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无阶级的理念和现实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制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虽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取消，以获取资本利润为形式的经济分层不再存在，但政治分层（特别是权力地位的分化）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更显突出了。同时由于政府对各种社会流动的严格管理，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都受到限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性的要求和期待，与现实社会中的官僚特权、制度化不公等，必然造成社会内部文化—制度关系的不和谐，从而成为导致社会紧张的重要因素。

一

关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苏联和西方的研究者，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讲道：“……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通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就象下面列举的一些调查研究资料那样，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对苏联阶级结构及其变化作出说明的。

根据列宁有关阶级问题的论述，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和获取财富的方式及多寡被苏联理论、学术界视为区分阶级的主要依据。在苏联居支配地位的阶级理论的框架内，有关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说明大致具有这么几个特点：①苏联社会的阶级构成为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或称职员阶层），苏联已不存在敌对的阶级；②阶级差异正在缩小，苏联各阶级、各阶层正在朝着均等化的方向发展：③苏联社会中最大的和迅速扩大的社会团体是工人阶级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苏联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比例分布，苏联社会学家所描述的是一幅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甚至是全民均等的结构图：“在苏联领取最高工资者和最低工资者的人数，各占10%，他们之间的收入对比在1956年为1:4,1975年底则为1:3。1977年，在每1,000个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的有700人；而在每1,000个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者则达970人。共同的劳动，加上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在同一个诊所里看病，以及使用同类社会生活基础设施——这一切使得苏联所有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注：Т．В．里亚布什金、Г．В．奥西波夫主编，陈一筠、哈余灿译：《苏联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50年代后期社会学学科在苏联开始建立，至60年代末70年初，关于苏联社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已经有苏联社会学者所作的一定数量的实证性调查研究，这些研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着的社会分化的事实，多少突破了为正统的阶级理论作注释的学术藩蓠（注：参见默里·雅诺维奇、韦斯利·费希尔编，蔡仲立译：《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但总的说来，这些调查多以局部的地方或领域为对象，其研究结论既不否定正统的阶级结构说，也不指向有关社会制度与社会主义理念相偏离的实质性问题。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苏联社会中显然存在着阶级分化的事实。在有关苏联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各种研究中，有些研究者指出，人们的社会地位包括了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苏联的以社会成员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职业为主要依据的对阶级结构的说明并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的事实（注：Paul Hollander ed.,American andSoviet Society:A Reader in ComparativeSociology and Perception，江藤则义译：《ァメリヵ社会とソビュト社会》（《美国社会和苏维埃社会》），鹿岛研究所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193页。）。

另一种看法涉及到苏联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而"Nomenklatura"正是苏联社会中新产生的特权阶层，作为社会的支配群体，这个阶层通过管理权获取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财富和其他种种生活资料，事实上构成了苏联社会中的剥削阶级（注：参见Michael S.Voslensky,Nomenklatura，佐久间穆等译：《ノ－メンヮラツ－ラ－ソゥィュトの赤い贵族一》，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

同苏联社会学家们强调苏联社会正朝着无阶级社会发展的“均等说”不同，一些西方社会学家为苏联社会勾画出了金字塔形的阶级构成。如西德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鲍利斯·马依斯那认为，苏联社会分成五个阶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分歧所在首先关系到了不同的理论及其社会分层的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社会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财富占有情况是区分其阶级身份的主要标准。这种区分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管理阶层的社会地位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今天，社会学研究者虽然大多承认经济因素对于确定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人们更加倾向于韦伯的关于多元标准的理论，即财富、权力和声望是区分社会成员阶级、阶层所属的主要标准，有些学者并强调生活方式、消费文化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其次，在一些社会中，由于职业声望中所包含的经济收入、权力、声望各项具有相对的一致性，所以有的研究者主张将职业身份作为判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但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另一些社会中，职业身份所体现的工资收入同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水平和权力、声望等往往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简单地依照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这样的职业身份类别来区分苏联的阶级、阶层的方法显然不足为据。

事实上，30年代初期，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对“绝对平等主义”的批判，苏联已经采用了给专家予厚遇、扩大职工内部工资格差等政策（注：例如，根据1933年8月27日政治局决定，党、苏维埃、工会的干部、工作人员区分为七个级别，其中千人以下的企业的基础书记、工厂委员会议长为一级，而联邦及民族党中央委员会、各中央主要机构以及地方州委员会及主要机构的领导为七级，二到六级则视机关部门的大小和重要性而定（富田武：《スタ－リニスムの统治构造》（《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结构》），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52-54页。））。另外由于农村集体化给农民生活带来了激变、并伴以大饥荒，政府禁止农民自发流向城市。由此，苏联开始了明显的阶层化。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中，精英、干部组成了社会的第一个阶层，而第二个阶层由工人组成，第三个阶层由农民组成，最下层亦即第四个阶层是生活在监狱、收容所、劳动教养地以及特别居住地的人们（注：富田武：前引书，第54-57页。）。

