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拟从所谓“接触型”(contact)和“比照型”(contrast)这两种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型形式入手，观察和分析“西藏问题”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中被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如何在摆脱不了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的过程，观察西方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者，和思想观念，特别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来源，是如何积极地、十分有效地确定了“西藏问题”的核心内容、组织结构及其发展走向的，揭示不管是“接触型的”，还是“比照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西藏无疑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象。当今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和难解，依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西藏问题”、接触和比照、帝国主义、大博弈、主权、香格里拉与神话西藏。

　　一，西藏在中国、“西藏问题”在世界
　　晚近二十余年来，西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当今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事实上并不涉及到国际间直接的军事、政治、经济冲突的地区会像西藏一样受到全世界如此热切和持久的关注。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很深的国际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它甚至并不直接与作为一个物质存在的西藏相关，而更多地与一个想象的、精神的西藏密切相联。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西藏无疑已经很深地卷入了世界舆论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风浪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国际性话题。今天西藏出现的任何变动和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任何作为都会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直接影响到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西藏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举足轻重，对待“西藏问题”不管是在现实政治中，还是在国际舆论界，都绝对容不得半点的疏忽和懈怠。职是之故，一方面中国政府或者旗帜鲜明地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或者根本否认有“西藏问题”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必须花费巨大的力量，就西藏和“西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量的对外宣传，以缓和国际社会因“西藏问题”而与中国政府产生的不和谐，甚至紧张关系。
　　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现今国际社会热烈关注和讨论的，以及中国政府所必须应对的“西藏问题”，事实上与今日西藏各地区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十分棘手和现实的问题严重相脱离，它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确实不是西藏这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超越了西藏的“国际问题”。隐藏在表面热闹的“西藏问题”背后的是一个更深刻地与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休戚相关的、有关人权、环保、和平、非暴力、和谐、民族认同、民族自决、宗教自由和传统文化延续等等普世的价值观和理想的问题。关心“西藏问题”者，通常关心的并不是西藏地方和藏族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棘手和具体的现实问题(real problem)，而更多的是拿西藏出现的这些现实问题，甚至直接把西藏当作一个能吸引人的“话题”(Issue)，或者说一个说事的由头，围绕这个“话题”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question)，或者责难，令中国政府难堪，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从而也使得“西藏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东西方之间越来越难以就此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更不用说一起寻找最终解决的办法了。通俗一点说，眼下国际社会讨论的“西藏问题”常常脱离事关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问题，而是拿整个西藏来说事，以西藏为象征和典型来讨论我们眼下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所有巨大而难解的问题，并以此为背景和对照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施政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和质疑，使得西藏问题日益敏感和难解，并成为中西间政治较量的工具。
　　进而言之，正因为“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问题，它所涉及和关心的问题从来远远超越西藏实际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所以，“西藏问题”自成为问题之后的每个不同时期的内容、性质和运作方式、走向等等，从来就不是包括西藏人在内的中国人可以自行决定和左右得了的。相反，它通常是由十分关心“西藏问题”的西方世界来选择和决定的。西藏在中国，可“西藏问题”在世界，西藏成为一个“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Issue)，从一开始到今天的百余年间都是由西方世界实际操纵和控制的。西藏成为国际问题开始于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直接的殖民侵略，在英、俄两大帝国为争夺他们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长期的战略对峙和冲突，即著名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中，西藏曾经是英俄双方长期激烈争夺、角逐的对象。[1]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满清政权和继其而起的中华民国政府曾与以英、俄两大帝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了长期的、十分艰难的外交交涉，以捍卫中国对西藏的主权。[2]最初的“西藏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与英、俄为首的西方列强有关西藏主权的激烈争论，而它不但是由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直接军事侵略引发，而且最终确立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也是英、俄两个殖民大国“大博弈”的结果。
　　今天，西方世界又把西藏当作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一个脱离物质现实的、理想的精神世界，遂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和全世界所有人都相关的事关普世价值和政治立场的问题。说严重一点，西方世界通过这种对西藏的香格里拉式的神话形象的塑造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西藏的精神殖民。今天牵动世界视线的“西藏问题”显然是早已进入了后现代的西方世界设计和规划出来的又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总而言之，作为一个“话题”(Issue)的“西藏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在西方世界的播弄和操纵之下，而现实的西藏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很少，也很难得到认真的关心，它们与那些涉及普世价值观和国际政治的大问题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面对当今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几乎一面倒的舆论导向和很多激烈而又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谴责，国人显然不明就里，觉得莫名其妙，也难免有点张皇失措，甚至恼羞成怒，进而采取忌谈、回避的态度，或者干脆否认“西藏问题”的存在。所以，一方面于国际社会西藏日益成为热门的世界性话题，而另一方面中国却很不情愿承认有“西藏问题”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想的和说的都不见得就是同样的问题。