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青少年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即社会结构、人—社会关系等等本身的问题来看待，是人们面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新动态不得不开始接受的一个视角，也是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努力作出说明的一种范式。

很少有人会否定青少年问题与社会有关。但在很多因果式分析论中，“社会”只是些背景性的原因要素，人们几乎可以从与个人生活史相关的家庭、学校、同辈团体中为每一个问题青年找到一些问题答案，并就问题产生的“社会的原因”作出些说明。但是在经历了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各种各样的“青年问题”“青少年问题”的讨论和对应实践之后，面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低龄化、恶性化的普遍事实，疲惫、无奈的成人社会不能不对现代社会对人的社会化功能产生怀疑；换言之，如果人们承认青少年问题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其所属社会中难以成为合格的社会人这么一种事实，而且这问题已经被证明是长期无法解决且正愈演愈烈的话，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种社会本身的社会化功能产生怀疑，并进而对与此相关的结构系统表示关注。

一

当“新人类”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会中甫刚登场，并继而为全社会所关注时，成人社会尽管不无困惑，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不安。在此之前，经历了1960年代激烈的学生风潮后，人们对于年轻人与成人社会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立已经多少有所了解。而青年问题的研究者们则以“延期偿付”(moratorium)的概念及其相应理论对那以前出现的青年问题作了说明：自近代的产业系统和教育制度建立以来，年轻人被要求进入学校接受相应的观念教育、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他们成了体能业已成熟却依然被免以扮演全日制社会角色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暂时不必工作、组织家庭，但他们也必须远离成年人的享乐生活，譬如酒、烟以及性爱等等，他们事实上被隔离于现实生活以外。但随着战后冷战时期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公开对立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时代的开始、现代传媒的进入日常生活等等，这种隔离必不可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年轻人开始主动地疏离（而不再仅仅是被隔离）于成人社会。一方面他们开始拥有了怀疑、拒斥成人社会支配价值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社会也开始提供给年轻人选择与以往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在1960年代的校园风潮及其青年文化的背后，人们不仅看到了年轻人试图冲破隔离的愿望：年轻人否定体制并要求提前享受只有成年人才能享受的娱乐生活；人们还看到了年轻人拒绝进入成人社会、扮演既定的（被预先规定的）社会角色的那样一种意向，他们“不想成为大人”。研究者们这么解释年轻人的拒斥意向：这是青春期的“心理／社会性延期偿付”，年轻人的抵制其实是一个角色试验的过程，他们需要尝试着重新确立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寻找自己应该担当并适合担当的社会角色。

无论如何，即使当1970年代学生风潮在日本演化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冲突的时候，年轻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连续性也并没有被社会视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当人们面对1980年代的年轻人时，他们开始为代际间的连续性感到了困惑：年轻人令成年人觉得陌生、不可理喻。他们不再挑战国家权力或意识形态，可是成年人无法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最近的年轻人即使进了公司，也是你不说他就不动的“指示等候族”。不过，一旦命令下去，他们倒具有利用电脑、文字处理机等马上给你消化掉的利索。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要是他们喜欢那项工作的话，他们也会加班。但如果你认为那是对公司的忠诚，那就错了。平时只要一到下班时间，他们就按了时间卡回家去。他们极力回避以麻将、出入风俗场所等方式同上司、同事的交际。5点以后是兴趣爱好、约会等个人乐趣的时间。这其间主要醉心于读漫画、玩电视游戏机等个人的趣味，而且在这些方面沉迷很深，有着独自的世界。尽管如此，他们的性格倒并不阴暗，非常开朗，你让他表演的话，准保出风头。也就是说他们对有趣的事、开心的事特别有兴趣，却全不见有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小谷敏，1993:208-209）

显然当时日本的一般社会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了年轻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那一种断绝（不再是对抗），人们感觉这是一种与以往世代不相同的、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新人类”的命名应运而生并迅速普及开来。作为一个被普遍运用的时髦的日常用语和青年研究的主要概念，“新人类”一词甚至在1986年获得了由《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主办的“流行语大奖”的金奖。

