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学界有一个可喜现象，那就是儒家人士逐渐开始从对自身的厌恶之中走出来。开始拥抱儒家原教旨。即便出身港台的杜维明先生，也开始以国际主义和大公无私等共产主义元素谈论儒学。这意味着墨家不需要再被儒家人士托墨言儒，用于寄托儒家的原教旨。其中变化我们感受还是很深的。过去我们说：“这种观念在《墨子》书里找不到任何原文依据，反而在儒家经典里比比皆是”。我们这样说将遭到儒家人士的抵死不认和霸道帽子。而在近期，我们再这样说，并且举出依据，儒家学者往往就默认了。这种环境为墨学归真提供了很好条件。墨学归真不可能去依靠那些由儒家学者组成的“协会”和“学会”。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而墨学的归真，将是华夏传统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大事件。
所谓民族复兴，不可能只是武装力量的复兴，必然还有文化、文明的复兴。仅仅武装力量的复兴，在儒家历史上有过秦国的复兴、隋朝的复兴、明朝的复兴。前面两次都是民族武装力量的复兴，重新“站起来了”。但也都迅即失败。中国历史上每次真正的复兴都需要经过黄老道阶段。但每次复兴最终又都败于儒家的全面上位。我们认为儒家之所以能够全面上位，有体制原因、也有精英层堕落的原因。
体制方面的原因是中国2000年皆行秦政，也就是孔子、商鞅等人创造的新体制。这种体制要求皇帝要能够充分压制官僚层，避免官僚层以帝国为蚕食鲸吞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往往就是开国君主，原因在于他有足够威望压制整个官僚层。而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君主则失去了这种威权，不再能够压制官僚层。体制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汉武时代形成的独尊儒术。使得帝国能够表面上行黄老无为之术，却不能行无为之道。当人们逐渐从战乱的恐怖和极度贫困中走出来，社会就逐渐失序。帝国不得不依靠儒家，试图用教化手段使社会重归秩序。必须依靠儒家正因为除儒家之外，已经没有充分理解华夏传统古之道术的知识层。儒家在汉武之后形成了唯一选择。儒家之所以能够全面上位，还有精英层堕落原因。持儒家道德的精英层，一旦失去外在压力，非常容易堕落。可以用一句老话来表达：可以共贫贱，不能共富贵。而精英层的堕落，又为高喊道德口号的儒家人士提供了上位因由。不幸的是一旦帝国开始依靠儒家，社会总是加速下滑。其中原因，在先秦战国中期著作的《墨经》最后一条已经分析过。原因在于儒家的所谓道德总是与百姓的道德不同，如此有法律就等于没有法律。社会当然失序。而且越是行儒家教化，社会失序越快。
在长达2500年的儒家教化环境中，我们往往潜意识地认为儒家道德就是道德。比如所谓“仁义理智信”。光看这些名词，人人都觉得好。因为华夏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在美化这些词汇，我们当然觉得好。可是这些词汇在受儒家教化的人脑子里，实质就不太好。因为儒家把仁解释为亲亲为大，等于完全翻转了华夏传统的仁观念。将之变成了裙带的代名词。之所以儒家社会是全民腐败的社会，原因正在于此。我们儒家思维的中国人，连社会底线在哪里都不知道。损人利己，只要被加以利亲原因，就不会有顾忌。就在这几天，有位自称孔子母亲颜氏直孙的人。昨天批他无情无义，今天他看到微信里某小孩需要到上海就医，马上爱心大发。拍胸脯说：“把他送到上海来，我会动用我的关系，让他入住某某大医院”。我们是不是觉得他大善人？可是那个医院如果有床位空着，他根本不需要动用什么关系。大城市的大医院很难有什么空的床位。那么他动用关系，占去了其他排队病人的机会。用杀一人的办法活一人，真的是善吗？但是儒家意识越深的人就觉得理所当然。儒家社会是全民腐败的社会。古代也是如此，也许儒家记载历史往往只记载王公大人们的活动。但我们看看各个乡村，基本都有哪个、哪个祖上当了官，荣归故里为村民修路、修桥、建祠堂的记载。这些人都是大善人。但是凭着古代官员微薄的薪水，如果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能有钱去做大善人吗？损人利亲是儒家的大善人，亲亲为大。当今儒家人士自称要扎根乡里，去做道德模范。可是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异地任官这个举措。如果儒家那些精英人士不是裙带人品，为什么不让他本地任官？正因为儒家官员几乎统统是裙带仁，所以让他本地任官必然更加贪腐。这就是儒家的裙带仁。这种仁只在氏族时代可以称为道德而已。