汉文中的“问题”一词在英文中至少有Issue(话题)、Problem（问题）和Question（疑问）等多种不同的意思，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更多地着眼于与西藏相关的一些重要“话题”（issue）和“疑问”(Question)，而中国人自己或多半以为别人是专门来挑我们在西藏的“问题”（problem）的，而且显然有点夸大其事，所以很不情愿和他们一起来谈论这些问题。[3]事实上，于此我们或应当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最好少拿西藏当作一个大而化之的“话题”来谈，相反应该正视和讨论西藏实际存在的各种具体和复杂的“问题”。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把“西藏问题”从“话题”变为“问题”，即把这个已经十分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从对事关普世价值观和后现代乌托邦理想的“话题”的关注和利用，转移到对当今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西藏地方所实际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problem)和困难的关心和讨论中来，我们才能正视“西藏问题”的真正焦点和实际困难，最终摆脱困境，为引起东西间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冲突的“西藏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从国际性的“西藏问题”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东亚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所经历的区域秩序的巨变，实际上都离不开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东亚侵略、扩张的直接结果和遗产。从表面上看，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侵略和扩张早已经结束，其实不然，虽然物质的、军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早已经终结了，但精神的、观念的殖民主义还方兴未艾。前人有将帝国主义划分为“实践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前者指的是西方列强对他国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物质占有等等，而后者则表现为把西方的思想观念作为普世的理念、真理灌输、强加给他人，对他人实行精神的殖民。与此类似，也有人将帝国主义分成“接触”(contact)和“比照”(contrast)两种类型。“接触”是指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以物质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冲突为标志的直接联系，例如帝国主义的军事占有和殖民主义的贸易等等；而“比照”则是东、西之间一种精神的和非历史层面上发生的两极对比，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但不管正面、反面，其中均隐含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4]负面的比照就是将东方描述成专制的、愚昧的、情绪的、迷信的、反科学的，而将西方说成是它的对立面，即民主的、自由的、理性的、科学的等等，以此为其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军事侵略造势。西藏在近二十余年来被西方人神话化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曾经是这种负面的典型的东方形象的最杰出的代表，荣赫鹏当年军事入侵西藏的借口之一就是西藏宗教领袖的保守、愚昧和独裁，英帝国主义者不惜出兵远征西藏无非是为了要帮助智慧、淳朴的西藏百姓摆脱这种神权专制统治。
　　而另一种两极的“比照”是将东方设计为一个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几乎是非物质的理想空间，将它形塑为一个高度物质化的西方现实的反面和对治。这样的东方通常被塑造成为一个古老、纯洁、史前的，有时甚至是前人类的玄妙世界。当今西方世界对西藏所作的这种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就是这种类型的“比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显然，这种精神化和神话化东方的“比照”同样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样的东方完全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设计、创造出来的，完全是西方人按照他们的意愿，特别是他们对失落了的过去的怀恋而作的一种天才的想象和精心的设计，它与现实的东方无关。然而，当西方利用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话语等方面的强势和霸权，将他们设计的这种东方形象强加给东方，并要求将它化现为东方的现实时，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精神殖民主义，凸显出这种精神“比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了。而我们今天面临的“西藏问题”正好就是这种“比照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西方人设计了一个非历史的、超越时空的香格里拉，一个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5]而在现实政治中，他们又期待在西藏实现他们的这个梦想，希望将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变成西藏的现实，这就是当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西藏问题”的本质，也是“西藏问题”变得无限复杂和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拟从以上所说的“接触型”和“比照型”这两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型形式入手，观察和分析“西藏问题”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中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如何在摆脱不了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的过程，观察西方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者，和思想观念，特别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来源，是如何积极地、十分有效地确定了“西藏问题”的核心内容、组织结构及其发展走向的，揭示不管是“接触型的”，还是“比照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西藏无疑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象。

　　二，英、俄帝国主义的大博弈和西藏“主权”之争
　　从表面上来看，眼下“西藏问题”主要的关节点是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强调，也一再要求外国政府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并将其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再三声明在“西藏问题”上除了“独立”以外，可以与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们讨论其他所有一切问题。[6]然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迄今为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和政府公开否认过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或者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即使是已经流亡海外五十余年的前西藏地方政府首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也一再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宣称他诉求的并不是西藏的独立，而是西藏的自治，以及西藏传统文化的延续。如此说来，若说“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的话，那么，看起来它似乎是一个莫须有的伪问题，换句话说，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从另一层面说，达赖喇嘛的支持者们公然声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西藏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政体，西藏人拥有行使民族自觉的权利等等，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的“自由西藏”运动常常以抗议中国占领西藏为名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显然，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对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那么，这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和看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我们不妨对历史略作回顾，从中我们或可明显地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西藏的殖民侵略的直接后果。有关西藏的主权归属的争议首先是由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直接的军事侵略挑起的，而它最后形成今天这样的结局又是英、俄在欧亚地区争夺主导地位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所塑定的。换言之，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对西藏的殖民企图是形成国际化的“西藏问题”的开始，而它在与俄国“大博弈”背景下对西藏主权问题所采取的所谓“战略性的虚伪”(strategic hypocrisy)对日后的“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主权的归属问题的争论设定了基调。[7]
