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格冲突、北京奥运、美国金融海啸、国际恐怖主义再度升级、H[,1]N[,1]全球性蔓延、气候变化与新能源合作成为热点，近年来如此多的重大国际性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大体告一段落，新兴大国崛起时代已然到来，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全面开启，国际体系变迁正在由量变发生质变。美欧日俄印澳等大国均加紧因应，谋求以战略之变应对体系之变。中国作为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在体系变迁中既要“自转”也要“公转”，比别国更多一份应对体系变迁的压力。如何把握新时期的角色转换，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国际体系深刻变迁（也可称“国际体系转型”）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课题。2008-2009年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国际体系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各大国均在加紧因应，进行战略调整。中国是本轮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同时深受体系变迁的影响。如何准确定位新时期中国的多重角色，做出更加多元、合理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体系变迁的四大标志性事件
国际体系①历来是把握时局的重要前提，它涉及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发展战略等多方面要素。也正因如此，国际体系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形成、发展、丰富、衰弱、崩溃或转型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一旦国际体系出现变迁，则力量对比、战略选择、国际关系乃至热点问题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自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问题即成为热门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每个“标志性事件”或某个特殊时段中捕捉体系变迁的蛛丝马迹，尝试以新名词加以界说，由是诞生“后冷战”、“后后冷战”②等诸多提法。但冷战结束多年，新的国际体系是否形成始终未有公论，关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关注和议论时断时续。这种讨论在2001年“9·11事件”后掀起热浪，而2008年“9·15”金融海啸则将其推向高潮，成为国际战略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③西方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理查德·哈斯、扎卡里亚与东方的马凯硕等多位国际知名战略家都认为，国际体系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④他们的判断既是“经验之谈”，也是智者之见。
如果说既往国际体系变迁多因一场世界大战而催生，因而较好识别其变迁的标志或分水岭，那么当前这场体系变迁则是在和平发展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其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显得不那么清晰。但2008-2009年间发生的四件标志性国际大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局，从多个角度凸显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国际体系正在来临。
首先是2008年8月8日发生的俄格冲突。俄罗斯敢于对格鲁吉亚大规模动武，而美国、欧洲“敢怒敢言”却不敢对俄实施制裁，至少反映出两个重要事实：其一，经过近20年的起伏与变革，在“普京路线”指引下，俄罗斯重新强势崛起，高调重回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其二，美欧受制于内忧外困及对俄能源依赖，对俄军事出击无可奈何，对格鲁吉亚处境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冷战的终结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那么俄罗斯的复兴则标志着长达20年的“后冷战时代”大体告一段落。
几乎同时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这一事件孤立地看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如果从西方视角来判断中国崛起的话，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标志性意义。冷战结束后，西方对中国的判断经历过几个阶段。⑤1992年是第一阶段的结束，随着中共14大将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写入中共总路线，“中国经济崩溃论”在理性的学者那里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了；第二阶段的终点是2002年的中共16大。中国最高政治权力实现和平、整体、全面交接，预示着西方另一个论调即“中国政治崩溃论”的破产。2008年，西方实际上得出了第三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也不大可能崩溃。因为面对这一年相继发生的“3·14”西藏骚乱、“5·12”汶川地震、“8·8”北京奥运及围绕火炬境外传递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不但没有乱，反而呈现出一股令西方人百思不解甚至震惊的民族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强大经济实力，以及80后、90后等新生代所展现出的既理性又睿智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没有出现重大危机，反而在所有大国都出现经济衰退之际，敢于宣称GDP增长率“保8”。因此，最近一个时期冒出来的“两国集团”论、“中美共治”论，与其说是某个人的未来预期，不如说是通过对中国发展的长期观察得出的逻辑结论。⑥一句话，2008年北京奥运集中标志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崛起已从未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而以中国崛起为代表，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多个非西方大国也在同步崛起。凡此构成一幅“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势历史性东移”的恢弘画面，这正是基辛格所谓“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第三个事件就是“9·15”金融海啸。