“新人类现象”给1980年代包括青年研究者们在内的成人社会带来的问题或许可以被这么概括：一方面，人们对年轻人与成人社会的某种断绝感到不安，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了年轻人初露端倪的个人化倾向——年轻人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车子里通过现代传媒机器接受信息并同世界发生关系。一些人将“新人类”比喻为封闭、与世隔绝的“太空仓人”。但另一方面，人们多少抱有某种想象、期待：对于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这么一种新的存在式样，成年人也许没有必要杞人忧天。一些年轻的学者并运用“符号学”、“销售学”等理论，将“新人类”放到“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中去作解释，致力于说明“信息新人类”、“电脑新人类”等等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消费及现代传播媒介给年轻人带来了过去各代人所没有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及游戏性，而由于年轻人可以凭着媒体和电脑直接获得各种情报，不再需要某些成年人团体作为中介，因此他们能具有更多的自律性和创造性。

虽然有人指出所谓的“新人类”其实并不如人们渲染的那么异类，一些调查并显示当时的年轻人的交友情况同以往的日本人或同时代的西方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不同，但人们还是感觉到了“新人类热”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变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青年文化”的登场，年轻人成了消费的“上帝”，以年轻人为对象、为主角的各种产业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新人类”作为一个响亮、时髦的新概念，其原初的意义在日本社会并没有维持很久。1980年代末一起高中生连续诱杀少女的案件让人们对“新人类”的心理和道德发展产生了疑问。通过电视镜头人们看到那位年轻的杀人犯的房间里触目惊心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软件及卡通漫画相带。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传媒技术不仅使年轻人获得了接受信息、知识的新手段，同时也让年轻人很容易地置身到了充满色情暴力的娱乐世界中。不仅如此，由于沉迷于电视节目、电子游戏以及电脑，年轻人开始变得孤独、阴涩，他们不善与人接触交流，对现实社会缺少兴趣，电子游戏成了他们同辈团体内部最热门的话题。

以这一次杀人事件为契机，一个用于形容这一类年轻人的新名词“宅人”（“ぉ宅”）——随之流行开来。据最早公开在文章中使用这一概念的社会问题评论家中森明夫等人解释，之所以用“宅人”来定义这一类年轻人，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一碰到一起就互相打听“你家（“ぉ宅”）最近有什么新带子”（石井慎二，1989）。各种人给“宅人”概念赋予了不尽相同的意义。“ぉ宅”被有些人称为“宅族”（“ぉ宅族”），可那些年轻人自身却拒绝被称为“宅族”，他们强调他们并不是一个“族”，不过他们并不孤独。而有些文人学者试图说明“宅人”生活式样的正当性，认为这是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他们强调在高消费社会中，随着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们不必为与他者的关系所烦恼，重要的是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同志”拥有共有的“场”，“不了解‘宅人’就没有资格谈90年代”！但是，无可否认，与“新人类”有所不同，“宅人”在整个90年代的日本一直被媒体及一般社会赋予“反社交性”、“电脑依存症”等否定性的含意。

“宅人”的问题性由于青少年犯罪在日本社会的低龄化、凶恶化的事实终于在1990年代后期为社会普遍认识。 1997年5月，发生于神户须磨区的一起中学生杀人案以其残忍性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那位14岁的杀人犯不仅肢解了被害者（一个小学生）的尸体，而且将其头颅放在了他自己所属的中学校门口。可就是这样一位少年，直到警察逮捕他之前，他的父母（无论他们自己还是邻居都不否认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健全家庭）对他的行为全然未有察觉。事发后，当他的父母一次次面对被监禁的冷漠的儿子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对自己儿子的内心世界根本不了解，而且儿子也根本不屑于同父母作任何真正的交流（“少年A”的父母，1999）。从各种事实中人们不仅看到这位少年杀人犯的价值参照和行为模型主要来自漫画世界，而且还了解到，这位少年对现实社会中人们关于人类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价值等观念充满蔑视，他的冷酷甚至不是起始于某种具体的仇恨，而是来自于与他人间的那种无形障壁。