　　就像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等等词汇和观念一样，主权、独立等词汇和概念也都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亚洲各民族和国家出现主权、独立等意识，并为之奋斗都是受到西方殖民侵略的刺激才开始的。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它们在西藏的主权的强调和维护无疑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军事侵略行为的最直接的反应和后果。而在西藏地方政府高层和知识精英中出现独立、自决的观念和意识无疑也与清、民国政府与英、俄帝国主义就西藏主权归属的长时间的争议紧密相连。眼下中国政府为了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往往诉诸历史，坚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从亚洲各国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来看，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军事优势，亚洲被殖民的民族和国家为了争取其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有限度的维持而可以诉诸的工具似乎唯有其悠久的历史。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近代处于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维持了对西藏的主权，它所依靠的除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顽强斗志以外，上述西方列强在西藏主权问题上所玩弄的所谓“战略性的虚伪”策略也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反我们言之凿凿的历史依据却常常被人歪曲或者忽略，并不能成为阻止殖民侵略的有力武器。
　　人们常常喜欢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说“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此或即是说，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现实的立场出发，选择不同的历史资料而予以截然不同的解释。借古讽今，借助历史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虽然是人们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争夺中常用的一种“斗争的武器”，但要实现这样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它也不可能在国际外交冲突和斗争中真正成为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要借助历史资料和事实来说明西藏或者是，或者不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都很不容易。例如，当我们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势必面临着一个解释学上的难题，即我们若要证成这个结论之正确就必须首先要预设“中国”和“西藏”都分别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一成不变的地理概念或者政治实体，而这样的“中国”和“西藏”自然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历史上的西藏是否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首先要给我们讨论的这个历史上的“中国”和“西藏”做出明确的定义。可是，不管是“中国”，还是“西藏”，它们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地理名称或者政治概念。不管是作为地理区划，还是作为政治实体，它们都无法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藏”（西藏自治区，或也包括中国其他省区内的藏族地区）等而视之。[8]
　　虽然古代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历代中原王朝都与今日的“中国”有直接的关联，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和今天的“中国”又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同样，虽然古代的“吐蕃”或者“西番”等与今日的“西藏”有密切的关联，但不管是作为地理概念，还是作为政治名词，二者也均不可同日而语。有鉴于此，我们实际上无法抛开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具体朝代的历史而来笼统地讨论历史上的西藏是否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只可能客观地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尽管作为唐朝之统治者的李氏家族实际上有明显的胡人（突厥）血统，绝不能算是纯粹的汉人，但中外史学家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于将盛唐视为汉族文明的全盛时期和高峰。然而，同一时期的吐蕃却才刚刚开始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西藏文明还处在其发展的源头时期。崛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小邦——雅砻悉补野家族很快征服、兼并了其周围的许多其它部落和小邦国，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王朝，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堪与大唐分庭抗礼的大帝国，与唐朝争夺于广大的西域地区的统治长达近百年之久。就在吐蕃成为大帝国的同时，很多著名的小国，如女国、附国、羊同、苏毗等却一个个地消失了。在当时代的汉、藏文文献中，唐与吐蕃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甥舅关系”，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唐蕃双方间的关系显然是一种平等的亲戚关系，而不是互相隶属的关系，故说吐蕃即是唐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免牵强。
　　蒙古人征服了世界，当然也征服了西藏，继大蒙古国而起的大元王朝有效地统治了西藏地区近百年之久，对西藏历史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西藏曾经是元朝版图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今日被人称为“西藏三省”(bod kyi chol kha gsum)，或者说“大藏区”(the greater Tibet)者，实际上指的就是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吐蕃三道宣慰司”，它们都是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领土，是整个西藏地方隶属于元朝的有力证据。[9]古代的西藏史家对“吐蕃三道宣慰司”未能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而耿耿于怀，他们甚至主张因为吐蕃是帝师的故地和释教兴盛之地，故其地位实际上等同于行省，一厢情愿地将“吐蕃三道宣慰司”列为元朝的第十一个行省，以此而聊以自慰。[10]显然，声称“西藏自元朝以来成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比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更容易在历史教科书中找到令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证据和解释。
