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文献，相当部分是当时滞留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记录，作为中立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大屠杀期间参与了对中国民众的救援，其间，留下了不少日记、书信。另一方面，侵占南京的日军官兵，也在他们的日记、书信中留下了不少加害的记录。与此相对照的是，惨遭日军荼毒的受害者中国民众的现场记录却非常稀少，原因在于滞留南京的多为社会下层，加之生存环境亦极端恶劣，没有能力写出有价值的文字。除上述几种文本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记录文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这就是作为日方"合作者"的落水汉奸、文人的相关记述。毫无疑问，他们或是亲身经历了南京城内外的血雨腥风，或是耳濡目染了劫后南京的惨烈与颓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留下了一些比较零星的记录。

与前述中立者、加害者、受害者的记述文本不同，这些落水汉奸、文人的记述，对于大屠杀史实的反映范围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有隐有显，当然，也有的避重就轻，对日军的暴力行径视若罔闻，顾左右而言他，对少数中国军民在南京沦陷前后的不良行为，着墨尤多，甚至将战争的灾难归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对其大张挞伐。无论怎样，这些记录，即使已经扭曲变形，与事实本身大相径庭，都反映了这个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南京沦陷前后这段历史的态度与认知，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藕孔日记》即属于此类，最初发表于1939年《新命月刊》创刊号上，连续刊登了六期，其中第七期停了一期，到第八期连载结束。对于这部日记的价值，《新命月刊》的编辑对其评价甚高，"《藕孔日记》是此次事变时金陵被难之纪实文字，作者白莲先生是一位老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报人，他在事变以前，本来就在南京，后来暂在南乡避难三个多月，这《藕孔日记》就是在乡间的杰作，文字流利古雅，体裁颇有点像清代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共计一百日。" 《新命月刊》系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机关报《南京新报》所创办，创刊于1939年元旦。

作者取名《藕孔日记》，是用了佛典藕孔足以避兵，还有西典的成分，即根据林纾翻译小说《藕孔避兵录》。他说：事变方殷之顷，携妻挈女，仓皇远避于深山僻地，就像"蛰伏藕孔"一样 。

一、《藕孔日记》的作者白莲其人

据文史专家黄恽先生考证，日记作者白莲即为江苏昆山人顾天锡，号白莲华庵主、蔗园，曾任《苏州新报》社社长。在文艺界，顾天锡一般以顾蔗园的名号出现 。检阅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及相关资料，可以简单地勾画出顾蔗园的大致人生轨迹：清朝末年，负笈金陵，就读于南京两江师范 。民国初年，任上海《人道》周报编辑，该报系中国社会党机关报，与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多有信函往来，深受其影响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报社被查封，流亡南洋，时年21岁，仍然从事报业 。北伐军兴，亦曾"短衣匹马，参淮上之军" 。大约在1933年以后，在南京"卖文为生"，任《朝报》记者，曾为《中国日报》编"副页"，并任《中央日报》特约撰述 ；以笔名"顾九"在《中央日报》副刊开设"蔗园谈剩"专栏，谈锣鼓、瓷器、昆曲等；以"蔗园"、"蔗"、"白莲"等笔名，在《中央日报》等报刊副刊上发表文章，产量颇丰，有时，在同一版面上，分别以不同的笔名，同时发表两篇文章。

顾蔗园属于旧派文人，他的文章以考据见长，多谈掌故、谈风物，于严酷的社会现实具有某种疏离感。当然，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境下，也偶尔写一些关怀现实的文字 。

七七事变后，抗战军兴，顾蔗园的文章也因时局的发展有所变化，民族大义贯穿其间。从1937年7月10日至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其中的大部分在谈古的同时，不忘关涉现实，钩沉桑干河与卢沟桥以及上海租界的历史，考证山西大同的古战场，关怀战火中天津与北平的古迹和文物，讴歌抗清英雄阎典史、王佐才，颂扬死守吴淞炮台抵御英军的陈化成，褒扬明代抗倭将领的功绩，鞭挞明代汉奸汪直的恶行。当时，日军在华北的行径已经是恶名昭彰，顾蔗园在文章中也严词谴责 。

顾蔗园还是考古专家，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员。三十年代初，南京瞻园路"经古舍"店主伪造梁代"谓山谣"古碑，送交古物保管所骗取奖金，顾蔗园检举其伪，为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家所证实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时，在南京朝天宫进行局部挖掘，建造"古物保管库"，因为朝天宫是古冶城遗址，顾蔗园是最早呼吁在挖掘过程中重视考古的人员之一 。据黄恽先生介绍，顾蔗园也是国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 。在汪伪政权期间，他仍然在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部兼职，先后任干事、副总干事、总干事。1942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挖掘出唐三藏顶骨和附葬物品。为笼络中国民众，将其移交中方。顾蔗园专门撰写了《奉迎玄奘法师佛骨记》、《唐玄奘骨塔发现后根据事实作考证之考证》，并在广播电台等场所发表演讲，对此加以解说 。

顾蔗园兴趣广泛，雅好篆刻，早年曾经参加苏州的篆刻学社"遁社"，与当时的篆刻名家朱其石、曾金佛等多有往来 。他还是收藏家，是古董铺的常客。在《藕孔日记》中，他曾提及卢沟桥事变之际，无意中购得龚自珍之子龚半伦的手书楹联 。他的藏品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损毁不少，日记记述甚详 。1940年中秋节，江苏文艺协会主办了古今文物展览会，顾蔗园出借了不少展品，涉及古今书画、古器物等多类，犹以楹联为最，在吴中，号称楹联收藏第一 。

顾蔗园是较早落水的文人之一。他是《南京新报》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参与筹建该报前身《南京民报》，参与筹备伪政权的新闻训练所，培养新闻骨干。1938年8月1日，《南京民报》改组为《南京新报》，秦墨哂任社长，顾蔗园任总编辑。1939年1月，调任《苏州新报》社长。在《南京新报二周年纪念特刊》一书中，顾蔗园的《两年前的历史追忆》紧随秦墨哂、温宗尧、钱念慈排在第四篇，文中声称，创办《南京新报》是其人生过程中重要的一页，尽管只是中日事变后社会舞台上的末等配角，"可是角色虽小，假使在数十年以后，谈起当年情景，也好像李龟年谈天宝当年的同样有趣。" 字里行间，颇为自得。

黄恽先生指出，仕途不得志是顾蔗园早早"落水"的原因之一 。在《藕孔日记》中，顾蔗园作了很多诗，除了吟咏风物、发思古之幽情之外，也偶有托诗言志的内心表白，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塘水粼粼起碧波，唤春山鸟好行歌；武陵源里春如许，源外春光究若何？"虽然避难的乡村如同桃花源一般，但对于"源外春光"，作者是有所期待的。在另一首诗中，其"入世"意愿更加明显，期待时来运转，"漫诩文章堪济世，纵疏才略志匡时。莫愁雾隐山中久，豹变龙腾会有期。"但在汪伪政府期间，顾蔗园的仕途也不如意，1941年9月，《苏州新报》改组，调汪伪宣传部任用。1943年3月，被任命为外交部侨务局秘书 。1944年5月，辞去外交部侨务局秘书一职 。同年7月，被任命为汪伪组织部秘书 。其后，顾蔗园不知所踪。

