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2015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河北峰会今日在石家庄召开。大会主题为：创新改变世界，同期还将举办九场互联网+专场主题峰会，分别是：互联网+高端制造业高峰对话，互联网+流通高峰对话，京津冀科技创新高峰对话，互联网+教育高峰对话，互联网+创新创业高峰对话，互联网+健康高峰对话，互联网+政务高峰对话，互联网+旅游高峰对话，互联网+中小企业高峰对话。下面由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做题为“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的主旨演讲。　　

以下为现场文字实录，未经本人确认。

既然谈到中国经济的下一程，首先必须从现在谈起，所以第一个问题“新常态”。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什么意思?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我们一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也不能够持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我想讲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什么害处呢?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但还有第五个，第五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为了促进高速的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爆发以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经济学认为，7%，甚至6%-7%的区间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不是说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首先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基数是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说和二十年相比，基数大是每增加1%内容比之前多得多，我们能老是这样下去吗?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前几年造成了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是不稳定的，国际市场的不稳定这么多年带来了若干问题。这样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的情况怎么样呢?当然会有一些不利的景象。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高科技产品遇到了对手—日本人，日本人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另外，低端产品东南亚国家是我们的对手，为什么?因为他的劳动力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实际上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为什么我们经济下行压力那么大会造成困难呢?主要是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结构调整是过度投资了，已经形成这么多投资在里面，你现在要让它扭过来不是容易的事情。结构调整实际上是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壮士断腕是要带来损失的，但能不能忍受这个损失，能不能坚持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坚持下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不能性急的，因为技术创新有一个真正的能够战略市场的技术创新。你说深圳的大企业，华为，华为怎么一下子就冒起来?他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到现在是收成期了，但现在他自己感到还要继续创新。

就今天讲到的互联网问题，互联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谁都不知道以后的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因为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只感觉这是一个将来的前景，是一个方向。那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发展就带动起来了吗?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互联网的作用是巨大的，表现出我们新技术可以呈现出来，我们结构调整可以很顺利，但是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要坚持这两点：一是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或者又重谈，不如来一次大的推动，来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也许这段时间经济大起，但大起必然导致大落，哪有那么容易呢?大起大落。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要着重放在定向的调控，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我们把调整放到微调，放在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观念上的转变，高度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因为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怎么出现呢?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出现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过去有用，过去符合情况，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来实现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企业考察，在工地上看到，这个工地未来的厂长在向我介绍，大量投资下去，我就问他，你增加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们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说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对我的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啊，因为原来年纪大的工人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训练、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得培训，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所以人家经常预料，预料什么?20年以后还要不要写字楼，还有必要要吗?20年以后还要30年呢?写字楼最后就都淘汰了，不需要写字楼，不用那么多成本了，完全采取职员在自己家里办公，还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对就业的观念就需要改变，这就涉及到要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但当然适度的投资还是要的，因为适度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要的，尽管基础设施的技术在改进。

另外，我们在加强人力培训的时候需要投资，这也是投资。

下面讲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因为过去传统观念是说通货膨胀怎么来的?需求过大，需求为什么过大?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等。那这种形势下能够继续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意味着要新的通货膨胀，新的通货膨胀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7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了滞胀(音)，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了，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思理论总需求大了就是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有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70年代出现的二者并存就是滞胀，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他就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得想办法，那么就研究为什么有滞胀呢?经济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他能控制工人的行动，他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罢工，工资升了可以。但经济上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就是大企业，他认为价格是他控制的，所以他有价格的刚性，价格的刚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价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东西销掉也不能下降，看你买不买。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于是经济生活中就发生了小孩子的跳背(音)游戏一样。那么怎么办呢?人家说那你去按住小孩啊，你按住一个小孩不让他起来跳一次就完了，你跳过去按住他，如果两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了就是工资和物价都跳不起来。尼克松就居然接受了这种观点，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他接受了，接受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的措施。工资不能动就冻结了，物价管制住了那不引起大乱才怪呢，所以就搞不下去了，尼克松的政策就破产了。

最后到什么时候解决了?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做总统了，结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供给有问题才出现这样的结果，供给增加怎么办呢?就创新，创新有新产品出来，集中创新的成果带动经济增长，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摆脱了停滞，通货膨胀也解决了。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短暂地来看，今天我们通货膨胀，就是投资过多需求过大，该投资就得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就放低利率，这样就适合于新经济。而且这个钱荒怎么来的?钱荒要经过深入的调研，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M2的供应都挺多的，为什么会有钱荒呢?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如果贷款给你你不还我的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就找他信得过的国家独资的企业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给他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转放出去，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钱，于是一个办法就是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你钱多利息高那你就承担;另外很多人连这个都贷不上就求助于自己人，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什么叫“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储备拿在手里面，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超正常储备以后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所以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不是简单地讲，所以说对中国以后要发生通货膨胀问题的话，一定要多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处理事件已经和单纯的过去不同了。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个命题是一个新的命题，人可以创造市场。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到河北两个月以前在河北沧州考察，在沧州考察的时候我专门讲了一段话，沧州有一个肃宁县(音)，是国际裘皮市场，我在那里考察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我们现在生意不好做啊，我们的裘皮卖给俄罗斯的多，他们卢布也不之前了，没购买力了，所以我们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他也不买。