　　但是，即使是对“西藏自元朝以来成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说法也照样有人提出异议，当代的流亡藏人史家和西方学者都更乐于将元朝中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说成是蒙古大汗和西藏喇嘛之间的纯属宗教性质的私人间的“施供关系”，否认元朝于西藏之统治的事实及其政治意义。[11]更有甚者，则干脆否定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否认元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元朝切实地统治了西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也不能成为“自元朝以来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由，因为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王朝，它不是“中国”。这样的观念甚至连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当年也未能幸免，他好读书，喜欢随便翻翻，“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12]可见，即使在鲁迅先生的眼里，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国人的汗，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征服王朝也不能算是“中国”。时至今日，持这样观点的西方人依旧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即使蒙古人统治了西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难以成为“西藏自元朝以来成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理由。可是，如果我们必须把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去，那么，这岂不是说中国只能是汉人建立和统治的国家，中国历史只能包括那些汉人建立的王朝的历史吗？如此说来，连唐朝历史或也不能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了。那么，我们口口声声所说的这个“中国”究竟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历史是不能被如此随意地割裂开来的，严格说来，一个纯粹由汉人组成的中国在历史上就不曾存在过，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
　　与元朝的情形相类似的还有清朝，他们都不是由汉人建立和统治的王朝。西方人同样无法否认清朝有效地统治和管理了西藏地方的历史事实，但他们同样认为清朝不是汉人，而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故也不应该称满清政权（王朝）为中国，不能在大清帝国和中国之间划等号，所以，清朝对西藏的有效统治同样也不能成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历史依据。如此，满清王朝的历史同样也被从中国历史中割裂了出来。可是，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时，西藏与清帝国内其他各省区一样宣布独立于满清王朝的统治，自此至1951年间，西藏地区与推翻满清王朝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西方史家因此而乐于称此时的西藏享受了“事实上的独立”。殊不知，这个“事实上的独立”从理论上说它只是表明当时的西藏和中国其他各省区一样要独立于被认为“不是中国”的清朝，它甚至不是独立于随之而起的中华民国，更不能说是独立于“中国”。可见，用清末西藏地方政府一度宣布“独立”于满清王朝作为西藏曾经“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证据相当牵强，同样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是在这段对于中华民国政府而言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时间内，中国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这一观念却成了以英、俄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共识，中国因此而至少在名义上保全了对西藏的主权拥有。[13]
　　将“中国”狭隘地理解为一个纯粹由汉人组成和统治的国家显然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将元帝国和清帝国均因此而排除于“中国”之外，将元朝、清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然后来讨论历史上的西藏是否为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如前所说，“主权”概念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西方政治概念，要在前近代的中国历史上为一个近代的西方政治概念作注脚，这也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段历史，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在今天的西方学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说由于汉人建立的明朝没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拥有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没有能力征服和统治西藏，所以，明朝中国和西藏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关联，换言之，西藏并不是明朝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毫无依据，完全是无知者的信口开河。就因为明朝和元朝、清朝不同，它不具备足以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即假说明朝没有征服西藏的军事力量，这无疑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试想明朝的永乐皇帝有力量派郑和七下西洋，难道他的朝廷竟然连征服一个完全非军事化的西藏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吗？客观地说，军事占领西藏至少对于永乐年间的明王朝而言并非一件难事，只是明朝没有需要对西藏动武的理由。我们在明代藏文历史文献中多次见到了这样一则故事：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权势和军事实力的帕木竹巴万户长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Phag mo gru pa khri dpon）听到传言说大明永乐皇帝对他的行为极为不满，即将发兵进藏讨伐，于是他惊恐万状，到处央求诸派上师能为其作保，并携其侄子入朝，代他向永乐皇帝效忠和求情。[14]这则故事充分表明，即使明朝从未在西藏动武，但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威慑力。事实上，明朝建立初期完全接管了其前朝在西藏的各种统治制度和设施，恢复了元朝时期的全面的官僚统治。只是那个时代的汉藏关系并不以确立明王朝对于西藏的隶属关系，或者说主权统治为目标，他们一定还不知道“主权”为何物，所以根本不需要为维持对西藏的主权而煞费苦心。对于明朝廷来说，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松散的统属关系、维持汉藏边境的安宁就是其最主要的目标。相反大量来自西番的喇嘛和权贵们却纷纷以能够进京入朝为荣，十分热衷于得到明朝廷的册封，以取得朝廷命官身份，故十分踊跃地进京朝贡和来内地从事商品贸易。当然，他们同样不明白，也不在乎明朝和西藏之间的主权归属问题。事实上，自九世纪中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地方再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自从西藏成为元朝治下的“吐蕃三道宣慰司”以后，长期以来也没有出现过激烈的以“独立”为诉求的军事行动。真正严重影响了明代汉藏关系的反倒是汉人传统的“夷夏”观念，明代汉族统治者常以“怀柔远夷”的心态来对待西藏这样的边疆民众，而并不真正把他们心目中的“远夷”看作是他们应当一视同仁的子民，其结果是将本来已经是大明的“编户齐民”的西番民众重新推回到了化外边民的地位。[15]
　　显然，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汉、藏两个民族的百姓来说，“主权”和“独立”等无疑都是十分陌生的概念，据说在二十世纪以前的藏文文献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独立”这样的词汇。西藏人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独立”，应该就是前述辛亥革命后与内地各省一起宣布独立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但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华民国，并立即宣布“五族共和”，理论上西藏很快又被纳入了中华民国的统治版图之内，尽管中华民国内忧外患，除了通过艰苦的外交努力，积极维持在西藏的主权要求以外，很难对西藏实施直接的军事控制和官僚统治，西藏处于“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状态将近四十年之久。当然，西藏终究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当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它重又被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而此时尽管西方世界反共、反华的浪潮甚嚣尘上，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曾经军事侵略过西藏的大英帝国，站出来支持西藏的独立，相反他们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拥有主权，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西方世界十分仇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国际大背景下，西方列强居然没有一个站出来支持西藏独立呢？显然，这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历史诉求，即对历史上汉藏关系的叙述说服了西方列强，让他们接受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说法。于此起关键作用的真正的原因即是前述大英帝国，或者说其代表者英属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战略性的虚伪”（strategic hypocrisy）政策。所谓“战略性的虚伪”简单说来就是英印政府对待西藏所采取的“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China Suzerainty and Tibet Autonomy)的政治模式，并将此作为西藏之地缘政治认同（geopolitical identity）。此即是说，英印政府表面上，或者说在外交层面上，承认中国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但在实际层面上又让西藏享有充分的自治，在它与西藏的实际交涉中几乎视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换言之，英印政府表面上承认的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做法，是一种“战略性的虚伪”，只不过是为了外交上的方便而与中华民国政府虚与委蛇的一种做作，这在它当时与中国，以及西藏地方的实际交涉中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
