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提倡追求“最大幸福”，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于其结果的实用程度。一些人把作为伦理观的功利主义与作为哲学观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实用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真理在于它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和集团的“最大幸福”而不是“共同幸福”，与实用主义的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背道而驰。功利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幸福，一部分人不幸福。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必然是道德底线最低的人和团体最幸福。
功利主义发展观是一种只重“结果”不重“程序”，只重“实质”不重“形式”的思维方式。张维为对功利主义发展观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愿意采用任何方法为人民谋取福利，而西方则坚持采用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机制，不管它能给人民带来何种结果。中国道路正在取得成效。就在西方强调“形式”和“程序”的同时，中国却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实质”和“结果”上。就算正确的形式和程序的确能将一个国家引向成功的航道，但西方也已经把自己的模式变成了教条。中国之崛起缘于对西方模式的两次坚定拒绝。
所谓“西方模式”是一个大而不当的框框，没法慨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集团功利主义，它把资本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置于任何其它集团之上。这种功利集团的过度膨胀，对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造成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受到法治和新教伦理制约，美国历史上发生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最近的一次大危机，发生在7年前。美国经济至今没有从次贷危机中完全走出来。
《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目前运转不灵，但在美国社会中，私人领域总是大于公共领域。”
从近期看，美国经济依然健康，是主要民主经济制国家中最健康的一个，同时，美国有着众多的增长和创新的源泉。从长期看，“任何一个愿意现代化的社会依然都需要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民主政治机构的结合。”福山认为，他25年前关于自由民主制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最高点的论断依然正确。
一些中国学者从美国的金融危机推论，美国的资本主义衰落了，并用中国目前的经济荣景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们推崇建立在集团功利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国家主义，一种结合集团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新的经济政策---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发展观发展到极致，必然是丛林社会无道德底线的功利主义---这就是结合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功利主义无底线无原则的新经济国家主义。
新经济国家主义建立在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基础上。功利主义首先是个人伦理取向。由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个人组成的政党和政府，便被赋予功利主义政党和政府价值取向，功利主义成为集团伦理。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没有既定目标，以是否能满足个人和集团的经济需要为目的。
因为没有既定目标，常常走中间路线，采取“纯中间立场”。既不信奉市场机制，也不信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两种体制混搭，在两种体制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不是经济制度的整体设计，而是功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经济国家主义，提倡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占绝对重要和龙头主导地位，通过国有企业或中央及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运作以获取财政收入，或通过计划经济实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新经济国家主义借助改革开放，引进自由资本主义基因，结合传统经济国家主义基因，两种基因结合，产生华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组合，我称之为“中国政治经济转基因”——两种基因组合，产生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经济国家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转基因政治经济制度，新经济国家主义既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基因，又带有经济国家主义的基因。
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保留了国有土地、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三国经济体制”。让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和“三国经济体制”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政府掌握土地、金融和国有企业这三大经济命脉，将其作为国家财富的直接来源。
同时，通过半开放的市场经济，调动普通民众的逐利社会心理，使他们参与新经济国家主义的经济游戏。“三国经济体制”的经济国家主义加上民营企业的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上没有的制度组合。两种不同质的制度的基因组合，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障碍。
新经济国家主义发展观的经典口号“发展就是硬道理”，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指南。新经济国家主义发展观只顾经济发展，忽视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和对政府的约束，忽略与自由经济相配合的信仰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建设，导致经济和政治的严重不协调。
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基因移植到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转基因试验，不可避免发生两种经济制度基因组合的基因排斥综合症。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因组合，带来巨大影响。政治经济转基因对于中国的影响，目前已经显现。
制度即人，人即制度。生活在制度中的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贪婪而没有同时引进制约贪婪的法治和宗教，结果，中国社会出现“互害社会生态链”。“互害社会生态链”代表了中国社会目前的受政治经济转基因伤害的现状。