二、兵荒马乱中的"乡村风月"

大体说来，日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真实性程度较高；一类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真实性程度稍差。《藕孔日记》无疑属于后者，作者在日记开篇，并不讳言自己"卖文为生"的生存境遇。而且，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统治下，也存在着"言"与"不言"的诸多禁忌 。黄恽先生推测，日记内容可能因为检查通不过而修改，但是，鉴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与特别的视角，"即使真的经过修改，这份日记的价值还是不能低估。"

《藕孔日记》分为两个前后两个部分，"前半多农家状况，乡村风景，人既质朴可爱，文亦淡雅隽永。后半记都城失守后之情形，满目败壁颓垣，劫后沧桑，有麦秀黍离之感。" 乡村部分的记述所占比例较大，时间从1937年11月24日下乡，到1938年2月20日准备进城；城市部分的记述比例较小，从1938年2月20日进城，至同年3月3日重新返回乡下，作者自称此部分系"由城返村所补记" 。

日记始于1937年11月24日，适时，国民政府刚刚发布《迁都声明》，南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政府官员也加入其中，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述道"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奔逃之惨像。" 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时人甚至将迁都与"宋室南渡"、"明末播迁"相比对 ，昔日繁华的南京呈现出一派末世景象，"大街上挤满了人，城门阻塞，各式车辆上都坐着逃亡的人们。无论是宽阔的现代化的交通要道，还是狭窄的泥巴路，到处都有上面摆满了包裹、被褥、罐子、盆和哭泣婴儿的人力车、马车，中间还混杂着徒步逃难者，他们与现代化的汽车、卡车赛跑。" 通常遇到日机空袭时的规则被打破，许多难民仍继续停留在大街上，全然不顾敌机的出现。

对于逃难者而言，其心情的灰暗和忧郁是可想而知的。陈克文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漫步往来，百感丛集。孝陵卫已筑工事，乡人纷避入城。使敌果来，则此可爱小园，适当前线，不难变为焦土也。""今日竟要誓与可爱的南京告别矣。一别之后何时可以再来，锦绣城池，是否不至被敌骑蹂躏，谁敢预言。上午再回苜蓿园盘桓一小时，冬日阳光，格外可喜。"其恋眷之情，跃然纸上。而《藕孔日记》的作者却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把下乡避难作为短暂的休息，毫无半点忐忑与焦虑，俨然是一个超然物外的"局外人"，"余卖文金陵，瞬又四载，劳劳我生，逢斯乱世，虽欲勿休，亦不可得；于是决意暂赴乡间，作小休之计。" 诚然，陈克文是国民政府的中高层官员，即将随同政府溯江西迁，《藕孔日记》的作者只是暂别南京，避居乡村。但是，当战火临近、前线失守的消息频传之际，悲哀、失望、茫然、恐惧构成了人们心理的主色调，对于离开和留守的人们都是如此，魏特琳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恐惧已渗透到穷人们的心里--当稍微富裕一些的阶层已逃离南京的时候，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人们担心日本人进城后会强迫他们当兵，或者是砍他们的头。谣言四起。" 中日大战在即，南京城内戒备森严，城门的大部分被堵塞，只留部分通行，门内外堆上了麻包，建起了掩体 。

在日记开篇，作者完全屏蔽了南京城内外纷乱的现实，以故作轻松的淡定与从容姿态，在空袭警报声中，携妻挈女，来到了江宁县陶吴镇下穆庄。这里地处南京南部，属于丘陵地带，"四围皆山，村地低洼，在山外不易睹村中房屋" 在作者看来，是一处"肥遁之乡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到陶吴一带避难的难民不少，日记中也多有涉及。乡村无战事。与战云密布的南京城不同，宁静的乡村不啻是世外桃源。11月27日，作者曾与房东柏姓老翁赴陶吴镇一游，"抵镇则市廛热闹，入市购物乡丛集，一若不知有兵事者。"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乡村的宁静很快也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首先是从前线败退的中国军队西撤过境，"前线已达戚墅堰，由秣陵关西开之部队，经陶吴西赴小丹阳者，络绎于途也。" 接着，江宁县警察"全数向西撤退"，学警在撤退之际，尚图勒索乡董，"幸经镇人集合壮丁，驱逐出境。" 江宁县境内也陆续看到背井离乡的邻县难民，"遇大丹阳失守后西来难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向小丹阳以去；此辈哀鸿，归宿何处？殊可悲也。"

山雨欲来，战火逼近，作者寓居地的村民越发恐慌，各种传言满天飞，"晨间村人传述前线已越溧水公路而北，继又传言已抵距村十二里之禄口镇；禄口附近乡民，多有移家西来者，人心大恐！" "连日战事最烈时，村人均登村西小山遥望""烽火炮声，历历可睹可闻，其距村最近之禄口镇，仅十二里，果无怪村人之惊心骇目，人人自危矣！"

然而，在炮火连天、风声鹤唳的状态下，作者依然不改超然物外的乐观姿态，"余自来山村，衣布衣，妻淘米，幼女指犊嬉笑，余自斫山柴烧风炉，亦颇悠闲自乐。" 因为到了农村，作者担负起家庭柴米油盐的采购任务，不但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若在都市，此室人及老妈子之分内事；今来山村，此柴米琐屑，均须亲自经纪，然亦有至乐。"

对于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的胜负成败，作者毫不在意，冷眼旁观，在12月12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来村以后，以所居离京建公路，不足二十里，故时有飞机，经村上空。惟荒村山野，既无目标，又乏警报，视飞翔往还，犹山鹰纸鸢，任其自然，一无挂碍。佛家所言'境由心造'，其斯之谓欤？今日飞经大队，历历可数，视雁阵横空，奚有异耶？" 自1937年8月15日开始，日军飞机即开始了对南京的空袭，一开始，中国空军积极应战，但随着空战中的不断消耗，得不到有效补给，力量逐渐削弱。到南京失守前夕，中国空军基本撤出了战场，南京的制空权基本为日军所掌控。日记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日军飞机，作为一个老报人，作者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对这些横行于南京上空的"空中杀手"，居然解读出了诗情画意，不能不令人感到荒诞和匪夷所思。

不过，对于战时乡村的状况，作者有不少细致入微的观察，向我们展现了村民生活的诸多侧面，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他的价值判断与评价。初到乡村，作者听人介绍"米已贱至每元二斗一升，黄豆贱至每元三斗，山芋贱至每元三百斤。" 而南京城内，由于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以及战局的日趋紧张，物价飞涨，市政当局不得不采取多种平抑措施，缓解了物价上涨的势头，到1937年10月底，米价维持在"每担10元(上等米)到8元(中等米)左右" 。作者将乡村粮价的低廉归因于"乱世"，"设非世乱，何得至此？谷贱伤农，此非好景象也。"