　　回顾西方世界与西藏的交往可知，在二十世纪以前，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极少，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西藏还是一块“空白地”(blank space)。虽然，在1774-1775年有George Bogle，1783年有Samuel Turner，1811年有Thomas Manning等西方人分别出使过西藏，但它们都没有取得实际的结果。整个十九世纪，西藏地方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故西藏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一个禁区(Forbidden Tibet)。英帝国主义曾经尝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打开西藏的大门，特别是曾经企图通过满清政府的干预而与西藏地方当局发生关系，但均告失败。与此同时，当时的达赖喇嘛却与俄罗斯沙皇的使臣、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jiev, 1854-1938）交往甚密，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为了在“大博弈”中不居于俄罗斯之后，英国政府决定率先出手，单方面对西藏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殖民征服的手段来夺取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主导地位。1904年，荣赫鹏( Frances Younghusband，1863-1942)率英印军队入侵西藏，开始了对西藏直接的军事和殖民行动。
　　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直接的军事行动不但引起了满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觉醒，而且也引起了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导致了“西藏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公开化和国际化。不少以前可以模糊过去的问题现在都需要有明确的答案，例如“何谓西藏？”、“谁在主宰西藏？”、“西藏地缘政治的边缘又在哪里？”等等。首先，英国对西藏采取的直接的军事行动剧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西藏观，对于在西方殖民侵略日益迫近和加剧的国际背景下正在努力构建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清帝国对于西藏的传统的十分松散的政治控制已经越来越不再可以被接受了，中国必须明确其对西藏的主权要求，为此民国政府开始了长期和艰难的外交努力，竭力保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为了尽可能地不激怒中国政府，同时又和俄罗斯维持在“大博弈”中的均势，英帝国主义者创造出了一种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独特的政治术语/模式，即“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
　　为何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这种政治模式被学者称为“战略性的虚伪”呢？这或与有人曾将“主权”称为“一种有组织的虚伪”( an organized hypocrisy)有关。按照西方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家们的观察，国家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有主权，综观历史，驱动统治者们的动力常常是一种把守住权力的欲望，而不是对某些国际原则的抽象的坚守。有组织的虚伪，即那些常常被违背的永久的规范（longstanding norms）的存在，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持久的特征。[16]而“主权”实际上就是一种常常被违背，但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而长期存在的规范。英帝国主义者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明显是它当时在处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之关系时采取的一种障眼法，是一种宪法式的虚构和政治做作，所以说它是“一种战略性的虚伪”，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外交双方的便利而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伪装，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英帝国主义者而言它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就是当时制定这一政策的英帝国主义者大概也没有想到，这种政治术语/模式却持久地塑定了今后“西藏问题”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由于他们将“中国”和“西藏”的关系确定为“宗主权”和“自治”，而不是“主权”和“独立”的关系，所以，从1904年以来的清和随后的民国政府与英国，有时也包括西藏地方当局作为第三方，的一系列谈判和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中，英国都坚持给予中国以对西藏的“宗主权”。这样的政治术语，不但为日后保全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而且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止了西藏地方当局的“独立”诉求，甚至也对今天的达赖喇嘛无法公开寻求西藏独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藏地方政府只是在1948-50年间才开始认真地寻求国际社会对其独立的承认，但这样的诉求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西方阻止了。而当1948年印度取得独立以后，英国对待西藏所采取的这种“战略性的虚伪”对于保障英属印度之安全的目的变得不再重要，英国政府从此不再积极地支持西藏的“自治”，更不要说支持其“独立”了。而它对于“中国宗主权”的肯定则对中国于西藏的主权拥有的保持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从来就将本来定义暧昧不明的所谓“宗主权”一律解读为直接的“主权”。而当直接的、物质的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即在去殖民化之后的国际社会中，本来定义不明确的“宗主权”就变得毫无意义，成了“主权”的同义词，或者干脆被“主权”所代替。在殖民主义时代或可有“宗主国和自治”这种形式存在，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主权国家”的原则便成为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唯一方式。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确认了英帝国主义确立的这种“宗主权和自治”模式，只是其中的“宗主权”被明确地改变成了“主权”。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确切地说是英帝国主义者，在设定现代西藏之地缘政治认同的基调时，即为“中国”与西藏的关系设定为“宗主国与自治”的模式时，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今后的中国政府借用“主权”这一西方现代政治术语，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事实时的同盟军。不管是英帝国主义者当年对西藏的直接的军事侵略，还是日后他们与中、俄等国开展的一系列外交谈判，其首要的动机都是为了维持英、俄两国在“大博弈”中的均势和主导地位，而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脱离中国（满清王朝和中华民国）而获得独立，相反他们在外交上所玩弄的“战略性的虚伪”的伎俩，实际上为中国今后确保对西藏的主权拥有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神话西藏”与西方对西藏的精神殖民