再看儒家本于自心的义。王阳明是贯彻这种义最彻底的一位大师。杜维明称王阳明能够“内外合一”。以本于自心的义为基础合一？那就是良知？我们看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背景。他刚去平定山民，通过连坐法等手段杀死五万（约数）山民。此举甚至遭受当时的人们一致批评。范曾先生不提这个背景，只强调王阳明是被大太监刘瑾贬谪，用儒家这种传统治学方式抬举王阳明。王阳明干了自己认为好事的大事却被普遍批评，内心郁闷。然后在龙场悟道。悟道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只需要问自己的良心就行了。然后他当然就无愧于心了。他如果有愧于心当时就不会做那些事情。从王阳明身上可以看到儒家本于自心、信念伦理的可怕之处。孔子杀少正卯、秦王一统、希特勒、斯大林，他们谁有愧于心了呢？只要无愧于心，认定自己的信念正确就怎么干都行？这种伦理实际上是将执拗美化成善。源自孟子所说的，天下人都那么看，君上你也不要相信，你还需要独立思考。当权力者如此独立思考，结果会是什么呢。现代人大概都不会不知道。当然，阳明心学虽然理论错误，却也暗合了大部分正确做法。其反问的良知，除了执拗之外也有人与社会交互形成的人们的共识。恰恰是墨家所说的义本于外，建立了他的良知。他只不过是以为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罢了。而且在浊世之中确实需要一些执拗，所以顾如仍然说，阳明学者确实是儒家之中最能有独立人格的一群。如果能去掉执拗，换上理性就更好了。
再提一下儒家的孝。我们即使不谈孔子的移孝为忠，不谈二十四孝那些变态的孝道，不谈先秦儒生拦路哭丧向君王表白心迹。儒家的孝道也是一种极端性质的东西。所谓孝，人、禽兽之本能，何需训练？儒家加强孝道训练必有其目的。第一目的前面答应过不谈，咱就不谈。第二是目的是纠正当时人们之不孝。墨家也这样判断战国之时的状况。但提出的解决方法就大不相同。墨家认为应该非攻、兼爱，去除战乱，然后人们自然会回归孝道。儒家不去解决让人们放弃孝道的环境问题，却去批评人们不孝。转移了话题，维护了制造不孝环境的那些人。而且由于孔子的错误，儒家将爱视为亲情，也使得儒家思维的人们永远失去了兼爱可能。爱本是人与人乃至自然界的通感心、祝福心。人们天生就有这种天赋。我们需要的是“保真”，是墨家所说的“天壤之情，虽至圣不能废也”。但是儒家要搞裙带仁，从小训练，也就阻塞了人类的这种自然情感。原因很简单，人我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不能以兼爱、不害人为底线，必然会有害人之行。当人们知道你不兼爱，不能以不害人为底线，人们自然会做镜像处理，甚至做程度加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就是这样形成的。所谓「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儒家社会争相培养子弟读书，实际上是一种军备竞赛。谁读书有成，谁就掌握了合法的损人利亲主动。儒家人士喜欢提及的，朱熹等人办学，村民办私塾，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所以儒家孝道即使不提移孝为忠，仍然顶多是一种矫情。也是一种撕裂社会的基础训练。关键在他不是以小家庭为孝道范围，而是层层推恩的。由此必然形成排他性宗族、乡里、地域、师生、好友团体。儒家把这些人之常情、带情感偏向的倾向性给加强了，从而形成了排他性。甚至连印度人都比中国人容易融入其他人群。儒家人士批评当今中国社会冷漠，根子恰恰在儒家道德里面。在儒家的亲族、路人伦理里面。
儒家喜欢提一些非常高尚、美好的幻想。比如“止于至善”。这在墨家不太敢想象。至善是什么？唯上天全知全能而已。人类怎么获知至善、止于至善呢？比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富足、人人快乐的理想社会。这些美好想象支撑了儒家人士的信仰。他们总是觉得，我的理想这么伟大，我怎么可能错呢？连续错误了两千五百年，都以犯错误的人失德忽悠自己。独立执正2000年，还一直声称孔子的道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我们在儒家经典中、在史书中看到的却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道德说教、治道，和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言行。儒家人士惯于使用曲解和存而不论的方式忽悠自己和他人。其中有一些在儒家一言堂的前提下获得了成功。比如“和而不同”，实际被解释成了“合（共处）而不同”。但是我们精读一下儒家经典就会发现，所谓“和”指的是一种类似乐曲的形态。各个部分统一在一个节奏下，互相呼应。所谓“和而不同”实际类似一个工业流水线。有“以德为车，以乐为御”的君王做为工程师，有各种技艺、能力倾向的人做为各种零件。所以儒家经典是不能精读的，一旦精读人们至少也就懂得了撒谎的重要性。