如果说“9·11”突破了美国人因两洋天堑而长期形成的安全防线和心理防线，严重冲击美国的战略观、安全观，那么“9·15”则颠覆了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对华尔街的传统认知，给美国金融霸权带来深层挑战，也因此冲击美国的实力观和世界观。由于本轮危机是美国冷战后疏于体制性变革而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使然，因此其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奥巴马当选总统，与其说是美国种族融合的胜利，毋宁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表明面对内忧外困，美国人已不太在意某个人的肤色和资历，而更在意谁能顺应民意、锐意变革，重振美国霸权。它反过来说明美国所受困境之深。“9·15”金融海啸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结束以及“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第四个重要标志就是2008-2009年底接连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新高潮、H[,1]N[,1]的全球性蔓延、气候变化效应的急速扩散、油气价格飙升引发的能源资源担忧，以及全球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迁、水资源问题、移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等，⑦这些问题使“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后冷战时代大体终结、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后美国时代正在来临、全球性议题凸显，这充分显示，我们正在告别旧时代，跨进新时代；告别旧体系，塑造新体系。尽管体系变迁的界限还有待清晰，但毫无疑问，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已迫在眼前。
二、国际体系变迁的五个主要表现
国际体系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虽然目前国际政治格局还处在演变之中，但似乎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第一，美国绝对实力依然第一，相对实力则在下降，美国单极霸权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即使奥巴马“新政”可以重振美国软硬实力，美国也很难重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种荣光。美国仍是“一超”，但已难以“独霸”。⑧第二，两极时代短期内不会来临。尽管美国人提出、全世界炒作所谓G2，但其前提是美国当老大，中国当老二，而非将中国看作对等的一极。同时，客观上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巨大，主观上中国也不希望出现两极局面。⑨其他列强更缺乏与美匹敌的综合国力。第三，多极化进程明显加速，多极化前景更加可期。⑩G20机制化是重大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那么未来5-10年的格局更像是“多强一超”。以往是美国一超主导世界，各国争相与美交好，现在则是多强合作主导世界，美国做事必须顾及多强的反应。中国从多强中地位最弱的一方正迅速朝多强之首迈进。
二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世界经济中心正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其二，经济发展重心正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转移；其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转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方向发展，G8作用下降，G20重要性上升；其四，世界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产业结构的重塑、经济增长点的挖掘及新一轮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以新能源与新网络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产生又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与生产关系的大重组。
三是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若干新特点。首先，在“无核世界”旗号下拉开的大国核裁军搞得轰轰烈烈，但小国核武开发也“搅得周天寒彻”，两种趋势并存，构成一对矛盾；其次，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两种态势并存，使得国际安全形势“东边日出西边雨”，阴晴圆缺不断。世界大战虽可避免，局部冲突更难把握；再次，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成为军事现代化中的主要议题，军事安全关系成为大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是发展模式竞争、多种模式并存成为新趋势。金融海啸深化了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认识，“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美英模式遭到质疑，(11)法德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海湾模式、拉美模式、东盟模式等各显神通。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大浪淘沙，会进一步检验各种模式的有效性与生命力，但美英模式主宰世界发展的大势得到扭转，模式竞争与交融成为新潮流，思潮、理念的勃兴与碰撞也深度展开。
五是新问题正在改变国际关系面貌与格局。气候变化、新能源、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北冰洋变暖、海洋权益、海盗、航道等以往的非主流问题，正在成为时下国际关系的重点。这些问题或议题不仅将导致国际关系范式的变化，而且要求人们创新思维，更新知识，调整研究视角，变换研究手段，否则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
三、大国加紧战略调整