　　英帝国主义者当年设定“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模式距今已近百年，可它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西藏问题”的影响无疑依然可见，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战略性的虚伪”态度也依然昭然若揭。目前，西方各国政府表面上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肯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事实，这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英帝国主义设定的处理“西藏问题”模式的延续，这大概也是如今在国际社会如鱼得水的达赖喇嘛不公开提出西藏独立诉求，而坚持“大藏区自治”主张，即所谓“中间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于今天的西方舆论中，西藏通常被称为“一个被占领的国家”(an occupied country)，[17]而达赖喇嘛则被称为是“西藏人民的政治和精神领袖”(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eader of Tibetan people)，几十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的“自由西藏”最初就是一个“为结束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而开展的运动”( campaign for an end to the Chinese occupation of Tibet)，这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在西方世界得到普遍的承认和真正的尊重。如此说来，当今的这个国际化的“西藏问题”并没有完全脱离有关西藏主权的纷争，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显示出对中国主权利益的明显的不尊重和损害，所以，在国际政治层面上“西藏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它确实还是“一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18]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眼下的“西藏问题”不但远比当年的“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模式复杂，而且它也绝不仅仅只是“一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西藏的独立显然已经不再是今天日益国际化的“西藏问题”最主要的焦点，也不再是“自由西藏”运动公开的首要诉求，它甚至也不是能使“西藏问题”今日如此国际化的重要原因。试想达赖喇嘛流亡海外的前二十余年，不但他本人在国际舞台上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风光，有今天这样高的人气，相反常常受西方世界冷落，而且西藏也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舆论的关注点之一，显然，仅仅依靠西藏独立的诉求是不可能掀起像今日这样巨大的世界性的波澜的。在今日弥漫世界经久不散的“西藏热”的背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不是被称为“西藏事业”(Tibet Cause)、或者“藏人事业”(Tibetan Cause)的“西藏独立运动”（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而是以愈演愈烈的神话化西藏为特征的西方精神殖民西藏运动，以及其国际化战略(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世界对西藏所作的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后现代乌托邦的想象和设计，使得西藏变成了西方世界最受热爱的、最不可或缺的“他者”。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问题”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国际性问题。
　　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西藏和藏传佛教曾被作为东方专制和愚昧的典型代表而长期受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被妖魔化。进入近代以来，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从妖魔化改变为神话化西藏。神话化西藏于西方世界的出现自然有其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是多种原因长时间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西方传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衰落显然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传统的帝国主义观念和实践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很快开始走向衰落。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自信也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东方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他们开始改变他们在东方的战略，也开始改变他们对西藏的企求。就如荣赫鹏从一名对西藏的侵略者摇身一变而为西藏文化的热心崇拜者一样，西方人走出了曾经被他们严重妖魔化了的西藏，转而开始为西藏大唱赞歌。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其文化传统也相对陌生而独特，给外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容易被人投放和寄托各种各样的形象、愿望和想象。于是，像1930年代出现的遁世型小说《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对香格里拉的想象一样，西方对西藏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和设计层出不穷。[19]在近代地缘政治中，西藏的这种相对的“无地性”(placelessness)十分方便西方人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设计和表述，允许他们对它进行一种去政治化的形象建构。西藏渐渐地演变为西方的一个“服务社会”(Service Society)，一个既能够给西方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理想的他者，又在政治上不挑战西方、在经济上也不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的社会，尽管西藏人也曾经有过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正是这一种对西藏的去政治化、去地域化的表述，最终促成了当代“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和“精神的西藏”(Spiritual Tibet)等典型的“神话西藏”(Mythos Tibet)形象的出现，西藏遂演变成了人人心向往之的香格里拉，成了在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深受欢迎的“精神超市”。
　　在这个精神化、神话化西藏的过程中，传统的西藏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特征，它渐渐被形塑成为一个超越时空(placeless and timeless)的乌托邦，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眼里，过去的西藏是精神的、智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男女平等的、自由的、宽容的（开明的）、绿色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西藏”不但与他们企图要拯救的和解放的、目前处在共产中国统治之下的、同样也常常只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才出现的那个“现实的西藏”(TAR)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他们自己目前朝夕相处的那个后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而易见，这个“神话西藏”的形象完全是按照当代西方人对一个失落了的美好的过去的怀恋而设计、创造出来的，它与传统的，或者现实的西藏都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形象的构建无疑是前述“比照形”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在这个虚构的精神乌托邦身上有着浓厚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气息。
　　今日的“虚拟的西藏”也好，“精神的西藏”也好，它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香格里拉”想象一脉相承，而后者原本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心中的世外桃源，除了作者对它的地理位置的设计让人无法不与西藏发生联想之外，它的一切内在的设计都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式的乌托邦，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想在东方建立起来的一块理想的物质和精神的殖民地，在它身上具有浓重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气息。作为香格里拉理想的自然延续，今天的“神话西藏”显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旧梦的一个全新的翻版。通过有意的掩盖和一个历史失忆的过程，这个“神话西藏”蛻去了香格里拉身上原本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印记，自然而然地把对香格里拉的想象整合到了今天西方人对一个后现代的精神乌托邦的想象之中。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实际上是西方世界从直接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到以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政治话语霸权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的转变。从殖民主义的香格里拉梦想转变为后现代“神话西藏”的想象，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在方式上则从直接的军事殖民转变到了以文化霸权为特点的精神殖民。[20]