"乱世"加快了村民的婚嫁节奏，"前日，村人有娶媳者，今日又有一家娶媳，闻明日村人复有嫁女者；乱离之世，父母等都为小儿女了向平之愿，宗法社会中，大抵如此。"而且，结婚仪式极其节俭，"今日贴邻又有娶妇者。入其室，桌、椅、床铺俱无，仅有一灶，余则山柴数捆而已。古人言'家无长物'者，我今见之矣！午间，从别处借得二长杠，下破门搁以为床；夜点两红烛，泡甜茶一壶飨客，新夫妇即入洞房，可谓简约之至。"作者由此感慨万分，以乡民的简约，嘲讽国民政府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山村婚嫁，节俭之风，又岂集团结婚所能望其肩背耶？" 其实，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未必不知道，像这样的"简约结婚"并非乡村所独有，当时的南京城内亦然。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以后，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南京城内的结婚、订婚人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报纸上刊登了很多结婚启事，很多人家甚至连结婚仪式也免了，直接把他们已经订婚的女儿送往夫家 。

在战争状态下，老百姓流离失所，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劣。作者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对其充满同情。为了生计，有些难民"藉担贩糊口"，小贩数量越来越多，"村中原只一小贩，系柏祠看守人，继则添一眇目者；及战事大作，避乡百姓之无生计者，咸肩挑一担，赴附近镇集贩杂物，分走各村间售卖，于是村中敲梆梆担云集矣！"作者不去谴责日本的侵略，反而将农村荒芜的罪责归罪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年来衮衮诸公，每高唱'到民间去'，'繁荣乡村'等等口号，而结局乃如此；使都市邱墟，乡村中频添无数不伦不类之小贩，真令人啼笑皆非矣！"

乡村消息闭塞，在战争状态下谣言繁兴，谣言散布人们的担忧，或者夸大希望，折射出其内心的恐惧、焦虑。在作者看来，乡间份传的都是"无根谣言"，不足采信，"村人纷传：禄口秣陵关一带，客军尽撤。乡人不问原因，只顾目前，于是莫不喜形于色，咸谓'天下太平'矣。""甘村店人，议论纷纷！有谓某国业已出动相助，有谓某国发生内变，且有谓溧水又有战事者"。 "近来村人颇闻外间传言：谓上海业经反攻克复云云。""据自近城难民回家探视者来述：岔路口客军，自昨日起，确在撤退；并有九国外人，在南京开会，令客军尽撤之说。以余测之，此种风说，未必无因；其殆九国公约国，出而作调停之举乎？" "今日村中所传，则谓今日各国侨民，在南京会商，客军将于十八日退出南京云云。" 作者不厌其烦地加以记述，意在通过谣言的叙述，表达村民对和平生活的期待与渴望。

山村荒寂，闻见隔绝，作者由是怀念城市的喧嚣，追忆旧时秦淮的桨声灯影、莺歌燕舞，然而，好景不再，夫子庙家家关门，歌女早已逃避一空，不禁有今昔之感，其1938年农历正月初三的日记云："因思及若在平时，夫子庙之花灯市，已十色五光，点缀此古旧金陵城矣！余往年曾统计阴历除夕至落灯节之半月灯市，可以使城中多数小贩贫户，资为数月之粮；而今即中产之家，亦因兵燹顿告赤贫，可胜浩叹！"相比于乡村，战争对城市的影响更加严重，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调整，"即中产之家，亦因兵燹顿告赤贫，可胜浩叹！"。作者以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自居，诉说对战争的不满，"大凡政客之说，主义之谈，纯为掌握政权者之一种工具；究其实际，与小民福利，固风马牛不相关者。"

与处于日军锋线的南京东郊一带的农村不同，陶吴一带不是中日双方交战区域，作者所寓居的山村因位置偏僻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乡村的集市时断时续，"传言陶吴镇亦过西来部队，镇人逃遁，遂无市集。""今日因远近各村村民，被炮声所慑而四出逃避，邻村亦无市集。" 当战事甫歇，集市很快复业，"购物者摩肩接踵也。" 随着农历新年来临，"一切物价，均因过年而倍涨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奉行的是得过且过的活命哲学，即使在国家民族的危难之际，生存仍然是第一位的。1938年的农历新年，乡村的风俗依旧，农历大年初一，"村中爆竹声断续，此为阴历岁朝应有之点缀。村人相见，恭喜发财之声，洋洋盈耳！" 大年初四，"村人锣鼓喧天，土铳隆然，作财神会，并备酒肉以迎；好货之心，尽人皆同，初不因穷乡僻壤，而稍异其心理。"不仅如此，"自阴历开岁以来，村中无日不赌；几至家家牌九，户户麻将，人人注目劳心于呼卢喝雉之间，便乏造谣生事余暇矣。故连日不闻时事，耳根一清，亦一乐也。"作者在寓居的乡村喝绍兴酒吃年夜饭，合家团聚，感到非常幸福，"乱离之世，得享天伦之乐，亦喜出望外之福分也！" 不过，在他看来，乡民所喜欢的是"天下太平"，所希冀的是"五谷丰登"，如果脱离和平的生存环境，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今举世滔滔，经济武力，狂涛汹涌而来！凡农人之所喜所冀者，终难操券以俟；是则'恭喜发财'云云，仍为不兑现之废话耳！"

当然，在日军的铁蹄下，乡间绝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一有风吹草动，村民即恐慌不已，"陶吴到客军数人，妇孺骇奔！此间上下穆庄人得讯，咸袱被向南走避。继知相隔甚远，且客军已归秣陵关，始各回村；一场虚惊，附近各村妇孺几走空矣。" 在秣陵关，"妇女因惧客军追捕"，不敢回家 。邻近的乡村也惨遭日军涂炭，不过作者的记述只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与此同时，乡间匪患叠兴，"乡村土匪横行，其祸有甚于正式军队者" 。

在日记中，作者更多的是津津乐道于柴米油盐之类的"日常琐屑"，讲天文，说地理，谈掌故，考证方言，叙述婚丧嫁娶，谈论鬼怪狐仙，辨中西药之优劣等等，山村风月、雪后盛景更是他钟情的对象，甚至想登览附近的旅游圣迹，1937年12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附近的禄口镇"房屋被毁，什物凌乱，人口牲畜，遗死倒路诸状，为之怃然！"然而，紧接着就调转笔锋，书写自己的寂寞和无聊，"阴雨无聊，沏龙井茶，闲坐看四围山景，北望牛首，此释氏南京胜迹，相距密迩，颇有登览之思。" 1938年1月11日，他又记述道："蛰居山村，静极思动，颇欲游览附近各处。"而房东告诉他，"此乡一二十里周围，实无名胜古迹，足资笠屐以往者。" 在兵荒马乱的乱世，这种"雅兴"实在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在乡间，作者不时透露出对南京寓所的牵挂，希望时局很快安定，"今年阴历岁除，未识能否返城度岁耶？节物招人，乡思靡已！" "村人闻南来行路人言：前线抵雨花台后，已折而西，直趋板桥云。果而，则金陵战事，可告结束" "距阳历新年，只隔五天，预料献岁以后，城中或能较有秩序，渐趋安定，亦未可知也。" "似城中秩序，渐在安定。果尔，则入城之期，或在不远乎？"

