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手上的四期《大国》，一种大气、厚重、深沉的气息扑面而来。

《大国》学术季刊2004年9月创刊，迄今恰好一年。正如可敬地坚持了十一年，与时代越来越产生共鸣的《原道》是一种突围一样，《大国》也是对陷入诸如“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二元化争论的泥潭的思想学术界格局的一种突围。这种突围的背后折射出时代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权力捉弄权利”（秦晖）加剧，社会不公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宪政民主的共识需要超越于没有包容性和广阔视野的思想纷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对世界越来越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迫切需要一种对内实现自由民主对外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战略思维，并培养一种大国的公民心态。正如高全喜先生所说：“如何从民主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双重角度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审慎、周密地提出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国家哲学，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何谓大国？这是人们在接触《大国》时所自然而然想问的一个问题。弄清了这个概念的含义，《大国》的理念和定位自然也就清楚。它显然并不仅仅指“大的国家”的意思，甚至这个主要指面积大、人口多的解释并不是很重要的。据高全喜先生讲，对于使用“大国”一词，参与创刊的同仁们曾经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更是令他们颇费踌躇。在他们看来，“显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现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难以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而按赵英先生在其《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中的阐述，所谓的“大国”应具备以下条件：在所处的文明体系中处于核心国家或领导国的地位；其综合国力在区域内或全球居于主导地位；在区域内或全球有广泛多样的国家利益；在区域或全球性冲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解或解决冲突的作用；拥有足够的幅员和人口；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显然，中国正在向这种意义上的“大国”迈进，急需一种“大国之道”。《大国》这一公共平台所作出的正是“求索”这种“大国之道”的努力。

在《大国》第1期的“编者手记”中，开篇即说：“编辑《大国》，如履薄冰……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得了？”这种清醒和谨慎深深地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是综合国力的强大，它们体现在诸如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之中。与这种强大相伴随的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政治民族”。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没有多少东西能拿得出手，许多潜伏或已表现出来的问题，正是它崛起为“大国”的严重障碍。以极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着眼，至今宪政民主仍遥遥无期。而民主和自由是一个强大国家的保障，没有民主和自由保障的强大最终不堪一击。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继续，但它所积累的问题让人忧心忡忡，诸如环境破坏、公正缺失，有可能反过来毁灭这种发展。在科技上，中国仍缺乏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文化上，文化认同仍需要努力，至今文化安全隐患多多，更不用说使中华文明成为一种对国际的交易规则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文明体系……而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仍不足以支撑“大国”的良性运转。

《大国》这一公共平台所提供的“宏大叙事”由此要求有广阔的视野，且具战略性与综合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大国”这一主题下希望能打破学术分科的界限，进行多向审视和协作。一种国家哲学的建构既要首先立足于为国内政治体制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合法性论证，又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宗旨上对国家的对外行为予以战略性的指导，并且将这种战略性的指导上升到哲学层次。而因为“国家利益”复杂繁多，且又抽象地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因此这种国家哲学又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大国》因此从不同的方面以一种整体的姿态缓缓推进。第1期集中于“和平崛起”问题，第2期讨论国家利益问题，第3期探讨国家战略问题，第4期讨论民生问题。而值得一提的是，高全喜先生曾提到了“大国学派”的问题，尽管并没有阐述，但毕竟是建构国家哲学的逻辑要求。我们有理由期待。

1895年，韦伯在其著名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针对德国人的“政治市侩主义”严厉抨击一种看问题的经济学视角，并强调当时经济发展已使国家强大的德国要想长足发展，必须成为一个“政治民族”。中国的当下与那时的德国何其相似。中国的“崛起”要求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具备大国公民的素养。从这点看，《大国》在公共领域里对国家内政外交领域的战略性思考既是一种探索、见证，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引领。

刊于《读书时报》，燕南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