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史学科发展迅速，学术地理版图变化剧烈。很多高校建设科学史系，是为建制化的科学史。建制化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事科学史研究，主要一支是原自然辩证法建制的队伍，后来分化为科技哲学和STS等。由于自然辨证法的历史渊源，中国的科技哲学（加STS）是一个大学科，人数众多。而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但是在美国，科技哲学是一个小学科，科学史则是一个大学科。美国高校建制化的科学史系也不多，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学者身在历史系。而国内历史系则少有学者从事科学史。并且，国内科学史界与历史学界交流不多。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科学史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科学史需要走出去，关心历史学，尤其是关心全球史和环境史。科学史与环境史的结合，有望开出一种新的科学史或文明史。
201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正式挂牌，创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科学史系”。因为中国高校此前有的十几个都是“科学史与某某系”。江晓原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创建的，就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当然，中国最早的科学史专业研究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升格而成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5年，该所28位研究人员移驾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国科大原来的队伍重组，建立了国科大科学技术史系。这些年，不断有高校组建科学史研究机构，比如原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受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组建科学史系。中国科学史学术版图的板块运动还在进行中。
虽然各家机构共享着科学史的名称，大家所理解的科学史是不一样的，所做的工作也各有不同。单就研究对象而言，中科院科学史所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刚创建不久的清华科学史系，按照吴国盛教授的构想，只以西方科学史为研究对象；再如南京农业大学，长期有一支农史研究队伍；刚刚组建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史，则在其科技考古的优势之上关注气象史。
2018年下半年，有两个科学史领域的大型会议。首先是2018年9月19日—22日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办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研讨会”，国内科学史领域学者百余人到场。然后是10月26日—29日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8年度学术年会，与会学者达五百人。各路人马济济一堂，貌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史队伍。不过，考虑一下与会者所在的机构，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与会者除了来自各科学史机构之外，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来自哲学系（没错，是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比如我所在的机构就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某些冠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名存实亡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名亦不存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而中国的科技哲学和STS，都能追溯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然辩证法。19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学界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轨，发现“什么都能装的自然辩证法大筐”在欧美找不到对应专业。范岱年先生主持的学界旗帜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开始打出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旗号，与西方学界有了对接的可能。于是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或转向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栖身哲学系；或自立门户，成立STS。名字虽然改了，很多人依然保留着自然辩证法的惯性，既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也同时做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蹩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短视的。从事科学哲学的学者常常很重视科学史，甚至科学思想史原本是科学哲学下面的研究方向。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科学史会议上，极少有历史系的学者参加。与此类似，虽然在学术建制上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每年的科学社会学年会上，与会者大多来自哲学系和STS机构，很少来自社会学系。
中科院科学史所成立之初以整理中国遗产为宗旨，早期所里从事各学科的前辈都来自相关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我的导师陈久金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董光璧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可以说，在科学史所里，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史。其优势在于，能够进入相关学科内部，尤其是早期科学史以内史-学科史为主，没有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无法入手。在中国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下，就把文科生排除到科学史之外。科学史这门学科也具有了某种特殊性，虽然学科名称中有一个“史”字，科学史的前辈并不认为科学史是历史，而认为科学史是科学。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件事儿。其一，科学史所原本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代管，1977年7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科学史所顺理成章地被归入社科院，但是所里的老先生坚决反对，不到半年，科学史所就在1978年1月1日回到了中科院。其二，1997年学科调整时，1990年曾经设定的两个一级学科自然科学史（理学）和技术科学史（工学）险遭取消，或纳入哲学门类，在当时的各机构科学史学者一致抗议、申诉、公关之下，合并为“科学技术史”，归入理学，而不是人文学科[1]。
1997年，在为幸存的科学技术撰写简介时，当时的前辈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科学技术史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属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范畴。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下面这段话：“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着历史结构与逻辑结构辩证统一的互补关系，它与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考古学等关系密切。”[1]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但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科中，偏偏没有历史学。
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一方面，从事科学史的绝大部分学者来自相应的理工科专业，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另一方面，从事历史学的学者，也不大碰科学史。与科学史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最多的，还是自然辩证法。
曾经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学科；相比之下，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当然，这个版图在发生变化。随着自然辩证法的必修课地位被严重弱化，原从事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人员并入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和STS都有收缩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某些单位的科学史遭到挤压，总的来说，科学史学科是在扩张之中。当然，惯性还在，就目前而言，从规模上看，自然辩证法仍然是大学科，科学史是小学科。