作者在寄情山水、流连风月的同时，或托诗言志，或吟咏风景，在诗词歌赋中遣愁寄情，以缓解内心的不安和焦虑，时人对这部日记这样评述道："其中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文学，工艺，农家状况，乡村风景；与夫人情民俗，悲欢离合咸备。间托诸吟咏以示意，尺幅间具山海之大观！诗中画，画中诗，文境似之。洵才人之笔，不可方物也！"

三、物是人非的南京城

在其乡间日记中，一直保持着对南京城内的关注，主要通过他人的口吻加以叙述，相关的记述与事实基本相符。在12月3日的日记中，作者记述道："据南京来人言，城门已闭，南门仅留东边半门通出入，由城来镇男女，均佩'出城证'，肩挑行李络绎。""柏翁接城中唐翁来讯：城内邮局已解散，人心恐慌！又报载：南京在新街口至山西路广场以西，划为国际区，准备收容难民，双方均同意。" 12月9日又记云："午间唐翁派二工徒由城来乡，于前日起行，途中历三日，今始到达，所述城中情形，不如谣传之甚。居民尚无大恐慌状态，国际区尚未收容难民也。" 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记转述"卖蔗者"之言，"谓传闻西来客军已入城矣"，12月16日，得到确切消息"客军确已进城。"

对于日军在南京的行径，村民之间所传递的消息，好坏不一，在作者看来，这些几乎都是"捕风捉影之谈"，他更相信好消息，"城中并无大肆烧杀，惟莠民抢掠难免耳。比乡间纷纷传述之无根谣言，较为可信。"  "惟闻城中并无烧杀，则较为确凿。" 然而，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了南京城内的凄惨状况，"客军入城以后，中华路，升州路，太平路等热闹街市均被焚，城南仅建康白下两路无恙。" "唐家工徒，自城中探望回村，据言：太平路自中段大华饭店处起，焚烧直达大行宫，两旁已成一片焦土！唐家店屋，亦已被焚，唐翁随身衣物均被掠，行且孑然一身矣！唐家诸女眷闻之大哭！"

1938年2月21日，几番斟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与人结伴入城，不得不面对他未曾想过的混乱、屈辱和危险。为安全起见，一行人事先作了较为周详的计划与准备，乔装打扮成背负箩筐的乡民，设计了绕开大路走小道的行走线路，"其所以循此僻径者，因欲避去沿途客军检查，致所携少许路费，被检以去耳。"沿途所见，"村舍被焚，市廛成为邱墟者，触目皆是；而牛马之尸，车辆之骨，横翻路旁，随处可见。军民遗蜕，虽业经掩埋，而风吹所经，尚奇臭触鼻，可觇此浩劫之至惨且酷也。"在花神庙，不料遇见遇到两名"客军"，便"俯首疾行"，幸未遭到盘诘。在雨花台，凭高远眺，"骤睹城南市屋，泰半被毁"，"城外市集，亦半付劫灰"，作者感叹"城郭依稀，而人事全非矣！" 这是作者对于劫后南京城的初步印象。

对于南京浩劫的更进一步了解，来自于作者回城之后的耳濡目染。在与房东李翁及邻近的静文斋倪、马两"管事"及店伙的交谈中，作者获得了这次浩劫的更多细节，"贴邻丁姓翻砂作，店主丁翁被戮，其徒之妻母，均被奸杀，此均客军入城后事云。" 静文斋店伙在沦陷前进入难民区，住在山西路中国银行吴行长私宅，"自客军于去岁十二月十二日入城以后，无日不往搜检；渠辈所携零星钱物，及时计之物，往往被检以去。有时深夜被酒，毁门闯入，找寻异性，甚至演流血惨剧，惊惶万状！值至最近以来，始稍相安；渠辈匿居两月余，赖保生命，归来虽目睹店面被劫，已属万幸！"

静文斋学徒刘仲铭是北京人，1936年夏，小学五年级还未读完，由于家庭生活困顿，被父亲送到琉璃厂静文斋纸店学徒，当时被分派到南京分店，全称是北京琉璃厂静文斋南纸店，经营宣纸、文房四宝等，地址在白下路136号，掌柜的叫倪静和，是北京人，店里的10个店员多为北京和河北人。他回忆说：

南京沦陷前夕，我们南纸店的店员全部搬到难民区的大方巷，住在中国银行经理的公馆里，那个经理早已逃难去了内地，我们从店里带了粮食与被褥。一同住到公馆里的还有其他的难民。

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日本兵搜查难民区，把我们这些难民驱赶到一个空地，首先令男女分别站立两队，然后到男队中把光头的、手上有老茧的拉出来，再让难民到这个队伍中认领丈夫、儿子和亲人。我们商店的10个人以及部分留有分头的人未被抓进去，被拉到空地边上，剩下的那些人被认为是国民党败兵和可疑分子，被抓上军用卡车，一共装了4卡车，据说被押到下关江边都枪杀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们这些难民又被集中到附近的华侨招待所，除日本兵外，还有1名翻译和2名维持会人员，迫害的方法仍然与前次一样，把可疑的20多人装上卡车。一个日本军官，在翻译和维持会人员的协助下，给剩下的人发放"良民证"，我们的店员都领到了"良民证"。

一天夜里，我们正在大厅地上睡觉，忽然闯进两个拿枪的日本兵。当时我个子小，就睡在门口，右腿被日本兵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其余的人也都挨了日本兵的枪托，日本兵口中喊着"花姑娘的给"，他们看到我们房间里全是男子，用枪逼着我们店的厨师拿着蜡烛出门找"花姑娘"。

日本兵出了大厅，在走廊上听到后院平房里传来小孩的哭声，便把厨师踢回来，顺着声音去了。我们这个房问的人，在日本兵走后，全部跑出来躲到院子里的土山后面，听到后面房子里又传来哭喊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那两个日本兵扛着枪，嘴上叼着香烟出门走了。

   天亮以后，我们才得知，住在后面房子里的老两口的两个女儿被日本兵强奸了，大的15岁，小的13岁，老两口跪在地上都吓傻了。

   一个半月后，我们才从难民区回到店里。店里面的窗户全破了，物品损失很多，陈列货物的玻璃柜被日本兵当马槽用了，商店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店的周围被日本兵残杀的百姓死尸很多。我们商店旁边原来是一间铁匠铺，里面的父女二人未去难民区，结果父亲被砍死，女儿被强奸后杀害。

后来，我们商店的掌柜雇人将这些尸体抬到附近的壕沟里，给掩埋了。"

稍加比较，就可看出日记的相关记述与刘仲铭的回忆在情节上大致吻合，只不过，日记的叙述高度浓缩和概括。

为领取"安居证"，作者又与人结伴，赴城北保泰街自治委员会所在地。因害怕遭到"客军盘诘"，不得不舍近求远，在小巷中穿行，沿途所见，"无一街巷，得免火焚掠劫者。"