自神户中学生杀人案至今，青少年杀人案在日本频频发生．被害者从幼儿到老人，从家长到教师，相识的不相识的。（注：据统计，在1999年被起诉的141721名少年刑事犯中，有2237名是杀人、抢劫、强奸及纵火的“恶性犯”，而2000年上半年被起诉的刑事犯中就有1063名是“恶性犯”（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1人），其中仅杀人犯就有53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26人）。另外据有关组织的粗略统计，在全日本1999年1月到2000年8月的20个月中，日本各地曾经发生过近30来起特大青少年犯罪案。）作为各种传播媒体的重大社会新闻，它们曾给人们带来一次次的惊恐和焦虑。令人们真正感到惊恐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无法解释那些孩子的杀人动机与理由。问题正在这里，这些杀人者一般既不是出于对被害者的仇恨，也并不是为了钱财。此外，那些突然成了杀人犯的孩子们，原本几乎都是些家长、教师眼中的“好孩子”，是些“认真的孩子”。那么，这些看上去平常又正常的孩子怎么就成了凶残的杀人犯？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让人焦虑不安的不仅仅是“少年恶性案”。在那些极端事例的背后，还存在着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系列青少年问题。自 1980年代以来，学校欺负(school bullying)、不上学、暴力行为（包括校内暴力，校外暴力、还有以父母家人为对象的家庭暴力）等等不断成为舆论的话题。（注：据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初中课的统计，在1999年度中，在日本的公立中小学内，曾发生过29500起校内暴力事件，5800起校外暴力事件；在公立初中内，有128000名在籍学生不上学；在公立的中小学及各种特殊教育学校内，发生有37000起学校欺负事件；在所有公立、私立的高中内，有111372名学生中途退学；在公立中小学内，有192名学生自杀，其中包括4名小学生、69名初中生和119名高中生。）

可以注意到，在一次次的事件讨论和各种学者的分析中，又一个新的概念被人们用来定义现实中的青少年——“闭居者”（“引きこもり”），它被用来说明今天的青少年难以与人沟通、拒绝进入群体的那样一种自闭倾向。人们意识到，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种种偏差行为，多半与他们对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的内心的紧张、恐惧有关。这样的倾向不仅存在于那些不上学的以及一离开学校就呆在家中房间里的中小学生中，同样也存在于许多离开了学校的社会人——那些不想进入或无法真正进入职业团体的年轻人中。与“宅人”有所不同的是，“闭居者”与同辈群体也很少发生关系。在日本，这样的闭居者估计有50万，也有人说有100万（金泽纯三，2000）。

“闭居者”作为一种新的青少年的存在样式由于2000年2月发生于新泻县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少女监禁案而一下子成为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发现一位从20多岁起就长期闭居在家的37岁的无业男子将一位少女在自己的房间里监禁了9年。就是说，在长达9年的时间中，这位男子生活在一个不与任何人发生具体关系的个人世界中（除了他母亲和那位被禁少女），却始终没有被周围社会所注意。不仅如此，人们惊诧地获知，在这9年中，跟这位男性共居同一屋檐下的母亲竟然从来没有踏入过儿子的房间，因而也没有见到过受害者——那位9岁被抓、初发现时已经18岁的女孩子。

从1980年代的“新人类”到今天的“闭居者”，表面看来，这反映了青少年问题的逐步严重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反映了人们对青少年问题的认识变化。如果说人们对“新人类”和“宅人”曾有所期待和观望的话，那么如今面对“闭居者”的存在式样，人们已意识到：个人化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的严重障碍。

二

对于“新人类”、“宅人”特别是“闭居者”现象的关注，使有关青少年问题的讨论多少超越了历来的“媒体毒害论”等简单的原因排列。本来，在人从生物人发展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各种中间团体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化的功能是无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无论是个性（personality，这里指一个人特有的、稳定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的获得，还是所在社会生活方式的习得，人都必须依赖于其所属群体及其与所属群体的互动。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同辈游玩群体，以及学校等。在这些群体中，孩子们在获得基本的价值参照，接受并适应制度规范等外在规定性的同时，一方面学会适应纵向的支配—服从关系，另一方面逐渐习惯横向的平等关系、力量关系，并学习规则的制订与遵守。不难看到，如今现代传媒之所以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会产生特殊的作用，是与家庭、学校、同辈团体以及社区、职业团体等其他社会化担当机构的功能衰退直接相关联的。青少年个人化、自闭化倾向的产生以及这些倾向逐渐演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这本身已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应该被问题化的社会现象。

