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
我一天天长大，知识一天天多起来，在初中期间学习了“生理卫生”课，知道婴儿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从初中到高中，我读了许多书，知道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知道了佛教关于“轮回”的思想，知道了儒家和道家对生死不同的态度等等。
我的中学阶段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在初中，我读的大多是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等等。十五岁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觉得延安那里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们就背着家里人，从昆明乘车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没想到了贵阳就被当地警备司令部抓住，把我们关在一间小屋里。先是由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审问我们，我们都谎称说是要到重庆去念书，后来贵州省秘书长又对我们训话，最后由联大附中教务长把我们领回昆明。回到昆明后不久，我去重庆南开中学入了高中。在南开中学，我开始读外国文学作品，我特别喜欢读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这些书使我对人道主义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认识；特别是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加深了我对人道主义的了解，我很喜欢书中的皮埃尔，他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有安德烈亲王在战场上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他看到了一朵白色的小花，产生出善良的爱心和对生命的珍惜之情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等等，这样一些美好的人的品质使我向往。于是“同情心”和对生命的热爱凝聚于我心中，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在这一期间，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写了一篇《论善》，可惜这篇代表我由少年跨入青年时代的作品早已丢失。但我仍然记得它的主旨：是写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应是没有其他目的的。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的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我高中没有读完，就回到昆明的家里，自己读书，这时我对宗教的书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开始有了兴趣，从而由前此对“爱”的抽象理解而渐渐有了较具体的体会。我读了《圣经》，知道上帝对人类的“爱”，了解到耶稣之受难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我读佛经故事，最喜欢“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大车国王幼子萨陲那见一虎产了七个儿子，已经七天，而老虎母子饥渴将死，于是生悲悯之心，而投身饲虎，以求“无上究竟涅槃”。这种舍身而完成一种理想的精神，净化着我的心灵。然而对我直接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品，应该说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贝多芬传》开头引了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而《贝多芬传》的开头一段说：“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照通常的情况看，我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生是苦难”的想法呢？我至今仍然不能作出清楚明白的回答，也许是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吧！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整个世界和中国都处在苦难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后殊死战的1945年初，而那时对我们家来说又是我的大哥与大妹先后死去的日子，自然会有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受，而且一个内向的“大孩子”，大概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吧！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我的家庭教育对我的性格形成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且一直在大学教书的教授，他教中国哲学也教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他是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但他立身处事却颇有儒家精神。这点大概是我祖父对他的影响所致。我祖父是清朝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几任县官，后常任地方的考官。祖父一贯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作为他立身行事之大要。而父亲正如钱穆先生在《忆锡予》中说，“锡予(我父亲名用彤，字锡予)为人一团和气”，“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我母亲是湖北黄冈张姓大族之女，是一位典型的“相夫教子”的中国善良女性。我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自然会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我十六七岁时，虽然对儒家思想没有什么深刻了解，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还是读过一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儒家的“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贝多芬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自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其实仍是我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的一个例证。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的一生来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
来源：《汤一介集 》、北大清华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