作为一种政治经济转基因，新经济国家主义带有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就像马和驴的基因组合生出骡子---一种在爆发力胜过马，持久力胜过驴的新物种，然而骡子却没有生育功能。新经济国家主义是一种举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经济爆发力。然而，它的爆发力源于劳动力低人权优势加上科技低道德优势;它不是从文化中自然内生的新制度，这种制度的不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有待检验。它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而消极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
新经济国家主义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功利主义者以目的为导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既不遵守道德准则，也不遵守游戏规则，甚至突破道德伦理底线。无道德底线的功利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袭中国文化利益至上的道德元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利性。
集团功利主义唯利是图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发展之上，把国家富裕置于个人富裕至上，把公权力置于私权利之上，把财富置于公平之上，把利益置于公正之上，通过国家力量强力推动经济发展，造成底层民众的无力无助、疏离异化，乃至集体道德堕落，造成社会生态瓦解，有人称之为“社会溃败”。集团功利主义感染，衍生出“经济病”和“社会病”两大国家病灶。目的至上，不择手段的集团功利主义，危害大矣。
目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于新经济国家主义的无道德底线的功利主义发展观，已经渗透到了制度层面，瓦解了基层社会结构，扭曲了个人价值体系。二病不治，必入膏肓。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它急需道德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道德源于他律，没有对等力量制约就不可能有道德，它由于没有在野党制衡和分权制衡而必然的腐败以致不可能扛起道德的大旗，又害怕别处崛起的道德力量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要拼命压制良善互助。加之极权与道德根本不兼容，利益集团瓜分改革红利，权斗你死我活惨烈无比没有底线，结果是中国社会尔虞我诈，贪腐成灾，厚黑大行其道，丛林生态无法自拔，使社会不能健康发展。”(《联合早报》)
中国政治经济转基因对于世界经济和文明的影响，目前无法估计。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没有原则和道德底线的功利主义，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国家主义成为全球经济重要构成。如果说，3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还不大时，经济国家主义对社会的危害性还不明显。随着经济国家主义蜕变为新经济国家主义，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新经济国家主义政治经济转基因，因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被视为一种成功的转基因试验。今天的新经济国家主义发展观的影响力，与30年前经济国家主义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政治学者何频说，“中国变局决定了世界未来：如果中国能融入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政治文明世界，那么全世界的秩序都会因此而升级，人类可能真正以全球共同的命运作为思考、决策的起点;如果政治低人权、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继续下去，不但对中国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世界也可能是毁灭性：它不是一场一场战争的热战，也不是两个社会阵营的冷战，甚至不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但它的多面性、功利性会使其适用性越来越强，能量越来越大，它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世界的生态环境具有破坏力，且是蔓延性的破坏力。一如流行病毒，开始是悄悄让一部人感染，然后是蔓延到每一个角落，最后是全球性爆发，足以摧毁人类自由价值的基石。”(《中国对美威胁：不只是争老大》)
试图用中国病毒的概念诠释中国模式，只看到中国问题的表像。把重点放在病毒的传播方式上，既没有分析中国病毒的病因和病理，也没有揭示中国病毒的本质;因而说不清它冲击世界政治经济的机制。真正能够冲击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病毒”，而是“中国转基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基因与经济国家主义的基因结合的新经济国家主义。
中国经济是政治经济，中国转基因是政治经济转基因。不同于1949至1978年中国采取苏联传统的经济国家主义试验，只发生在一国之内。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发展，通过一带一路等经济战略，把新经济国家主义的中国转基因推到国门之外。将政治经济转基因带来的短暂的优势，对外扩散，试图影响全球经济。新经济国家主义正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积极跨出国门，把中国转基因推向世界。
中国转基因推动经济发展，做大做强后，不仅冲击母体政治经济，也反过来冲击父体政治经济。新经济国家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冲击到何种程度?它会不会改变世界历史进程?未来发展是朝向经济国家主义还是朝向经济自由主义?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二者平衡竞争发展?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会不会在新经济国家主义模式下终结?会不会在中国产生自由民主制度新的制高点?会不会在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产生新的政治文明?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能不能画出一个完美句点?这些问题有待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趋势的观察，才能被最后证明。
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朝代国家，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终结了。要避免这个结局，国家就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推动文明进程。顺应历史潮流，从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迈向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退回经济国家主义的老路。当代中国正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历史最后终结者角色，摆在这一代人面前。究竟是成为历史的终结者，还是被历史终结，全看这代人怎推样选择。
而由这一代人担当历史终结最后一个人的角色，绝不会偶然发生、更不会自动完成。化解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内在冲突，瞄准自由民主制文明发展方向，适应人的需要，通过人、为了人，制定出适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自由市场经济，建立与新的经济制度匹配的政治制度，才能跳出朝代循环宿命，迈向自由民主制国家，成为历史最后终结者。
(本文选自将出版的《半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