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用政府的有效程度作为政治分野的依据。只从政府的有效程度判断政府好坏，则完全忽视对政府的形式的分析，完全无视政府的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给这个“有效政府论”戴一顶现在中国学界时髦的帽子，叫“政府虚无论”。

“有效政府论”只谈结果是否有效，不论为什么有效。一个不断适应人民变化而做出政策调整的政府， 必然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具有弹性的政府结构，有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做调整的适应性;这种调整，可以是总体的宪法修正，也可以是局部的新的法规的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引入民众参与政府的广度的标准——政府有没有民众参与，有多少民众参与——参与的广度，决定是否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政府。

我们可以用一栋大楼做比喻。我们不妨把人民比作一个制度里的“沙子”。而人民对政府的参与，构成连接人民与政府的“水泥”。参与程度高，水泥的标号高，参与水平低，水泥的标号低。一个既使有很好的结构的大楼，如果缺少高粘度的水泥，建筑这栋大楼的混凝土没办法经受时间的考验。

苏联瓦解，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的腐败和与人民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造成人民与政府如同水和油的分离关系;上层统治者和底层人民关系的分离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修正，被推到极端，自然构成政府结构的两个重要成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彻底对立，两者变成水与火的关系。与人民对立的政府制度，不光在结构上没有，在操作上更不会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生性。

左凤荣认为，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却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 因为没有来自底层民众的参与，失去与底层的粘合，苏联只在地球上存在了74年，就彻底瓦解了。

谁也不怀疑，中国目前的政体，是一个具有高度有效程度的政体。然而，它既非现代政体，也非发达政体。“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他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使用亨廷顿的分析方法，再把有效性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引入对这种政体的分析观照，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政体，缺少制度性的、操作性的民众的参与机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生性和可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可以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可以掩盖甚至代替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缺失。他们用中国快速经济发展证明政府的合法性。经济快速发展，能不能赋予政府合法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平衡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的健康的经济形态,而是政府通过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手段积累了财富。

重商主义的概念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来。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凯恩斯认为，“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 (重商主义者很明了这点)，故尤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又说，“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而且可以引起战争。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以及国力之相对增加。”(《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二战后，大量发展中国家也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来发展经济。然而， 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就构成对顺差国的经济的损害。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净亏损超7千亿美元。在信用货币时代，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一种负担。

亚当·斯密认为，商人利益至上的思维和实践，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受损的商人与社会大众的天然的冲突。他批评商人说，“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但商人利益至上变为政府经济利益至上时，一个全能主义以自利为目的政府便诞生了。

亚当·斯密还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重商主义扭曲国际贸易和为了外汇所驱动的国内生产为目的，必然以损害以消费为目的的国民经济。国际贸易的重商主义在国民经济的表现就是罔顾国民消费的全能主义。

全能主义(totalism)是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发明的术语。全能主义指的是“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任意进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全能主义政府主导的国民经济也必定会因为自己和代理人的利益扭曲生产的目的。全能主义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这种财富所构成的权力，既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虽然会从道德的善良的愿望出发为人民服务;然而，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恶。当这种权力大到让个人的权利可以任意忽视的程度，这个政府以为人民服务名义所做的政府行为，包括经济开发，就会伤害他们所要服务的人民。

颜昌海在“有几颗 ‘定时炸弹’在威胁中国经济?”一文指出，没有制约的重商主义经济，跟没有制衡的政府一样，都是国家的祸害;没有制约的经济，加上没有制衡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操控，会导致经济的无限膨胀，是所有可能有的祸害的总和。这种祸害，在中国当下，已经显现。颜昌海描述中国经济的前景，认为“大陆地方政府在大规模基建过程中形成多重债务关系，使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影子银行相互捆绑。中国经济增长对基建投资的过度依赖，在目前的房地产、银行信贷全面收缩的情况下，正在结束。这或将引发多个领域的危机。”

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面临新的问题，各国都在探讨从传统资本主义到凯恩斯模式的资本主义后的新的经济形式。经济发展，必须造福人民;而经济发展必须有所制约，才能造福人民，才能给人民带来平衡的生活。

目前中国的经济，对外是由重商主义政府操作的国际经济，对内是由全能主义政府操作的没有制约的国民经济。由没有制约的重商主义和全能主义政府操控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是不能持续的。

第一，环境污染代价。“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赶超了发达国家，但却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并没有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而是重走了人家的老路，造成当今中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危机重重的局面。”(陈衍德：被遗忘的《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环境损失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2014年国土资源部公布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

第二，低效率代价。这种经济，表面上看非常有效率，如果从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的角度看，并非真正的“有效”。张维迎认为，中国的基本建设项目费用，普遍只有百分之二十用于支付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包括建筑商的合理利润，百分之八十用于打点各种关系。而建筑业产值，是以工程总造价计算。则百分之八十是产值的水份。也就是说，如果有充分的透明的市场竞争，中国基本建设领域的GDP，要减掉五分之四。或者说，有充分透明的市场竞争，同样的GDP，可完成五倍的基本建设实物量。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现有10.4万公里，如果普遍的工程造价都有80%水份，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挤掉这80%的水分，则同样的投资，可建造五十万公里的高速公路。

第三，盲目增长代价。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可以看到重商主义的政府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17962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达到了38877亿美元。2014年3月末，,一度达到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高出2.85万亿美元。 中国成立外汇管理机构，20年来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了78倍。被业内称为“愚蠢地增长”的外汇储备，如今可能处于“失控”的边缘。财经学者刘胜军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一是规模太大，远远超出合理边界。

美国早期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有人说，开明的政治家将能够调节这些对抗的利益并使其服从公众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开明的政治家并非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在进行这种调节时不考虑那些间接和长远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间接和长远的因素很难胜过当前的利益。一方为了当前利益可能漠视一方的权利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旨在抑制派别之争的联邦的规模和类型》)

麦迪逊的这段陈述，恰好是对以重商主义和全能主义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操控的指控。政府以计划经济之名所行的对国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直接控制，结果是个人的利益战胜集体的全体的利益;短期的利益取代长期的永久的利益---今天中国经济的乱象，可以从这个思路中找到原因。青之莲认为，在集权专制体制下，国家权力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体而居于法律之上，居于社会与公民之上。拥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不但有强制执行的法定权力，而且在事实上垄断了“公共利益”的解释权。所以，“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悲剧”。

造成贫穷两极分化的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少数资本家获取无限膨胀的财富，也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官员为了GDP数据的提高以达到对权力无限膨胀的欲望的满足，更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如果成为地方和中央官员表现政绩的手段，成为官员升官的工具，这种重商主义和全能主义的政府，必然罔顾国际贸易的本质，忽视无序经济生产对民生生活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由重商主义和全能主义的政府驱动的经济发展，可能是一种提高社会财富泡沫而不是人民实际财富增长的虚假的发展。重商主义全能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