这样的社会事实让一些青年问题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社会的私性化趋势。社会的私性化(Privatization)是指与现代社会中个人私生活优先这一原则的普遍化相关联的个人—社会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曾经将人们同团体及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的纽带逐渐松弛，人们开始同团体和他人保持距离，不愿自己的私生活被他人涉足，也不再愿意被团体和人际关系完全吞没。

关于日本社会的私性化，日本思想家、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早在1960年代就作过相应的阐述。他将私性化作为分析现代日本社会各种问题的主要概念之一。他认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日本社会的modernization在日本被定义为“近代化”）正是个人从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析出”过程。丸山真男列举了四个“个人析出”的式样：“自立化”(individual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私化”(privatization)·“原子化”(atomization)（丸山真男，1968）。198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将社会私性化的理论导入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森田洋司认为，战后日本事实上经历了两次私性化，第一次是从对全体社会·区域社会的贡献退到对中间团体（企业、学校等）的贡献，第二次是个人从中间团体退到私人领域。而作为表现现代社会青少年意识及其变化动向的主要概念，如“新人类现象”、“自我主义”、“脱离公司”、“私生活尊重主义”、“寻找自我”等等，正是第二次私性化在年轻一代中的表现（森田洋司，1991）。

有关社会私性化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与社会的现代化相关联，个人—社会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中间团体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的重要性。从现实的例子看，(1)学校、职业团体等正式组织体与个人之间的连接面正在无形缩小，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种种途径在职业团体以外获得相当程度的社会存在感·成就感的满足，达到某些方面的价值实现，而现代新兴产业的发展甚至可以使一些人谋得非组织体内的职业位置——人们可以在家里以自己的技术创造出产品、业绩，却不必每天置身于具体的职业团体内。(2)随着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匿名性以及社会关系的非人格性的特征，使个人生活中的社会性更趋空洞。人们已经对邻居的身份与状态缺少关心（当然也不希望别人过于关注自己），社区生活中必不可免的人际交往也尽可能地被单纯化、非人格化。所谓的现代人可以尽可能地越过中间团体而以个体直接置身于（隐身于）“大众社会”之中。(3)高技术的信息系统已经可以让人们越过中介机构而直接去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电脑在网络中制造或进入虚拟的社会，在那儿满足自己意识交流、情绪渲泄·互慰甚至社会支持的需要。

而所有这些，正是“新人类”、“宅人”、“自闭者”产生并持续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

但是，在论及青少年的个人化倾向时，除了上述社会私性化的趋势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人们作出说明的：家庭，它的结构及功能在青少年个人化过程中又扮演着怎样一种角色？因为家庭不仅是人的初期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担当机构，而且在个人—中间团体—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家庭作为人的初级团体，是维系个人—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中介。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形态、家庭内部结构正发生着种种变化。首先，由于核心家庭的普遍化和少子化趋势的扩展，家庭内部成员关系愈趋简单，孩子的交流对象也受到限制。此外，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必不可免地影响到了孩子的社会化。”没有父亲的社会”，这原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Mitscherlich)出版于1963年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今天人们分析青少年问题所常用的概念之一。亚历山大指出，由于劳动行为的片断化以及非具象的社会行为的增加，现代社会中父亲的劳动的身姿在孩子面前渐渐消失，父亲已无法通过劳动来将道德准则及生活实践的方法等等传授给孩子，象征权威的父亲像亦随之消失。显然，由于父亲权威的或缺，孩子不仅可能因为缺少父亲的示范和指导而难以成长，同时也会缺乏对规则服从的适应训练，还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父亲作为对手而无法确认自己的成熟。然而，在今天，“没有父亲的社会”的概念内涵已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消失的“父亲”正在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父亲像”扩展到父亲本身。这种现象当然不难由美国的母子单亲家庭的高比率来得到证实，而在日本社会，尽管家庭的单亲化尚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却已是普遍的事实。在孩子们眼里，以“公司人”著称的日本的父亲们要不就是“总在外面”，要不就成为家里多余的“粗大垃圾”。在这种情况下，无可避免地，母亲成了孩子最重要的社会化担当者。对母性的过度依恋、母子关系的过于密切等等，如今已成为不少研究者探寻青少年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与母亲间的一体化倾向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严重的障碍因素。