　　将一个曾经被极度妖魔化的传统西藏理想化和神话化为一个西方后现代乌托邦的过程是西方从接触型转变为比照型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对西藏实行精神殖民的过程，因为这个被精神化了的西藏反映的既不是西藏的过去，也不是西藏的现实，而完全是当代西方人自己的理想和诉求。所以，这个被严重神话化了的西藏无非是一面用来观照当代西方社会种种现实弊端的镜子。在这个理想化了的、虚拟的西藏社会中，就像在香格里拉中一样，西藏人并不是主角，绝大多数的西藏人依然是缺席的，他们自己的理想和现实诉求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重视的。在这里实际上听不到现实中的西藏人自己的声音，能够参与这一“神话西藏”之创造的藏人多半不是生活在现实西藏社会中的藏人代表，他们的角色无非是为主流西方社会当陪衬、做帮腔。“神话西藏”形象的流行无疑是使西藏成为当今西方“最重要的他者”(the most significant other)而备受西方世界热爱和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它不见得真能给现实的西藏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相反这种不切实际的西藏想象势必将完全压制和掩盖现实西藏所面临的所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使得后者在前者面前显得如此地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总之，“神话西藏”的想象对现实的西藏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害。
　　更有甚者，如果西方世界把“神话西藏”想象中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观念和理想的实现作为解决现实的西藏问题的前提，即要将想象的西藏化现为现实中的西藏，让西方人借助他者和他者的土地来实现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实现的理想，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神话西藏”中的那个西藏显然与历史上的传统西藏社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难以想象它可以成为未来西藏的发展图景。要将一个想象中乌托邦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实现，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无疑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而要将这项不可完成的使命预设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这无异于故意给中国政府和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制造难题。今日的“西藏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但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或就来源于此。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是，在西藏被神话化为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的同时，中国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与“神话西藏”极端对立的“异托邦”，中国被作为一个“神话西藏”的对立面从种种不同的角度被高度妖魔化，一切美好的东西统统归属于西藏，而一切丑陋的东西则通盘由中国来买单，这样两极的比照无疑人为地加深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裂痕，为西藏问题的解决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西方以“神话西藏”为基调形成了一整套动听、迷人的“西藏话语”(Tibet Discourse)，压倒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有关西藏的声音和说法，形成了强有力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对中国的巨大压迫。这种压迫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西藏话语”中所表露和代表的种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在今日的“西藏话语”中，“西藏问题”的焦点不再是西藏独立这一可以被理解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诉求，而是对人权、和平、博爱、自由、环保、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文化自觉和传统延续等等一系列具有普世价值的热爱和追求，所以，“自由西藏”的追求与今日全世界所有人的追求都有密切的关联，代表的是当今世界人类最美好、最迫切的愿望。而西方作为所有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的创造者，在这种“西藏话语”中占据着天然的居高临下的主导地位，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21]而不熟悉这种话语的内容、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中国人则在所有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和表述中都难免显得有点笨嘴拙舌，常常牛头不对马嘴。
　　在西方的“西藏话语”中，今天与西藏相关的任何事物、问题都被他们赋予了普世的价值，都成了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现实西藏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话题，它们也都被放进了西方主导的普世的价值体系中，按照他们所制定的价值标准进行观察和评价。所以，不管今天的西藏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往往不会去认真考虑西藏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会去仔细探讨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而一定会首先将它们与某个普世的观念和理想扯上关系，从而将它们高度的政治化、国际化。西方民众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兴趣与“西藏问题”日益国际化同步而变得高度政治化，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官方介入“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将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均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背景下，西藏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形成为世界性的巨大波澜。人们完全忘记了现实的西藏不但与“神话西藏”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从其自然条件、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准，以及其现代化的总体程度等方面来看，现实的西藏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相比都还有相当巨大的差距。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都尚难以达到和实现的理想型的普世价值标准来衡量西藏的现实，将现实西藏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无穷地夸大，并高度地政治化，这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藏都是极不公平的。这样的做法除了会进一步激化西藏已存的和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之外，对于现实西藏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改善和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均无丝毫的好处。热衷于“自由西藏”者，即使其初衷或许真的是热爱西藏和西藏文化，希望能给西藏和西藏人民带来美好的理想和光明的前途，但他们的做法或难与对西藏的精神殖民相脱离，其后果也一定适得其反，无法给西藏和西藏人民带来任何实在的好处。[22]真如Lopez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西方很多热衷于“西藏问题”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甚至达赖喇嘛本人，实际上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他们无疑需要首先将他们自己从香格里拉这个牢笼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对西藏和“西藏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就“西藏问题”及其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从以上对今日国际化的“西藏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后现代）政治问题的棘手和难解并不是因为问题双方间有着长期的历史性的互相敌意，也不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异。