在考察苏联的阶级结构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社会成员在政治系统中所处地位的意义。正象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于苏联的社会阶层来说，以学历、党内资历等为主要因素的、以各人在党的权力和国家机关的权限中所处的位置为主轴的等级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这个等级制为基轴，社会成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形成阶层性格差。在这样的制度系统内，权力地位的获得成为社会分层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二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阶层化通常是经由社会流动实现的。所谓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或空间流动，它被认为是社会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说来，相对于固定的、闭锁的前现代社会，在流动的、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更为频繁、活跃。而社会流动的活跃可能带来阶级结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增加以及阶级间差距的缩小。

按照苏联的社会学家们的理论，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选择前途的余地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得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①由于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全民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和所有者，所以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只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局部改变；②由于国家为受高等教育者提供经费，所以个人的社会流动并不取决于他的经济能力，也因此子女从属于父母社会团体的情况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少；③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破产而被迫流动的情况不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流动出自于当事者的自愿。（注：Τ．Β．里亚布什金、Γ．Β．奥西波夫主编，陈一筠、哈余灿译：前引书，第462页。）

苏联社会学家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为这种理论提供了事实根据。如1976年对马克尼托戈尔市近3000名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代际流动（表四）和还是代内流动（表五），都具有着相当的开放性。

此外，苏联社会学家们的一些调查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代际之间，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有着明显的提高。与此同时，相对于年老的一代，年轻一代的社会流动的幅度和频度都有急剧的增大。（注：Τ．Β．里亚布什金、Γ．Β．奥西波夫主编，陈一筠、哈余灿译：前引书，第464-465页。）

在苏联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中，虽然也有一些调查研究证实了家庭地位与个人升学、就业机会之间的相关，即“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不平等的影响”的存在（注：默里·雅诺维奇、韦斯利·费希尔编，蔡仲立译：第235页。），但研究者多倾向于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消除了经济境况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一面，以及家庭文化影响个人流动的不可避免性。

相对于苏联社会学界的研究，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和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则较多地强调了苏联社会流动制度的封闭的、不平等的另一面。

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受到限制。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学生的专业方向主要由学校方面决定，而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去向也由学校决定（注：大学生毕业后有三年服务义务，由学校方面统一安排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企业和机关工作。理论上三年服务期满后可以重新自由选择职业，但实际上受到专业、居住权等重重限制（David K.Shipler,Russia:Broken Idols,Solemn Dreams,川崎隆司监译：《口シァ：崩れた偶像·严肃な梦》，时事通讯社1984年版，上册第193-209页。））。其次，有关大城市的居住权的规定限制了社会成员地域间的流动自由（注：当学生毕业分配时，父母或配偶的城市居住权是学生可以留在城市的重要条件。（David K.Shipler,前引书，Russia：第193-209页）。）。另外，在受教育的机会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注：据调查1968年列宁格勒的一项调查，非熟练、低技能工人的孩子进入普通中学的只有25%，另有25%进训练学校。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的孩子有86%进中学，相类似的调查结果还有一些（David K.Shipler，前引书，第226页）。）。不少调查结果都说明了父母的学历、职业与各类、各种级别的学生的教育获得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注：Paul Hollander(ed.),前引书。）。

按照社会学的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理论，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包括军队、经商、政党、政治、学校教育、婚姻、宗教等种种社会流动的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实现其社会流动，同时每个社会中也都可能存在着各种制度的或非制度的社会流动的屏障。社会流动的渠道与屏障的存在状况具体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开放度。

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社会，我们不难看到，苏联的社会流动制度具有着某些区别于其他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其中既有着较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的一面，也有着类似于前现代社会的闭锁的一面。由于社会流动中存在着个体的自由流动和结构性的流动，以及被安排、被规定的流动和自由、自发的流动等不同的类型，社会流动幅度的增大本身并不就意味着社会开放度的增大。从制度上来说，由于私有经济被取消，人们不可能通过经商、创业等自主的经济活动来实现其经济地位的上升。同时由于对农民移居城市的限制、工作分配制度的存在和各级政治、行政机构的档次区别，学历竞争和政治竞争便成为人们谋取有利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由于父母的大城市居住权通常对孩子的工作分配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依据家庭出身而制度性地限制社会流动的规定，事实上有着某种身份制的特征。