1938年2月下旬的南京城，秩序已有所改观，作者因此得以外出走动，一览全城街道房屋毁坏程度，作者写道："据余之足迹所经：南门外街房被焚甚多，存者无几。南门内至内桥之中华路，亦已焚烧殆尽。通济门经大中桥至奇望街，亦均烧毁。健康路西段尚佳，升州路则东段全毁，陡门桥至水西门尚佳。白下路东西均有被焚，太平路则全毁，惟北段近大行宫处间有未焚者，频添东邻商店多家而已。中山东路至新街口，亦有被焚者，而新街口之高大建筑，均完好无恙，自新街口以北，则完好者多矣。所被焚之各街道，大率瓦砾遍地，危墙壁立！间有灰烬遗物，均为多数贫户爬梳净尽矣。惟各衙署多数无恙，庙宇且在保护之列，故未随大劫之去耳！纵览全城，一片焦土，如行墟墓间，不禁胆战心惊矣！"

作者还考察了难民区，"今各要人之住宅，均凤去台空，无条件糜集难民；一宅之内，自厅堂客室，以达卧室厨房，蛰处难民，多至十数家。幸地板光洁，屋宇高敞，难民之抵此者，殆若登天堂矣！惟住区中之难民，一律须经登记，而获'安居证'者，方免客军检查之烦；闻此中人言，蛰居其中之人口，达三十万云。" 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宪兵司令部就发布布告，实施所谓"良民登记"，发放"良民证"，直到作者回城之时，登记仍然在进行中。囿于当时复杂的条件，难民区内的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在1938年1月22日的一封信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写道："日本人登记的数字为16万人，这其中不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通常占人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日本人对登记已经厌倦，所以对其中一部分17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也根本未加登记。因此25万与其说高估，不如说低估了，总数可能会有30万人。"

对于南京所受战祸损毁的规模，日记也有一个"约略统计"，"统计全城房屋，惟南门东西（俗称门东门西），未被劫火；而抢劫则无一门户，得能幸免者。在大劫以前，城厢人口，达一百万有奇；迨大难将近，仓卒离城者，达六十万；遁入难民区者，达四十万。据熟悉情形之难民言：自客军进攻入城，未及出城之难民，牺牲于兵燹者，达十万人，故劫后无一街道无暴露之尸。迨余入城，未埋棺木，尚到处皆是；惨矣哉！此浩劫也!"

日记中有关南京沦陷前后人口变化的数字，与伪政权官方的估算基本接近。1939年3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为增进所谓"中日两国人民之相互认识，使日本朝野彻底明了新兴中国之一切情形起见"，在上海举行座谈会，大民会组织部长、维新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王鸿恩赴沪出席。王鸿恩指出，南京在事变前全盛时期，人口达107万，"据事变后调查统计人口减少的情形，其中二十余万人口，包括军民，是随党政府人员逃走的；其中二十余万人口，系有钱的商民，因受了党政府的麻醉宣传，而避难于各埠；还有几十万人口，或则原在南京谋生而返归原籍，或则死亡失散了。"王鸿恩一方面夸大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的混乱，"一听到日本军队有进城的消息，大家不待作战已束西逃走了，甚至因为言语的隔阂，几认自己的军队作敌人，自相残杀，在这一荒唐的动作中，不独他们自己杀死了不少，而民众方面的牺牲亦不知凡几。"另一方面，对日本军队进城后搜捕"残败兵"以及在"难民登记"过程中抓捕无辜青壮年的行径，也没有回避，"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显明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是中日两国所谓的"先进贤达"，作为伪政权的高级官员，王鸿恩在发言中绝不可能信口开河，肯定要斟酌再三。座谈会恰逢维新政府成立一周年前夕，王鸿恩的发言被迅速刊登在3月28日出版的《中华新声》杂志上。

对遇难民众数量的估算，王鸿恩只是模糊的提出了几万人。而日记作者假借"熟悉情形之难民"之口，提出了10万人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绝非凭空想象。当时，城乡内外尸体遍布，南京众多的慈善团体以及伪政权的相关机构参与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工作，仅红卍字会从1938年1月23日至1938年3月19日，"在南京及近郊已掩埋32104具，他们估计也就做了一半的工作" 。无独有偶，鼓楼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在1938年3月7日的日记中，对于遇难人数也有类似的记载，"红卍字会上个月一直在忙于埋葬来自安全区外以及乡下的尸体。在有些地方，据保守估计，被残酷杀死的人数大约为10万人，包括千余名放下武器的士兵。" 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指出，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估计，都出自其自身的所见所闻，都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某一局部或某些局部的真实状况 。

四、日记中的"隐"与"显"

从表面看，作者是以超然的中立立场来记述这场所谓的"金陵事变"，自诩"一一为纪实之言"，作者的同僚也赞誉有加，称其为"金陵事变的名著"、"中日事变的重要著作"，"追修战祸史者，必以是为实录，而获至可依据之史料也。" 但实际上，作者在日记材料的取舍、内容详略的分布乃至遣词造句都有其讲究与考虑。

乡村部分是日记的主体。作者一方面流连于乡村风月，醉心于风物掌故的考据，沉迷于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琐碎，试图从纷乱的现实中逃避；另一方面，从多个角度，记述了农村的"穷"与"乱"，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讥讽，表达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在作者看来，乡民不问政治，只顾眼前，苟且偷生是他们的生存法则，而大乱使民间元气大伤，"'穷'尚能安居，惟'乱'则使民不聊生。"

在日本当局的扶持下，1938年1月1日，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南京市政督办公署取代了自治委员会。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劫后的南京，生灵涂炭，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汪伪南京市政当局一直面临着严峻挑战。193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南京市政概况》一书中，曾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副会长的孙叔荣在序言中称："其时尸骸遍地，粪秽盈街，比户空虚，灾黎满目。" 伪南京市政督办高冠吾称，"乃自丁丑事变以后，南京往日新旧之建设，轻则残破，重则毁灭。比户皆待振之人，满目尽流离之子。"

但是，伪政权的官员们无一例外地把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民众的战争灾难，归结为国民政府"自杀"式的抗战，认为抗战是"以民命为牺牲，以国家为孤注"，以致"神州涂炭，京邑丘墟，万灶无烟，四民实业"。他们自命为灾民的救星，宣扬"抗战无益"、"抗战必败"，鼓吹对日屈膝投降，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务使国人免锋镝之苦，同种无箕豆之争，本吾国固有道德，确立东亚之和平"，  从而建立日本奴役统治下的"新秩序"。与"和平运动"相呼应，在文艺创作上，伪政权倡导的"和平文艺"，完全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通过战争灾难的叙述，表达所谓的"和平建国"理念。

南京沦陷后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是"和平文艺"极好的素材。在一部名为《紫金山畔》的独幕剧中，作者将时间定格在"中日事变南京沦陷后的两周年，在风寒霜重月朗星稀的仲冬之夜"，"紫金山畔新冢累累"成为该剧的幕后背景。在剧中，国父孙中山、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胡汉民以及在越南河内遭重庆国民政府特工刺杀的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穿越时空悉数登场，孙中山等党国元勋目睹劫后南京，痛感"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进而怒斥蒋介石国民政府盲从抗战，高唱焦土政策，"像疯狗似的"将几百万将士化作炮灰，使几千万胞民流离失所。

