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个好词儿，愚昧是个坏词儿。大家都想把好词儿留给自己，把坏词儿压给别人。在当下社会的普遍观念里，文明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挺转”的科学家、 科普作家以及自以为站在科学一边的人，顺手就会把愚昧这顶帽子扔出去 — 习惯使然。某些人宣称，转基因问题是科学问题 — 所以不懂科学就最好闭嘴，就算张嘴也只能用来请教。有位分子生物学教授问：“我们有必要与不懂科学的人讨论转基因问题吗？”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科学话语建构的陷阱： 要讨论转基因，就得懂得转基因科学 ； 要反对转基因，必须比转基因科学家更懂转基因科学。这样一来， “反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论怎么了解专业细节，相对于转基因共同体来说，总是不够专业的。——至少在旁观者看来是这样。

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 （deficient model） ，用来描写某类科普活动的动机。大意是说，如果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相对欠缺 ； 因为不懂，所以会莫名恐慌。科学家的对策就是对公众进行科学普及，他们相信，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 ； 看到其中的好处，恐慌自然也就消除了。理解得越透彻，支持得越坚定。这种科普活动也有一个名字，叫作“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 — 其实少了一个“让”字。 “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 并指出， “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他们的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Hans Peters） 以核电站和垃圾焚化炉为案例，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呈现了某种 U 型关系 — 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 （迈诺尔夫·迪尔克斯主编、田松主译：《在理解与信赖之间 —公众、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六版，188—189 页） 。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反对者来说，了解得越多，反对得越坚定！
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 “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对方辩论。
对于“反转”活动来说，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 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事实上，普通公众一旦在专业细节上接招，立即就中了一个圈套 — 那就是承认科学具有最高的权威，尚未出手便落了下风。

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说我是印象派，那我就自称印象派 ； 你说我是反科学，我也无所谓。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在一次辩论会上，我说 ：“我就是对于转基因无名的恐慌，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数据，生产出多少知识，我就是无名恐慌，我就是不喜欢，可不可以？”在场的一位“挺转”专家脱口而出：“可以。”既然可以，那就不要再试图用科学依据压制我吧！
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 《警惕科学家》 （ 《读书》二○一四年第四期） 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 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 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吃什么，不吃什么，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论证了转基因安全，我就必须吃它吗？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我不养塑料花， 无论你生产出多少赞美塑料花的知识， 我都不想看，不养就是不养。我不喜欢转基因，无论你生产出多少支持转基因粮食的知识，我都不想看，看也看不懂，我就是不吃。不但自己反对，还要把我反对的意愿传达出去。

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 ： 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 ； 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 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 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

愚昧与开化 （文明） ，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曾经看电视剧《大草原中的小木屋》，有一句台词印象深刻。一位女士满怀忧虑，又痛心疾首，与她的女伴说起家里的一位亲人：“他，竟然不相信上帝！”在她看来，这位不信上帝的他是多么愚昧愚蠢愚不可及啊！在这种语境下，承认愚昧的权利，就意味着，承认那位“不信上帝者”的权利。

有人承认了愚昧的权利，又宣称 ： “你有权利自己愚昧，没有权利宣传愚昧。”我反问：“既然如此，愚昧的权利如何行使呢？”
在一些自居科学高处的人看来，他们拥有衡量文明与愚昧的尺度，那些不符合这些尺度的，都是等而下之的病态的行为，是需要改造，需要治疗的。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说朱清时宣传藏传佛教，不配做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对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他们连起码的理解和尊重都没有。我不得不说，这些懂点儿科学以文明自居的人，还不具备公民社会的基本常识。

的确，旗帜鲜明地主张“愚昧的权利”，很多人未必能够充分理解。有位小朋友表示疑问：为什么要自称愚昧呢？在她看来，愚昧总是一个坏词，别人躲还来不及，干吗主动扣在自己的头上？我说，这是一种辩论策略，不想躲闪，你去争，就承认了对方的规则，对方就立于不败之地。我就愚昧了，我要守住底线权利，转基因必须标识！

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