事实上，将汉、藏两个民族，或者将“中国”，即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和“西藏”当作同一个问题的互相对立的双方，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做法，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不但在政治上有着悠久的交互影响的历史，而且在宗教和文化上也有着十分紧密的亲和关系。“西藏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从来就不只是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事情，西方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直接的行为者，和普世价值观念的来源者，早已对“西藏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定下了难以改变的基调。所以，决定“西藏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的显然也不仅仅是被认为的问题双方间的努力。这个已经十分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能否最终得以解决，同样取决于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今后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否会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批评不只是一个满足历史好奇心的问题，而且还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依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载于《区域》，汪晖／王中忱主编，2014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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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重大委托课题“中西文化背景中的‘西藏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批号：09JZDW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参见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2] 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
　　[3] 在英语世界，“西藏问题”通常被称为“The Tibet Issue”，或者“The Tibet Question”，这表明它是被当作远比西藏出现的具体现实问题(problem)重要得多的“问题”(Issue和Question)来讨论和处理的。
　　[4] Tomoko Masuzawa, “From Empire to Utopia: 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Fall 1999, pp. 541-572.
　　[5] 关于西方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和批判参见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Himalayas to Hollywood,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6] 早在199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就曾向世界宣布，只要达赖喇嘛公开向世界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中国政府和他进行对话和谈判的门是打开着的。
　　[7] 关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性虚伪”的研究和论述详见Dibyesh Anand, “Strategic Hypocrisy: The British Scripting of Tibet’s Geopolitical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1, 2009; 本文中的相关“战略性虚伪”的论述多得自Anand先生该文所述内容的启发，同时也参考同氏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8]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定义和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葛兆光，《关于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9] 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页136-148。
　　[1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原著、陈庆英汉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65-166。
　　[11] rTsis dpon Zhav sgab 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1.
　　[12] 鲁迅，《随便翻翻》，《且介亭杂文》。
　　[13]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的转变参见周锡瑞著、贾建飞译，《大清如何变成中国》，《民族社会学通讯》，2012年。
　　[14] 事见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165。
　　[15] 参见沈卫荣，《“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见氏著《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586-613。
　　[16]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An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甚至美国国会也曾于1991年宣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并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8]关于美国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在西藏独立和自治问题上的纠结和左右摇摆的讨论参见Barry Sautman, “The Tibet Issue in Post-Summi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72, No. 1, Spring 1999, pp. 7-21.
　　[19] 参见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文景》，2006年第10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06-123。
　　[20] 参见Masuzawa上揭文；沈卫荣，《香格里拉：谁之梦想？》，《中国民族》，2013年第9期。
　　[21]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页162-177。
　　[22] 笔者晚近曾去过一个比较边远的藏区访问，虽然时间短促，见闻不广，但依然深有感触。我们在西藏以外的世界谈论西藏，总会联想起香格里拉等等字眼，但现实中的西藏距离香格里拉实在还是太遥远了。一方面，一些边远藏区的老百姓目前面临的还是一些十分基本的生存问题，藏族百姓的温饱和基础教育还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像我访问的这个藏区，老百姓的温饱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救济，儿童的基础教育状况不是好不好、是汉语教学还是藏语教学的问题，而根本就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且，也看不到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的出路何在；但另一方面，由于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都已经搭上了中国、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轨道，如何解决西藏百姓的生存、受教育和谋求发展等问题，都不再是仅仅涉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问题，它们都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里出现的任何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可能被高度的政治化，被与所有普世的价值观念和宏大的国际性话题联系起来，相反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当时当地的具体的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则多半被忽视，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有益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往往会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和激烈，更让人看不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