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当代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并不是企图在文学中重新设定一种统一的“终极价值”，重新宣扬对世界作唯一“客观阐释”的世界观，以及肯定用单一模式来组织、规范所有人的生活、情感的这种狂妄企图。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它们对社会和个体留下的损害、创伤，至今仍记忆犹新。提出当代文学的“理想”，是因为痛切感觉到，我们“当下”的文学，精神性的因素、力量，越来越薄弱，文学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作家对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心受到嘲笑，文学写作表现对人的同情心、智慧、健全和情趣的关切，被看作幼稚和可笑，而那些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写作的作家，则显得势单力薄……

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最主要的恐怕是这样的现实：一种讨好、认同“流俗”、贬低精神探求的思潮，在我们的文学界上空，长期以来就是一股难以驱散的浓雾。这种思潮，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位居当代文学“中坚”位置的作家所不断宣传着、实践着。

记得在八十年代前期，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曾有过范围广泛的反思。在对得失的检察中，文学独立传统与作家的精神独立性的欠缺问题，曾被许多人提出。而人们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在八十年代，对这一主要问题，文学界已有了清醒的自觉。精神独立、文学自觉、“主体性”确认，被当作“新时期文学”辉煌的基础加以确认。这虽然不无道理，但这种估计，一定程度上也是假象。我们把环境因素的变易，看作了问题本身。而现在，在九十年代初，我们猝不及防地目睹了作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的“转向”和精神“溃败”。这种转向和溃败，以前或由于政治力量的压力，而现在，则是物质、金钱等的诱惑和挤迫。

这确实看来有些突然，也有些滑稽，但这种现象之“果”，并非一天之内结出的。八十年代所讨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成为“历史”。远的不说，“文革”结束之初，在那个精神高扬的年代，文学上削弱和厌弃精神性力量的潮流就已萌发，就已经在为后来的“转向”和“溃败”做了准备。在当时，文学言论和写作中，就已出现两种互有联系的重要征象。一种是，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流俗”的世界观，同时，站在这一立场上，对那些质疑现实、对精神性问题进行探索的作家，给以“虚飘”、“虚妄”的批评和讥嘲。他们既用提倡“宽容”、“实行费厄泼赖”，来对抗当代人为的社会争斗的后遗症，但同时也以此来消解精神领域中并非总能调和的对立，支持随波逐流，而为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和“溃败”的合法性，事先准备了伏笔。第二种征象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反思”中，采取一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处理方式。在八十年代我们对于“谁之罪”的询问，摆出各种各样的答案。我们把一切失误、罪孽，或归咎于政策，或归咎于体制，或归咎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显要人物，甚或归咎于少年和妇女这样无权无势的弱者，然后，又归咎于民族“文化传统”，归咎于“国民性”，并认为因此承接了鲁迅，是反思的“深化”。然而，究竟有几个作家像鲁迅，像显得“憨傻”的巴金那样，去认真思考个人的良心和罪孽问题呢？波兰作家希皮奥斯基曾说，在德国作家中，对二次大战，有的是把历史罪责当作是“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但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它首先是“个人罪孽问题”，他得静静地私下问自己的良心。然而，我们更多的，是心安理得地将一切都卸付给环境和外部因素的态度。开脱了自己，逃避了反省，也就开脱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失措的“转向”和“溃败”，不就是合情合理了的吗？八十年代已显露端倪的精神萎缩症，不正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目前的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和文学态度的证明吗？

也许，是到了好好静下来，私下问问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