《藕孔日记》叙述与修辞，与伪政权的倡导的和平文艺理念是互为表里的。1938年11月初，一位名叫张玉田的落水文人在为《藕孔日记》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这篇日记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南京沦陷记事，对文字背后的深意作深度解读："余于是独有慨焉！中日启衅，应抗战否？能抗战乎？卓识之士，纵胸有智珠，奚敢以言取戾？而是日记，于战况据事直书，不加评骘。而字里行间，能令阅者心领神会；非具识力，曷克臻此？岂仅国都沦陷之记事册耶？"作者原先的同事、供职于《南京新报》的朱重禄在推介这部日记时说得更加直白："他不但在记载金陵失陷的兵事，他并且有一种非笑当时疯狂般抗日的暗示，而希望实现和平。""关于书中用幽默笔调，给读者们许多暗示的地方……他完全把农村来做背景，来影射蒋政权的都市狂欢。在一苦一乐之间，在相形之下，很足以暴露过去中之党国要人，他们徒唱救济农村高调，而实际上却是纵情享乐，而置农民生计于不顾。总之，一读这本书，颇感觉到作者的深入民间，对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都用站在人民的立场，而颇有一针见血之妙！岂仅是一本事变中死板记事呢？"

作者称日军为"客军"，称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为"主军"，。"主军"、"客军"之说，源自于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民间一般把外省的军队称为"客军"。将入侵的日本军队称为客军，事实上完全消弭了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当然，从作者"合作者"的立场考虑，我们不必拘泥于这种称谓词语运用的得当与否。南京大屠杀之后，劫后余生的南京市民因生活极度困顿，纷纷向伪政权申请救济，在一些呈文中甚至称日军为"义军"。

日记直接记述"主军"的段落其实并不多，主要涉及南京沦陷前夕，中国军队在撤退途中抢劫便衣，以便隐匿城内，"至12月8日，炮声渐稀，主军一律由城外退避入城。9日，主军开始按户搜劫便衣，掷弃军械，作退却计。余寓即于九日被主军劈门强进，执械搜劫，既去一批，又来一批，时仅李翁一人守家，无法抵抗，只得任其搜掠。自前进静文斋纸店楼上下，至后进渠余房间，无一幸免；余寓劈后房门而进，值钱衣服，概付荡然，为之浩叹！" 事实上，在南京沦陷前，中国军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抢劫。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12月15日才离开南京，他后来在演讲报告中指出，"12月12日到13日之间的那个晚上，中国士兵和平民开始了抢劫。食品店最先被抢，还可以看到从百姓家里拿着食品出来的中国士兵。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军队有意识、有组织的掠夺。在城南中国服装店前发生的事情很能说明此间的情况。数百名士兵涌到店前，所有种类的便服飞快地被抢购一空。士兵们倾其所有买来便服，在路上扔掉军服换上便装，然后混在市民中离去。"而日军则进行了有组织的彻底掠夺，"他们摘掉联队徽章，进人家家户户进行抢劫。中国士兵抢的只是食品，而日本兵什么都抢。"

日记对"客军"的抢劫只用了一句话予以概括，范围仅仅涉及难民区，在语气与修辞上也"客气"很多，"自客军于去岁十二月十二日入城以后，无日不往搜检；渠辈所携零星钱物，及时计之物，往往被检以去。"这样的记述无疑弱化了日军抢劫的规模与程度。

相比于"主军"、"客军"的抢劫，日记对贫民打劫的记述着墨更多，"近日京建公路一带各镇市之贫民，往往收拾兵燹烬余货物，携赴附近各村集售卖者。" "城内商店杂物，难民随意携取，甚至携杂物赴难民区，作小贩生涯者。" "城中掠夺之物，贱值出售者，到处皆是；而各商店住家货物用具，则荡然无存矣。沧海桑田，盖一场浩劫也！"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南京浩劫与贫民的抢劫相关联，"此次城中罹如此浩劫，洗劫财物，类出贫民所为；华人教育不普及，下等社会，甘为趁火打劫生涯，可胜浩叹！"

自古以来，每逢战乱，社会失范，泥沙俱下，趁火打劫者应运而生。上述有关贫民打劫的记述，有的来自于作者的听闻，有的则来自于作者的自身经历。在乡间，他就曾经买到上好的龙井茶叶，而售卖者支支吾吾，说不出茶叶的来源，因此推测茶叶是打劫而来的。回城之后，他亲历了劫后莫愁路的热闹"盛况" ，"全城商店，既已被掠被焚，凡日用所需之品，及贫户掠人之衣物杂件，均在莫愁路席搬摊出卖。全路自南至北，两旁摊贩林立，延长达半里许，绝类北京之天桥集市；其中自食物用品，以达古董书画，无一不备，不啻洋洋大观！。"这些经历无疑更加深了他的刻板印象。

大屠杀期间，的确存在贫民打劫的现象。但是，这与日本兵的抢劫是不能同日而语，从时间上来说，主要出现在1938年1月以后，而在此之前，日军已经在南京大抢特抢了。从规模上来说，与日军的抢劫也不能同日而语，当时留在难民区的陶秀夫写道："凡人民不居之宅，罔不受掳掠之惨，上海路人行道上，悉成黑市，全城莫非贼物矣。"但与日本兵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虽然，此尤其小焉者也。日寇之掳掠，率军一队，卡车数量，予取予夺，不汝瑕疵，民间之精华悉尽。"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认为："日本人的抢劫，完全不能和老百姓的行为同日而语，老百姓只是小偷小摸，而他们则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 在百业衰落、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人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下去。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有的人拆下无人居住的房子，在损毁的房子里寻找旧的木料等物品，搭棚居住，"那时很混乱，但谁也不管谁，只要日本兵不出来阻拦，只要自己有气力拆烧过房子的旧料子、旧砖头，你能为自己盖房子住下，没人会说你不对。"  

日记涉及"客军"的不仅仅是抢劫，还有屠杀、强奸、纵火等等，相关的行文相当凝练，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得诸芜湖方面来人传述，客军已进抵芜湖，不无纷扰，故芜地居民相率徙避也。" "客军已于十二日入（南京）城，初时不无纷扰" 。当他获悉日军在邻近的陆郎桥残杀村民、纵火焚烧的暴行时，也是一笔带过，"六（陆）郎桥一带乡民，扶老携幼，肩挑锅被，络绎向镇逃避者，满街皆是。" 大屠杀期间，有关日军暴行的信息，往往是通过人们在迁徙和流动的过程中口耳相传得以迅速扩散和传播。作者避居的下穆庄距离陆郎路途很近，对于陆郎惨案的概貌应当是清晰明了的，但他以"发生误会"来解释事件的原因，"在脉腰村闻六（陆）郎桥乡民，与客军发生误会，昨日镇市被焚，乡民逃避至此，亦一场遭劫也。" 陆郎惨案的起因是日军强奸村民，遭到村民自发的反抗，远在南京城内的美国医生在日记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两周前，6个日本兵闯入城区西南数英里处的陆郎桥镇。他们在那里像往常一样强奸和抢掠。镇上有些男人组织了抵抗，杀死了其中3个，另外3个士兵夺路而逃。这3个日本兵很快带着数百人返回，包围了这个镇。镇上有500个居民，当时只有300人在。这300人被分成6人、8人一组，绑在一起，投入冰冷的河水中。然后日本兵荡平了整个镇，没有一堵墙壁还挺立着。这个故事是一个曾经从南京去过丹阳镇（小丹阳）的人说的，这是一个在陆郎桥边上的村庄。" 很显然，日记有关陆郎惨案的记述是有所回避、有所隐瞒的。