“春江水暖鸭先知”。敏于时事、耽于忧患、勇于变革者，往往“于无声处听惊雷”，更善于捕捉“青萍之末”的风声，做出及时的应对。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历来占有优势。以欧洲为例，萨科齐、布朗、默克尔等“新三驾马车”亲自坐而论道，评估国际体系的变迁，运筹下一步棋局的走势。萨科齐抛出“相对大国时代”说，认为单一大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大国都只具有相对实力，大国之间注定只能合作，不能搞单边主义；布朗提出“全球性欧洲”说，认为在美国一超与世界多强并存的世界，欧洲只有走向全球才可防止被边缘化；默克尔则提出“经济北约”新思维，期望与美国实现全面捆绑，应对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层挑战。欧洲大国还乘势推出“划时代”的战略报告。法国在过去14年来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英国则推出历史上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德联盟党发表《亚洲——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等重大报告，力图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占得先机。萨科齐还借“重返北约”、组建“地中海联盟”等行动给未来定坐标。“9·15”金融海啸之后，法、德领导人发起改造既有国际金融体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的倡议，学界则开始系统反思“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端，并从制度、文明等深层次探讨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里斯本条约》终获通过，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各国在国际体系变迁大背景下同气相求的结果。
俄日印澳各大国也在思考以战略之变因应体系之变。梅德韦杰夫称“多极化时代已然来临”，发表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在俄格冲突、俄欧较量、俄美博弈中展现原则、捍卫利益、彰显实力；福田提出“共鸣外交”、鸠山抛出“东亚共同体”，期待日在对美外交与亚太外交间实现平衡，既固美又联亚，谋划在中美日三角互动中争取主动，确保体系变迁中继续保持实力地位和战略利益；陆克文倡导“亚太共同体”，期望借体系变迁实现澳国家利益最大化；印度则左右逢源，拉住美国，笼络俄罗斯，东进亚太，并借军力彰显国际政治新一极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在体系变迁关头产生“新想法”。媒体披露，三国正在构建一个所谓“IBSa（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集团”，(12)企图将中国排挤出“发展中国家”阵营，由三国担当发展中国家新的“领导人”，抢占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的滩头。
美国作为“一超”，处在内忧外困中，比他国更多一份对体系变迁的敏感和忧患。美战略界对国际体系的关注因“两场战争，一场危机”而延伸为全美集体反思，相关讨论往往同评判布什政策得失、规划“后布什时代”大战略、思考美国霸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显得更为深刻。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分别用“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历史巨变”描述体系变迁的深刻性，指出，当前体系变迁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以来最重大的变革，须以宏大的时空视野观察之；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则以“无极时代”和“后美国时代”界定当今格局，担心世界陷入某种无序状态；(13)《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修正以往的观点，承认“历史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美利坚新帝国”迷梦；“新保派”领军人物卡根坦承“单极时代”结束，认为世界正进入西方自由世界对中、俄集权世界的“新意识形态对抗时代”；沉寂多时的奥尔布赖特感叹世事并非“棋局”，而是一桌色彩斑斓却混乱无序的“台球”；赖斯离任前发表的《重新思考国家利益》一文中指出，几百年的国际惯例已多被颠覆，“威胁与其说来自国家之间，不如说来自失败国家内部”；(14)前中情局长海登罕见地将“世界人口分布变化”列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三大趋势之首。
总体看，“世界权势东移”与“西方制度危机”、“新兴大国崛起”与“美国霸权衰落”、“国际规则变化”与“全球议题转移”等命题，构成美国议论国际体系变迁的中心内容。为因应体系变动，美研究机构、两党谋士都在思考应对之策。民主党新生代战略家伊肯伯里主持的“普林斯顿报告”(15)、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共同主持的“巧实力报告”、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系列报告、坎贝尔主持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颇具代表性。而以“新兴崛起国家”、“亚太新战略”、“新中东战略”、“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等为题的各类报告，更是连番出炉，显示美国意欲把握体系变迁主动，占得重塑体系先机。奥巴马之入主白宫，可谓时势造英雄，就任伊始即厉行“新政”，其对外政策体现出的“巧实力”战略观和“多伙伴”世界观，正是在充分吸收上述各种主张基础上，结合内外两个大局产生的新思维。究其本质，乃是对国际体系变迁背景下美国如何维系“一超”地位的一种务实变通。
四、中国的角色转型与战略选择
在体系变迁的新时代，中国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应该作出何种战略选择？这可谓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应该说，在体系变迁中，中国既在“自转”，也在“公转”，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崛起产生的变量。同时，国际格局演变的结果，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既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自转”，保持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稳定，也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公转”，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的命运联在一起，因此自应比别国多一份对体系变迁的敏感和因应体系变迁的紧迫感。