当然可以说住房条件的变化以及电子产品的普及是孩子们个人化的客观因素，但不必否认，孩子与电视、游戏机、漫画、电脑等等终日为伴，这其实是父母与孩子以及相关产业多方的某种程度的共谋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父母希望（或只能指望）孩子们在家里自己设法打发他们的时间。孩子的个人化可以说也是家庭的小规模化和家庭生活空洞化的结果。

青少年的个人化趋势与青少年问题的多重的关联是不难说明的。在孩子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家庭的社会化功能的衰退，代际之间的有关价值规范的连续性的维持将成为问题。此外，孩子们的人际关系将变得困难起来。由于缺少与作为权威象征的父亲的互动，他们可能难以适应社会关系中的纵向的支配—服从关系，同时由于缺少与兄弟姐妹以及社区内同辈游玩团体的互动，他们又可能无法适应社会关系中的横向的平等关系和力量关系。

问题在于，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衰退的事实，由是人们便希望由学校这个专业的教育机构来更多地承担社会化担当者的角色，包括道德社会化、政治社会化、职业社会化以及对团体的适应等等。可与此同时，如果孩子们在家庭内缺少上述种种必要的社会化内容，那他们就可能难以进入学校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今天的日本教育系统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学生们如何进入、适应学校这个社会团体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存在于中小学生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学校欺负、不上学、中途退学、暴力倾向等等，实际上反映了学生们对于人际关系、团体关系的不适。

三

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一直关心的：发生于日本社会的种种青少年问题中，到底有哪些是日本社会的特殊“体质”所造成的，又有哪些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会普遍出现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社会病理，日本的青少年问题到底是“日本病”，还是“发达国家病”。可以认为，这种关心与这样一些事实有关：尽管各种国际性共同调查、比较研究以及各国的青少年问题研究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代社会中各国青少年问题具有种种共通的特征，如同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一样，青少年问题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是，存在于日本青少年问题中的某些特征——如闭锁、阴涩的特性，以及人际关系中的那种冷漠、紧张等——依然令人瞩目。另外，人们会注意到，在今天的青少年文化国际市场特别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上，日本正以取代欧美的势头对各国青少年文化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虽然严格说来，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青少年问题”(Problem of youth)与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青少年文化的发达与青少年问题的突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相关。但我们仍然想要了解，在日本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与日本的青少年问题·青少年文化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日本青少年文化风行各国，这现象又意味着些什么？

前面我们讲到，作为日本青少年问题重要根源的青少年个人化现象是与日本社会的私性化和家庭的小规模化、家庭生活的空洞化等等密切相关的。但一般说来，社会的私性化和家庭的小规模化等等，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为日本社会所特有。问题在于，在社会私性化的过程中，各个社会中的“公·私”观的不同将使社会私性化的结果呈现不同的样态。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欧美社会中，社会的公共性(public)与人们的个体性(private)具有同等的正当性。在中国社会，“公·私”具有“善·恶”的意义，但“公”与“私”体现的是一种与“公正”、“正义”相关的规范，并不特别指向具体的国家、团体、家庭及个人。在日本，“公·私”有着与中国相近的“善·恶”的意义，但它是直接与团体等级相关联的，任何一级团体，它相对上一级的团体是“私”，相对下一级的团体则是“公”。在这样的“公·私”关系中，企业团体相对于国家是“私”，家庭相对于企业团体是“私”，个人相对于家庭也是“私”（安永寿延，1976）。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日本社会中这样一种“公·私”观和“公·私”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日本，“灭私奉公”具有以国家否定企业和学校等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否定家庭、以家庭否定个人的意义，独立于这种团体等级的公共性、公正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独立价值及其自立、自律的特性并没有被树起来。与此同时，在社会私性化的过程中，随着联结个人与各种团体的纽带的逐渐松弛，个人开始从全体社会、区域社会和各级团体中游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中的个人化，并不意味着在价值规范上与国家、团体平等的自立、自律的个人的产生，而是意味着历来被“公”的利益所否定的“私欲”的解放（森田洋司，1991）。

与此相类似，在日本历来的“公·私”观中，家庭并不具有独立于国家、社会团体的“公”的价值，由是，在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家庭生活被国家、企业吞没的情形一向被日本人视为正当。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今天日本社会中家庭生活空洞化的一个根由。