日记所记述的"城廓依稀，物是人非"，着墨更多的是"物"，是城市的残破与衰败，拉拉杂杂，不厌其烦。在乡村部分的日记中，作者假借他人之口，多次加以记述，回城之后，又根据自己的见闻详加记述。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城市的破败，旨在说明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就是日记所谓的"兵燹"。而对于实施这场灾难的主体，在具体的表述中，尽量加以弱化，甚至故意加以隐匿。作为资深的报人，作者不可能看不到"客军"也就是日军是这场浩劫的实施主体。但是，作为"合作者"，不得不为"尊者"讳，不可能进行过多直白的揭露。

一般说来，过于粉饰的宣传，往往会令读者反感和排斥。《新申报》是日本军方在上海控制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竭力把南京渲染成一个"歌舞升平"的乐园，1938年1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的雄文，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对此嗤之以鼻，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这篇文章的25句话中，"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 作为资深报人，顾蔗园也有其价值判断，在日记中，他借用别人的话，隐晦地道出了对《新申报》的不满，"街衢中贴有《新申报》，并沪变后之另一种新办报纸，迥非从前已停之《新申报》也。" 就连伪维新政府新闻局也对《新申报》评价极低，认为转自《新申报》的新闻"殊无新闻价值可言" 。《新申报》声名狼藉，不得不采取强制订阅的方式发行，但仍然遭到读者的抵制。

在"落水文人"撰写的以南京沦陷为题材的纪实作品中，也有对事实视而不见、旁顾左右而言他的叙述，《南京在难中》即是其中之一，这是《新命月刊》第一次征文的"优秀作品"之一。作者"劫余"一直留在南京城内，与避难乡间的顾蔗园相比，对大屠杀期间的惨烈理应有深切的体会。但是，通观全文，除了竭力讥讽中国守军空言"保卫我们的首都""与城偕亡"的口号仓皇撤退之外，对于日军的野蛮行径、对于南京城市的毁坏状况几乎只字不提，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因为少数中国士兵退入难民区，使无辜难民遭到日军的逮捕，"只因有少数改装的兵士混入了收容所中来，同时更应他们'很聪明的'把武装、子弹、枪械，尽皆抛卸于入难民区的各道口，于是好了，便演出了因为搜剿残余华军而被冤逮去了许多无辜之难民的那一惨剧。"文中尤其对所谓的莠民抢劫大书特书，称其为"国难盗" 。

相比之下，《藕孔日记》的记述要高明不少，其小品文的叙事风格，文字流利古雅，文中既有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批判与讥讽，也有对日军的行径尤其是劫后南京的惨状的记述。貌似中立的记述，往往更能突破读者的心理戒备，增加其认同感，从而达到宣传的更高技巧。

正因为如此，《藕孔日记》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一度得到了日本有关人士的青睐，"近闻顾君此项历史著作，得友邦人士之介绍，已将原稿携赴东京，译为和文，拟刊登在菊池宽主编之《文艺春秋》，并拟出单行本，以资流传。" 1941年第1卷2期的《中日文化》又将《藕孔日记》重新发掘出来，向人们隆重推介。《中日文化》杂志隶属于中日文化协会，是汪、日合作代言的重要媒体，顾蔗园很是风光了一阵。然而，在日本国内，日军在南京的野蛮行径一直是言论的禁忌，日记并没有荣登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日文单行本也未见下文。1941年9月，汪伪对下辖的几大报纸重新洗牌，顾蔗园离开了《苏州新报》，其报人生涯走到了尽头。

余论

作者"自幼负笈金陵，且又熟读余澹心《板桥杂记》；中年以后，经长时期之侨寓，更视为第二故乡"，南京的历史、风物、盛衰兴废，历历如数家珍 。作为一个对南京有着深厚感情的文化人，面对大劫之后的伤心惨目，不可能不有所触动，所发出的感叹"惨矣哉！此浩劫也"，应该不是虚情。在众多的"合作者"中，有如此感受的并非只有顾蔗园一人，曾任南京自治委员会代理会长的孙叔荣曾私下向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倾诉他的痛苦：他位于太平路附近的房子被烧毁，将近70岁的大哥被大火吓死，侄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南京的中国居民这次从日本军队那里得到的只有烧、杀、抢掠和强奸。" 但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将这样的隐痛诉诸文字，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

顾蔗园擅长于钩沉历史，在《宋遗民郑所南<心史>评价》一文中，他所阐述的"正史""逸史"观，颇耐人寻味。《心史》是宋朝遗民郑所南的一部诗文杂著，书中对金、元朝统治者充满悲愤。不过，在顾蔗园看来此举弊病多多，"像宋遗民这样消极诅咒的方法，仅仅用痛哭流涕希图复国，不惟是不可能，并且空空洞洞，绝不能唤起多数后人的注意力。更有一点，此类谩骂性的文字，很足以触犯忌讳，极不容易保存而有被销毁之虞。"在论及《心史》的姊妹篇《烬余录》时，他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书中既有对于赵宋一代"不无讽刺性的微词。这是非易代后的遗民，没有人敢大胆直录的"，也有"金元两朝迭次给予吴中人民的暴行虐政，和两姓绝续之交的奸淫杀掠惨状！"但是，有关金、元暴行的记载，虽然多是实录,"因为写得太赤裸了，足以惊骇世俗，使大人先生们秉纂修地方志之笔者，读了掩面却步，决不敢采为修志材料。所以不加雕琢的'逸史'，终究是'逸史'地位，绝对没有摆入'正史'的可能。因此不拘任何'正史'，因为要顾虑到许多忌讳，俾合乎隐恶扬善的原则，就不得不严立体例，来限制去取的材料；而正史所包含的史料，途径是异常狭窄，内容也弄到异常贫乏。"

对于《烬余录》之类"逸史"的价值，顾蔗园是推崇的，但是，作为"合作者"，他的尴尬在于"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不可能去直面淋漓的血腥、惨烈的杀戮，曲折为文是其无奈的选择。他也试图在日记中抒发家国之痛，"以视前辈文人庚子秋词等类之者，虽结构有异，其为历史性则一也。"但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藕孔日记》是顾蔗园为数不多的关涉现实的作品，依然秉承其一贯的疏离文风，面对民族的危难，试图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寄托，逃避现实，在风花雪月中遣愁寄情，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中寻找乐趣。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同样感受到异族统治的屈辱，南京城的残破也使他痛心不已。作为旧政权的失意文人，通过记述农村的残破、底层民众的困苦，对旧政权暗含嘲讽，宣传抗战无益，迎合伪政权的"和平救国"需要；作为"合作者"，当他面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材料取舍，甚至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欲说还休的无奈。