目前，中国学术界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新时期中国的定位，因其维度太多、视角各异，迄今仍缺乏统一答案。笔者认为，从实力地位、体系变迁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同时具有四种不同的身份，是一个“四合一”国家。中国首先是发展中大国(developing country)，无论从中国的政治原则、外交方针、发展战略还是从中国的客观实力看，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又是崛起中大国(rising power)，是“金砖四国”之一，是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权势东移的标志，“中国崛起”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符号；中国还是世界级大国(global power)，尽管中国的活动范围与利益触角更多局限于东亚，中国学者多以“有一定全球影响的区域性大国”定位中国，但无论从联合国“五常”之一，还是从经济总量、外汇储备、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以及国际影响、发展势头看，中国确是当得起世界级大国的称号；中国是“准超级大国”(quasi-superpower)，不管喜欢不喜欢，中国已被很多国家视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国家身份的定位既取决于自己看自己，还取决于别人看自己，如若多个国家以“准超级大国”身份看待中国，中国便不能刻意回避这一现实，否则会导致巨大的认知落差，影响战略判断。
中国同时处于多重复杂的变局中。一是“六化”并存。中国既处在工业化的中程，又大幅步入信息化；既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又部分迈向国际化；既未完成区域化布局，又需面临全球化压力。其利在于：拥有多重发展空间，几头通吃；其弊在于：同时面临多种难题，风险大增。二是“两大主义”凸显。对内，新型“国家主义”正在形成，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中国各个区域板块开始真正被市场经济连为一体，“中国人”意识、“公民意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超越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自觉的需求。由此带来区域不平衡、民族冲突等复杂问题。对外，新民族主义勃兴。既有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也掺杂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新国家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人气”，显示齐心向上的精气神，同时亦滋生一种不正常的“脾气”，给外交决策带来新变数。三是内外两个大局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紧密。阿－巴局势同新疆、印度同西藏、缅甸同滇川黔、朝鲜同东北、内蒙与外蒙，相互勾连在一起。好处在于可以“由内而外”，顺势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坏处则在于外部风险也可能“内灌”，使国家利益更易遭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四是大格局稳与小格局乱，树未大而先招风，现在树已大更招风。环顾周边，阿－巴乱局、朝核变局、缅甸危局，加之中印龃龉，南海风波，中国周边“乱云飞度”。但换个角度看，中俄关系总体稳定、中日关系回暖变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要俄罗斯、日本、中国台湾三根支轴稳定，中国周边应无大碍。这也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学会辩证看待周边环境，不因小乱而自乱阵脚，也不因大稳而忽视战略经营。
多重身份与多种进程并存，决定了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国家利益的多元化，需要我们以多样化外交体现多身份特点。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级大国。中国不可能按照美欧的标准去承担减排责任。美欧已经完成工业化的阶段，开始步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所以中国强调历史标准、人均标准。但中国确又无法规避作为世界级大国应尽的义务，因此坚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展示政治意愿与合作意识。在经济领域、海洋权益等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利益的外延不可避免要走向太空、涉足海洋，经济上要“走出去”，军事上要现代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外界的反弹势所难免，但多为正常的心理反应，既要敏感把握和妥善应对，也大可不必因此自缚手脚。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世界级大国”身份显得更加突出，不仅因为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因为中国开始成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中美“金融恐怖平衡”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在该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加速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造与再造，也需要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刚刚构建的G20机制是个重要平台。
在上述多重利益之下，一些战略观念的调整势在必行。如，不干涉内政原则必须继续坚持，但同时也需与时俱进，充实内涵。事实上，在不干涉内政与承担国际责任、拓展海外利益之间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只要联合国授权、当事国欢迎、有助于地区和世界稳定，这样的事情去做就不等于违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中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如对朝政策，到底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还是更多地考虑意识形态因素？此外，还有一些观念固化的问题，如，随着21世纪地缘博弈的重点逐渐转向印度洋，随着亚丁湾护航而引发的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合法权益？如何看待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中东究竟是独立的政治板块还是“亚洲的中东”？中国进入中东是去分西方的奶酪，还是作为亚洲大国的合理的利益诉求？这些认知与观念上的误区长期困扰中国的外交选择，也往往成为西方约束中国的口实，需要反思与调整。
在调整上述观念之下，中国首先需要处理的还是中美关系，因为美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并且是唯一全方位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大国。目前，中美关系总体向好，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如，战略关系不错，但战略互信缺乏；经贸关系深层发展，但军事交流严重滞后；精英之间的沟通十分顺畅，但是民众交流严重不足；台海问题得到控制，但南海摩擦逐步升级。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性质可能会逐渐从“一超和多强之一的关系”演变成“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双方的矛盾可能会更加深刻。如何把握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积极的契机，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努力中加强危机防控、增进战略互信、扩展合作空间、搭建新型关系框架，从而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深层矛盾，是必须思考的大战略问题。