三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阶级结构等的各种研究，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受到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包括一些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内，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内展开的。但无论如何，在今天我们考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及其各种理论和研究时，有几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作为旨在消灭阶级的社会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在制度上限制了社会成员以占有生产资料、获取资本利润为途径的社会分化。但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通过其他途径的社会分化，相反可能使权力在社会分化中变得更为重要。作为生产资料的管理系统和社会报酬的分配系统，各级党和政府的机构掌握、控制了全体社会成员社会生活的主要资源，权力分配本身首先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社会生活水准的重要因素。可是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等级制作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渠道的正当性并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价值和规范所承认，因而，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化的结果往往不被一般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所接纳。这种情况可能给社会带来系统间和系统构成要素间的种种不和谐，如社会意识维度内人们的均等期待同社会事实维度内社会分化现象之间的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级权力人物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等等。

这涉及到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依据：它否定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资本获取社会财富的正当性，而强调社会的公正性。在这种观念的牵引下，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无疑可以使文化—制度关系获得某种和谐。但这种观念所表达的均等理念却对制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它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分层的正当性的同时，其实也削弱甚至否定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层的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使社会分化的现实程度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但由社会分化而引起的文化—制度间的不和谐却更可能成为社会紧张的原因。

同样，作为支配价值，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也对社会流动制度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这个社会必须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畅通的社会流动的渠道，任何社会流动的屏障都可能成为社会紧张的潜在因素。一方面，阶级、阶层的平等观念和无阶级社会的理念会刺激人们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被鼓励不安于先赋地位、而去争取更有利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经济分层的被限制，减少了代际间地位继承的可能性，这使得自致地位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显得更为重要，即人们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去获得其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可能感受到来自于社会流动需要和期待的较大的压力。这种事实不仅要求社会在制度上给其成员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的平等，而且要求社会实现某种程度的结果的平等——无论是社会的阶级意识还是人们对自致地位的期待，都需要这个社会显示出阶级、阶层间的高度的开放性、以及事实上的流动可能性。

在苏联社会中，学校教育被认为在社会流动制度中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支配团体和社会学家都强调，通过教育，一般社会成员都可能实现、而且确实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就象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在制度上，大城市居住权的规定、工作的分配制度、以及政治因素等都影响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的开放性（注：David K.Shipler,前引书，上册第193-209页，下册第216-217页）。另一方面，虽然在理论上成绩是决定学生能否升学的主要因素，可是在现实中，60-7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调查结果都说明，即使成绩相同，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依然是影响学生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注：据Evelina.K.Vasileva 1970年代初的调查结果：成绩不好（5分制，3.5分以下）的工人子弟只有19%进入普通中学，而成绩不好的知识分子子女77%进入普通中学（David K.Shipler，前引书，第226页）。）。

被认为最能体现平等原则、最具公正性的教育分层中存在着的种种制度的或非制度的流动屏障，既可能给那些有着强烈的流动渴望和较高上升期待的社会成员带来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将成为社会紧张的原因（注：Theodore P.Greber,"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 in Russia during the SovietPerio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3(November 1995).）。同时，平等性的缺乏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制度关系的失衡，其结果是社会成员或者怀疑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或者否定现实制度的正当性。

四

对于苏联阶级结构及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制度的探讨，其实与人们的某些问题关心相关联：这种阶级结构及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制度与苏联社会的急剧变动有无直接的内在关系，即它们是否构成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原因？这种阶级结构及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制度在今天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如何影响着俄罗斯的转变进程？

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根据前面几方面的梳理、探讨，我们可以就以下几点作出说明。

在苏联，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扼制了由经济（资本—利润）分层而导致的社会分化，但革命没有也不可能扼制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化。由于国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的控制与管理，权力取代资本成为获取财富和其他生活资源的主要源泉，等级制成了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社会分化作为社会紧张的潜在原因，它不仅与分化的程度有关，更与文化—制度关系的和谐状况有关。关于苏联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化程度，虽然西方的社会学家同苏联的社会学家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依然可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贫富间的绝对差距。但尽管如此，由于支配意识形态对均等价值的强化，现实中任何形式和程度的社会分化都可能导致社会紧张。或许可以说，苏联学者对社会分化事实的否定倾向和西方学者对苏联社会分化事实的揭示，正反映了他们对苏联社会中社会紧张、社会危机的担忧或预期。

此外，社会成员基于无阶级理念的对社会流动开放度的要求与国家基于计划经济及政治控制需要等的对社会成员的统制管理，同样构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苏联社会中对社会流动平等性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经济屏障，而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以及社会制度本身，由是，这种不和谐所导致的社会紧张可能直接指向社会体制而不单单是教育系统或职业系统。

原文来源：《俄罗斯研究》(沪)2002年第01期 第6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