反观大洋彼岸的另外一端，情况恰好相反。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科学哲学和STS则是小学科。美国科学史学会每年一次年会，每次程序册都是厚厚一本。而美国的科学哲学则要小的多，并不是每个大学的哲学系都有科学哲学，即使有，也只有寥寥数人从事着相对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美国科学哲学学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有趣的是，这个年会是与科学史年会联合举办的。就是说，每两年，就会有一次科学史+科学哲学年会，程序册都印在一起，正好可以提供比较。我曾赶上过一次，从在会议手册看，科学哲学部分大概只有科学史部分的五分之一。
从程序册上还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扩展得非常之宽、非常之泛，几乎所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科学史的名义下进行，包括STS，这使得美国的科学史很像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成了一个大筐。如果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依然存在建制的话，它最好的对接对象，不应该是科学哲学，而应该是科学史。我虽然人在哲学系，但是三次去美国访问，从未去过哲学系，两次科学史，一次STS。
虽然，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但与中国类似，独立的科学史机构并不算多。只有少数几个大学像哈佛大学那样，有独立的科学史系，与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人文学科并列。而在更多大学，科学史学者在历史系。
所以，在美国盛大的科学史年会中，与会学者少数来自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更多学者来自历史系、人类学系、或者社会学系，罕有学者来自哲学系。所以在美国，科学史天然是历史的一部分。
扩张中的中国科学史已经走出国门，与欧美的科学史有着越来越多的交往，也开始有在欧美获得科学史学位的青年学者回国。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科学史与历史学的交流极为有限。就我有限的了解，刘华杰教授曾有一位作博物学史的博士，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来自历史系；吴国盛教授有一位作化学史的博士，去社科院世界史所做了博士后，并留所，走向历史学。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科学史学者，无论出身于专业科学史机构，还是来自哲学系和STS机构，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史学训练；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不愿、不敢、不能碰科学史，这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有一本书的更名可以作为一个象征。2003年，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James McClellan III）和哈罗德·多恩（Harold Dorn）的著作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为《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中文书名虽然精准地符合英文原文，但似乎不符合中文习惯，有一点儿别扭。2007年，此书再版，更名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就通顺多了，但世界二字，又有点儿多余。这个新书名呼应了国内科学史的扩展，也打破丹皮尔、梅森对科学通史的长期垄断，深受欢迎。不过，对于书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几年以后才忽然明白，麦克莱伦第三写的根本不是“科学史”，而是“世界史”。
“世界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写法，它不是各个国别史的集合，而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对象加以叙述。正如通史，也不是各个学科史的集合。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2]
这种世界史1970年代从美国兴起，到了1980年代，就成为大学学科。
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世界史”“新世界史”“全球史”三个概念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它们经常被混用），都意味着一门区别于已有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新学科，主要标识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当这一史学观念传到我国时，一方面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世界史”概念和学科，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其新史学的特征，我国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全球史”。[2]
中国的历史学曾经有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其中的世界历史，其实是不包括中国的外国国别史。到了2011年，这两个二级学科都升格为一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一部分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接受了欧美的世界史概念，主动从不包括中国的世界历史转向了包括中国的世界史。
在世界史的范式中，有一个分支，叫做环境史或者生态史。以往的历史中，不大关注环境，或者把环境作为背景。但是环境史中，环境则成为主角，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行动者。在环境史的代表著作中，有一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作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正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儿子，这也正好符合世界史与环境史之间的血缘关系。
从《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到《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中文书名的变更，既反应了国内科学史领域对历史学的陌生，也意味着国内历史学领域对科学史的疏离。据说此书的策划、出身于STS的潘涛博士，清楚科学史和世界史的差别，仍然从商业推广的角度，更改了书名。实际上，两位作者在序中明确表达了“从一种全球视角来审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想法”[3]。
无论来自什么机构，至少可以说，中国的科学史已经有了一支相对庞大的研究队伍。在学科归属上，新一代学者应该没有几位依然坚持科学史是科学。如果确认了科学史的人文属性，或者，具体而言，认为科学史是历史，那么，继续与历史学保持距离，就比较奇怪了。至少，科学史学者应该关心一般的历史学领域，有哪些方法上、范式上的重大变革。
在强调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科学史学者与西方科学史学界已经有了密切频繁的交往，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发生了交往。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科学史也有必要有意识地了解史学界的重大变革。
换一种角度看，《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变成《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这恰恰表明，在世界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叠。科学本身具有某种超越国界的特征，所以从科学史跨到世界史，或者以世界史来写科学史，都能够顺理成章、顺水推舟。
长期沉溺于以往的科学史，常常会强化缺省配置中的科学主义，产生一种进步的幻觉。比如在美国科学史的创立者萨顿看来，只有科学是进步的，所以科学史就是文明史。而如果结合环境史看科学史，或者通过科学史看环境史，很快就可以消解这种对科学进步的幻觉。因为环境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史，直接呈现就是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
看到自己在学术版图中的坐标，对于未来的走向才会有相对清醒的判断。科学史有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史，看环境史，看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翟淑婷. 我国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确立过程[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 32(1): 23—37.
[2]刘文明. 全球史: 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N]. 人民日报, 2012-03-01: 理论版.
[3]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 哈罗德·多恩.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 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