“礼之用，和为贵”，在《礼运》篇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单向顺从，服从于领导的指挥棒。其中甚至把礼制说成是天命。由此，我们也将意识到所谓“天下为公”含义是什么。也就是天下人都同心同德地为君王服从。从先秦字义看也是如此。为，有所作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天下人都对公有所作为。而公就是官府，实际就是大家都会为君上出力。这就是真实的“天下为公”。儒家任何进步，都是通过背离孔孟之道获得的。元朝回归孔子打击朱熹，清朝回归孔子打击王阳明。历史上每次提回归孔子，都是为了打击儒家那些新生力量。阻止儒家自新。朱熹通过曲解“格物致知”获得进步，王阳明通过置良知于孔子上方获得进步，如此等等。怎么能够回归孔孟原教旨呢？怎么能过高捧起孔孟这些原儒呢？
孔子没有跟随过老师，自行发明了一个学统。他第一个大规模办学，勉强可以称为教师之祖。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最先将官学传布天下的是老子这批南下的周室学者。墨子就是他们的再传。而最先大规模办学，将华夏传统道术传布天下的，是墨子。孔子只是儒家的教师之祖，并非华夏的教师之祖。华夏的教师之祖，不尊老子就得尊墨子。儒家学者为了给孔子一个学习的地方，回避其自学成才，称典籍中的“乡校”是学校。那就把孔子的一大贡献给消灭掉了。孔子的另一大贡献是带领社会底层、特别是夷人实现了入仕机会平等。只是儒家学者也觉得不好听，总要给孔子挂一个贵族出身的头衔。那么孔子对华夏就只有破坏没有任何贡献了。
孔子创造的儒学，不单道德伦理扭曲。其治道也非常可怕。其原理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也就是通过层层收买，将各个人群的领导者收买为教化帮手。这种收买是通过其孝道和集权强制力实现的。其孝道教人们服从于父亲、族长。将父亲、族长、乡绅收买为教化帮手。这些父亲、族长、乡绅获得了由集权强制力保障的绝对权威，也乐于传播贯彻儒家孝道。如此形成家、族、乡、县、国的层层严密组织。而人们由于血缘关系甚至无法逃离。其水平比起前辈的、比较直接的商鞅先生要高明。而由于大一统的集权强制力，又能够调动全国之力对付各地暴动。儒家人士把儒家社会平均每年一次的民间暴动频率，称为“超稳定”。原因在此，任何地方性的反抗都无法撼动统治。由于无法撼动统治，统治者们也无需过于考虑这些癣疥之疾。最终整个天下都烂掉了，到了一呼百应的情形，王朝才会被推翻。儒家治道的诀窍主要的也就是这么三点：通过孝道收买人群中的领导者；通过大一统集权的绝对强制力压制反抗者；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论证需要问题的制造者解决问题。要说其中有现代元素非大幅度曲解儒家经典不可。但是儒家经典已经被修改解释得差不多了，空间已经不大。而且那些曲解也太容易戳穿，结果培养出来的精英们个个都是无赖，而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百姓都被忽悠成满是圣王幻想、自觉实践分裂社会的愚民。真正精读过儒家经典的人，自然会看穿那些谎言。然后如果继续维护那些谎言，其操守之底线自然被破除了。这大概也算是儒家治道的一大特点吧。也就是让精英自污，一旦他不得不进行了自污，那么接下来就容易控制。那些自觉维护谎言、存而不论的人，好的成为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差的成为统治者的打手。读书人都被拉入维护统治行列，社会形成严密的控制结构。儒家社会每次人才辈出时段，都在乱世。即所谓乱世出英雄。只有乱世方能暂时打破禁锢。不能不说与儒家社会思想控制之严密有关。
墨家做为华夏传统的继承者，需要为社会提供除了儒家、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墨家必须坚持以除害为色彩。无论是政权主张还是道德主张，都需要坚持除害色彩，坚持底线色彩。离开黑暗就是光明。权力仅仅用于保守底线，才能有自由或者说自然社会。不能跟风前述两者。只要掉进求利求同、利用政权强制力求利求同的陷阱。都是在为社会制造通往奴役的道路。孔孟等人，不能说他们用心险恶，应该说他们都抱着美好理想。但他们的追求，结果就是将华夏带入2200年的黑暗。这是华夏民族最大的教训，也是最大的财富。详细分析华夏为什么会在儒家带领下走向被奴役，不能从奴役中逃脱，将会获得华夏民族最大的财富。反其道而行之，即可实现华夏民族的复兴。而本来就与孔子道反向的墨家，怎么能靠向他们呢？而且坚持底线色彩，恰恰能批驳儒家用相对主义为自己所做的那些辩护。底线是不害人，那么无论怎么挖空心思想出一点“可取之处”。只要让人们去读儒家经典，那么都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