“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路新生先生解释说：钱大昕一生治史,濡染弥深,在洞观世事的变迁后,他能够对于“历史”和“现实”有深切而著明的体悟,故独能以一位史家的卓越史识放言高论如此。这里,“官”、“人”的相互对应,应当是说与“人生”相比,宦海之日终究是短暂的。想到“做人”的长久和“为官”的短暂,就应当让“官”向“人”靠拢。但在现实中,多见的是一旦斧柯在握,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得崇,功名以盛,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在己既觉自满,在人则多艳羡,于是飞扬跋扈,飘飘然而忘乎所以。这都是被官位迷障了双眼,丧失了“人性”的表现,而钱大昕接之以“人”、“鬼”相对待,寓意尤深。人生在世,匆匆不过百年;而人死后做“鬼”的时间却是“永久”的。历史人物能够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说的都是“人”在做了“鬼”以后的事。想到身后世人的评价全据“前世”的“自业”,人生在世当独善其身,从善如流。当然,钱大昕之论只对于有廉耻心、羞恶心而无渣滓心的正人君子具有说服力;对于那些寡廉鲜耻,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根本上已经腐朽了的“人渣”,自然只能是对牛弹琴。[16]
有人认为，人生就是人的生存，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人最根本的属性不是善与恶，而是追求快乐，回避痛苦。如果死亡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物质状态，另一种生命形式，是否只有死亡后才会找到活着的意义？如果只有活着才能找到活着的意义，是否即使活得磨难、耻辱、毫无尊严、付出如何惨重的代价都值？如果这样，那一切后找到的意义是否还有意义？是否得不偿失？如果找到人活着的意义，那接下去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宇宙有边无界还是有界无边？宇宙会永恒膨胀成一片真空，还是临界坍缩成一粒奇点？宇宙外还有宇宙吗？用地球尺度，人是一颗尘埃；用宇宙尺度，地球是一颗尘埃。若“天外有天”，宇宙外还有宇宙，那么我们存在的宇宙是否也是一颗尘埃，而我们将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
关于治史者在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历史上某些终极问题时，往往需要与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或宗教学家等广泛交流、深度碰撞和共同探索，也可通过《庄子》中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庄子在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中问：到底是我梦蝴蝶还是蝴蝶梦我？这一寓言后来成为诗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诗人和文学家有时借助这一意象来表达一切皆空、人生如梦、物我相通、现实与梦境莫辨的理念。梁简文帝萧纲在《十空六首·如梦》中希望化为庄周梦中之蝶，以消解内心忧愁：“秘驾良难辨，司梦并成虚。未验周为蝶，安知人作鱼。”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中说：“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白居易在《疑梦二首》中说：“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讵可知。假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有人解读：庄子的“蝴蝶梦”中有着充满魅力的变形美，表达了人类思想史上异化最早的梦想，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梦之蝶使庄子摆脱了尘世的逼压和囚禁，飘飘乎遗世而独立，逍遥于自由的伊甸园。庄子是借庄、蝶交会贯通，物、我消解融合的美感经验，让人们去领略“物化”的佳境。有人认为清人张潮《幽梦影》中的一句妙语，点出了庄子哲学的精髓：“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
注释：
[1]《史术通贯经术》，见《国际儒学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百年史学历程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3]《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所操益熟才能摆弄》，《前线》1999年第4期。
[6]《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学术研究》2000年第12期。
[7]《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梨洲史学再探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7期。
[9]《治史者不要玩弄文字游戏》，《南方周末》2010年8月20日。
[10]《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11]《治史方法漫谈》，《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2]《百年史学历程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13]《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东方早报》2011年3月11日。
[14]《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日4版。
[15]《漫谈治史》，见《学史入门》,中华书局1988年版。
[16]《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