其次就是如何处理同俄、欧、日、印等各强之间的关系。中国并不必然成为“老二”，各强都有“冒尖”的潜力。如何消除“醋意”、“妒意”，化解敌意、恶意，与诸强共同发展、共同崛起，应是未来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巩固中俄关系、深化中欧关系、强化中日关系、稳定中印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关键，它们同推进中美关系一样具有战略意义。在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之间、在美国与大国之间推动一系列三边关系（如中美俄、中美日、中美欧、中美印）的发展，似可成为下阶段中国外交的着力点。
第三是如何继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目前出现中国被发展中国家排挤的苗头，印度、巴西、南非等国想抢占发展中国家主导权或代表权，拉美、非洲一些国家在美国及西方新的发展援助战略及大国竞相争夺态势下，对中国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谓“不进则退”，转变思想观念、加大战略投入、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第四，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应是强化自身能力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是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国内改革开放服务，现在则到了充分利用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加速国内发展的时候。贯穿2008年的国内群体性事件，2009年的民族宗教问题，表明“崛起综合征”已经提前来到了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部风险因内部环境而起作用，外部形象是内部发展的投射，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取决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国际体系”作为国际关系的学科术语，至今仍在争论。这里不想就概念本身做过多的纠缠，泛指我们所研究的国际问题的大系统。关于如何认识国际体系，可参阅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体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13-20页。
②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③国内学者最近的成果可参见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34页。
④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issues/2008/87/3; 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394/fareed-zakaria/the-future-of-american-power; Kishore Mahbuban,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Public Affairs,2008.
⑤相关结论主要来自近年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中国问题中心研究员李成等的学术交流。
⑥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中美之间搞“战略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态势的某种公开承认。James 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⑦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第二章、第四章相关内容，时事出版社，2009年。
⑧相关内容参见：［美］乔治·索罗斯著，燕清等译：《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2页；袁鹏：“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霸权：历史与政治的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1-6页。
⑨邱震海：“国际格局：中国需要‘和稀泥’”，载《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0日。
⑩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第121-122页。
(11)关于反思美式资本主义模式最新的成果，可参阅：Robert J.Barbera,The Cost of Capitalism:Understanding Market Mayhem and Stabilizing Our Economic Future,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9.
(12)Bruce Gilley,"Look to Brasilia,Not Beijing:The rising challenge to China's great power aspirations",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8,2009,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912571625797593.html.
(13)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 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8.
(14)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Aug.200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uthor/condoleezza-rice.
(15)"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Princeton Project Papers,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September 27,2006.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9年第11期 第39-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