所以，在日本，社会私性化和家庭结构的演变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后果便是：个人独立性、自律性的或缺以及家庭内部的个人自闭性。另一方面，在日本青少年的个人化过程中，道德社会化的危机引人注目。日本社会由于缺少如西方社会和一些东方社会那样的宗教传统以及如中国儒家伦理中那种超越于团体等级的道义原则，其普遍的道德规范的存在历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社会，全体社会、区域社会和各级团体对于个人有着特殊的规制力。但如今随着社会的私性化，这种规制力对于个人行为的制约功能正渐渐式微。如果说与西方社会和其他亚洲社会相比，日本社会中的青少年问题有些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内在规范约束的缺少和个体的封闭性，可以说是两个基本的特点。这些在1980-90年代以来的一些国际性的青年意识调查中也多有反映。（注：如日本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1989年“世界青年意识调查（第4回）报告书”显示，在被调查的11国青年中，“同家庭在一起时感到人生价值”为日本青年最低，相反日本青年对“一人独处时感到人生价值”的选择率远远高出别国，在11国中居第二（仅次于巴西）。另外日本青年对于“婚前性交往”的赞同率在11国调查中不仅高出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也高出于美国。在量近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青年意识调查中，日本青年对“婚外性交往”的赞同率同样明显地高出于中国和韩国。）

这样一些特点，无一例外地存在于198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青少年文化中。本来，与成人社会支配文化的疏离（青年的独自性）以及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否定（拒斥的性格）是现代型青少年文化的两个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在战后1950-60年代现代青年文化于美国和英国最先勃发时，这些国家的青年文化的担当者们向社会发出了属于青年自己的声音，表达了年轻人独自的愿望和欲求。但他们对家庭亲情以及青年权利等等的诉求、对支配价值和体制的挑战说明他们依然在致力于确认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同一性。而如今日本的青年文化比当初的以及今天的西方青年文化走得更远了。日本社会中青少年与成人社会的断绝性及其个人化的突出倾向、还有他们对于道德规范的超然（这区别于其他社会中多见的青少年与社会道德规范间的紧张），使得今天日本青年文化的独自性、游戏性比其他各国的青年文化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种性格特征与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青年文化的强大产业互为支持，成为日本青年文化风行亚洲乃至欧美各国的深刻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青年文化更加彻底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青少年对个人欲望的满足要求，以及拒绝扮演被期待的社会角色的倾向，也预示了现代社会对青少年的文化整合功能的深刻危机。

今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新人类”现象正被视为一种时尚，一种社会发展的象征。虽然不能说这些“新人类”即是日本当初的“新人类”的翻版，也不能预料今天的“新人类”必定会发展为“宅人”、“闭居者”，但是从今天人们对“新人类”的津津乐道的分析、期待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人们对青少年个人化倾向所蕴含的意义的某种误读。如何具体地分析比较日本青少年问题·青年文化与其他各国的青少年问题·青年文化的异同，并预测其发展变化的不同趋势，这应该是另外的课题。但是透过日本社会中青少年问题的现状，我们多少能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及个人—社会关系的演变同青少年的个人化、问题化之间的关联有所认识，并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　安永寿延，1976，《日本にぉける“公”と“私”》等，日本经济新闻社。

2　金泽纯三，2000，《登校拒否と闘づ塾長が“引きこもり青年”100万人の处方笺》，《周刊文春》2.24。

3　《青少年对策推進會議纪要》等日本文部省相关资料。

4　日本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1989，《世界青年意識调查（第4回）报告書》。

5　森田洋司，1991，《“不登校”现象の社会学》。

6　“少年A”的父母，1999，《“少年A”この子を生んで——父と母　悔恨の手记》，文艺春秋。

7　石井慎二　编，1989，《别册宝島》，《ぉたくの本》，JICC出版局。

8　丸山真男编， 1965，《个人析出のさまざまなパタ-ン》，M.B.Jansen(ed),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细谷千博编译，1968，《日本にぉける近代化の問題》，岩波书店。

9　小谷敏　编，1993，《若者論を读む》，世界思想社。

10　Piper,R.& Co.Verlag,Munchen,1963,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Ideen zur Sozialpsychologie，小见山实译，1988，《父系なき社会——社会心理学的思考》，新泉社。

原文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02年第02期 第7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