所以我写了几个字让他们留下来，第一句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购买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那种排浪式(音)消费，赶时髦的，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

第二句话是“让服务更人性化”，服务不是你求人家，是人家来求你，是你来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个脸，好像我是对你恩赐一样的，那就错了。

第三句话“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为什么不行呢?中国的品牌没有建立起来，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产品的质量建立起来的。

第四句话“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干嘛要花外汇出国到那边去买呢?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自贸区有免税店可以做到买到欧盟的产品，价钱可以和欧洲的超市一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消费者就留在国内了。你就完全不必要到国外买了，你在国内一样可以买到。

对这一点我们的市场可以创造。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MBA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一个工厂生产木头梳子梳头的，找了四个推销员来，你们各带一批样品到哪里去推?要到指定的和尚庙里推销，晚上第一个推销的回来了，说一把没卖掉，为什么呢?和尚说我光头没用。第二个回来销售了好几十把，说他在和尚庙里推销好几十把梳子不容易啊，推销员说我跟和尚们说梳子梳头发是功能之一，梳子还有其他的功能，你经常用梳子刮刮头皮止痒、美容等诸多因素，在和尚庙销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销了几百把，你怎么销的呢?他跟和尚们说，我先看看你们的情况，他庙里一观察香客很多，香火很旺，磕头头发起来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你看你庙里香火多旺啊，你的香客这么热情，你庙里面得关心他们，方丈说我怎么关心他们呢?你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头发乱了梳一下，梳子很便宜，每个佛堂里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到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更勤快了。于是就订购了几百把。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你销了多少?几千把?你怎么销了几千把呢?我直接找方丈和方丈聊天，经常有人向你庙里送钱、送礼品对吧?你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吧，攻关得有礼品、回赠品，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方丈说谁要你一把木头梳子啊?不对，木头梳子两边可以刻上字，你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一幅方丈书法不错写几个字，写什么字呢?“佛在心中”、“积善为本”人家作为纪念品销售出去。

手机20年前刚刚出来，那时候手机又笨又大还只有一个功能—通话功能。现在你看看手机多少功能啊?可以录音、录像、上网、看电视各种各样的服务，购买的服务等等。所以现在人还在换手机，新手机还在变化，功能在变化，有了新功能就更好销售。这四个推销员第一个一把没销掉，他只使用了第一功能梳头的功能;第二个推销员不一样了，可以刮头皮、止痒、美容、养颜;第三个整个观念变了，他把木头梳子作为关心香客的手段，放几把梳子人家感觉庙里很关心他们;第四个订了几千把梳子的功能更发生了变化，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了，把梳子刻上字了变成了庙的名片。

我们在市场的问题上难道不应该这样考虑吗?今天我们要打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一定要让产品满足消费者新需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市场可以打开、可以创造。

第六，经济人和社会人，所有的经济学书里面的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音)，什么叫经济人假设呢?就是说经济人是从最低成本考虑的，是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一定要符合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经济学一定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但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化，我们就可以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渐渐抬头了。什么叫社会人?就是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人是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投资利润没他们那么高，成本却比他们大。所以从经济人出发人都在A投资，偏偏有人从B考虑，愿意在B投资。为什么在B投资呢?有各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B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我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一个工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这么想的：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我没出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的那个没有出息的，我就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和对我的看法。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了、后悔了，现在自己成功了、创业了我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我过去的错误。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以后，人的社会人的想法逐步增加，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可能是有限的。

第七，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过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个无形的调在调节，用市场规律在调;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市场出现了多久呢?市场出现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因为几千年前，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那时候开始才有的市场，那政府调节就更晚了，总得有了国家以后，有了政府以后，人类社会存在了多久?少说有几万年了吧，几万年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是人类在这几万年当中存活下来繁衍起来是什么力量在调节呢?道德力量在调节。在没有市场、没有政府的时候道德力量调节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的调节道德的调节也在做，常言说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跑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人类社会还要继续延续。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道德力量调节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今后的过程中重视第三种调节。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自律就是从文化调节开始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公共规则规律，这就是文化调节，效率就是文化调节。

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促进了文化建设。所以这对我们今后也很有用处。

第八，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所以研究的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我们今天更缺的而且今后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国有资产有那么多外溢，效率有提高吗?你能不能把它配置得更好一点呢?你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要给国家增加多少国有资产。所以这个问题是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后，经济的未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集聚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人人都在基层级别上工作，你分得清哪个是蓝领哪个是白领?你能知道货币的用处有多大?都不是货币了，全是信用卡在用。刚才讲的不要办公楼了人都在自己家里上班了，企业的规模可能变得很小，因为分出好多行业、好多企业，甚至还有将来人会买汽车吗?租汽车也许更方便一些，也许轨道交通更方便，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异想天开但最终成为事实了，所以每个人都在学习的阶段，每个人都在摸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