注释：

1.《编辑室谈话》，《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2.黄恽：《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黄恽：《秋水马蹄》，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3.黄恽：《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秋水马蹄》，第137页。

4.蔗园：《图南纪程》，原载于《苏州新报》，转引自黄恽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44261501

5.蔗园：《追忆刘思复先生》（上、下），《中央日报》1936年7月1日、7月2日。

6.蔗：《水塘残影》，《中央日报》1935年3月7日。蔗园：《我曾经过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元旦》，《中央日报》1936年1月1日。

7.江天一片霞：《白莲华庵主<藕孔日记>序》，《中日文化》1941年第1卷第2期。

8.王文彬编著：《中国现代报刊史资料汇编》，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页。

9.在《两个可以兴奋的元旦》（《中央日报》1935年1月1日）一文中，顾蔗园追溯明朝永历三年的元旦，遥望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元旦，"全国上下，十分团结，一德一心，合力共谋中华民族的复兴。"届时，"东北失地，已经收回来了。"中国的边界纠纷"一半运用外交，一半仗着国力，已经统统无条件胜利解决。"

10.《桑干河与卢沟桥》（蔗园，7月20日）、《故都团城的元代玉瓮》（白莲，7月30日）、《天津的史迹》（白莲，8月3日）、《明代的几个平倭人物》（白莲，8月10日）《上海杂谈》（白莲，8月16日）、《记陈化成将军守吴淞炮台事》（白莲，9月7日）、《谈死守江阴的阎典史》（白莲，9月17日）、《大同的史迹》（白莲，9月23日）、《从日本的南进政策说到加罗林等岛》（白莲，9月24日）、《明代的汉奸汪直》（白莲，10月4日）、《起义抗满的王佐才》（白莲，10月7日）、《戚南塘的风骨》（白莲，10月28日）、《是兽类的残杀-北战线上听到罗鼓声》（白莲，11月4日）

11.陈志良：《南京访古记》，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

12.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60页。

13.黄恽：《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秋水马蹄》第136页。

14.顾蔗园：《奉迎玄奘法师佛骨记》、顾蔗园《唐玄奘骨塔发现后根据事实作考证之考证》、《唐代法师玄奘遗骨在京发掘经过中央电台将请顾天锡广播》，伪行政院编：《唐玄奘法师骨塔发掘奉移经过专册》，玄奘法师顶骨奉安筹备处1943年印，第3页，第11页，第2页。

15.蔗园：《闲谈几位印友》，《中央日报》1936年3月11日。

16.《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17.《藕孔日记》1938年2月2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18.东晨：《江苏文艺协会主办古今文物展览会杂写》，《国艺》1940年第2卷第4期。

19.顾天锡：《两年前的历史追忆》，《南京新报二周年纪念特刊》南京新报社1940年印，第10-12页。

20.黄恽：《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秋水马蹄》，第136-137页。

21.《国民政府令》，1943年3月1日，伪《国民政府公报》1943年第545号。

22.《国民政府令》，1944年5月16日，伪《国民政府公报》1944年第640期。

23.《常会记录，1944年7月21日第9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党务汇报》1944年第26、27期合编。

24.参见张泉：《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25.黄恽：《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秋水马蹄》，第138页。

26.江天一片霞：《白莲华庵主<藕孔日记>序》，《中日文化》1941年第1卷第2期。

27.《藕孔日记》1938年2月2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28.《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11月1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29.《陈克文日记》，1937年11月15日，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七），《万象》2010年第10期。

30.《中国的进攻阻挡敌人推进》，《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8日，杨夏鸣、张生编：《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页。

31.《藕孔日记》，1937年11月3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32.《魏特琳日记》，1937年11月23日，（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琳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33.参见《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191页。

34.《藕孔日记》，1937年11月2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35.《藕孔日记》，1937年11月27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36.《藕孔日记》，1937年11月2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37.《藕孔日记》，1937年12月3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38.《藕孔日记》，1937年12月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大丹阳"系丹阳县，今隶属于镇江。"小丹阳"有两处，一个隶属于今安徽当涂县，一个隶属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文中的"小丹阳"指后者。

39.《藕孔日记》，1937年12月6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40.《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41.《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42.《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43.《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44.《藕孔日记》，1937年11月2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45.《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年10月27日，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46.《藕孔日记》，1937年12月6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47.参见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48.《藕孔日记》，1938年1月15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49.《藕孔日记》，1938年1月2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50.《藕孔日记》，1938年1月1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51.《藕孔日记》，1938年1月16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52.《藕孔日记》，1938年2月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53.《藕孔日记》，1937年12月7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54.《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55.《藕孔日记》，1938年1月3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56.《藕孔日记》，1938年1月3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57.《藕孔日记》，1938年1月3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58.《藕孔日记》，1938年2月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59.《藕孔日记》，1938年1月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60.《藕孔日记》，1938年1月24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61.《藕孔日记》，1938年1月23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62.《藕孔日记》，1938年1月1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63.《藕孔日记》，1937年12月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64.《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65.《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6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66.《藕孔日记》，1938年1月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67.张玉田：《<藕孔日记>序》，《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68.《藕孔日记》1937年12月3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69.《藕孔日记》1937年12月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

70.《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71.《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72.《藕孔日记》1938年2月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5期。

73.《藕孔日记》1938年2月1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5期。

74.《藕孔日记》1938年2月2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75.《藕孔日记》1938年2月2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76.《藕孔日记》1938年2月23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77.《刘仲铭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78.《藕孔日记》1938年2月25，《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79.《藕孔日记》1938年2月26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80.《藕孔日记》1938年2月2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81.《斯迈思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函》，（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页。

82.《藕孔日记》1938年2月2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8期。

83.王鸿恩：《朝日新闻座谈会演说词》，《中华新声》1939年第2卷第15期。以往出版的一些史料中对王鸿恩演说词中有关中国军队撤退的一段加以删节，其实大可不必。

84.《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49页。

85.《威尔逊日记》，938年3月7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6页。

86.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87.《介绍中日事变的一本重要著作》，《中日文化》1941年第1卷第2期。

88.《藕孔日记》1937年12月3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89.孙叔荣：《序二.》，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秘书处编：《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南京市政概况》，南京宜春阁印书馆1939年版。

90.高冠吾：《序一》，《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南京市政概况》。

91.《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宣言》（1938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92.秋萍:《紫金山畔》（独幕剧），《新命月刊》1940年第1卷第13期。

93.朱重禄：《介绍金陵事变名著<藕孔日记>》，《中日文化》1941年第1卷第2期。

94.《藕孔日记》，1938年2月2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95.《陶德曼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6日于汉口)，张生等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96.《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2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97.《藕孔日记》1938年2月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5期。

98.《藕孔日记》1938年2月11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5期。

99.《藕孔日记》1938年2月1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6期。

100.陶秀夫：《日寇祸京始末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

101.《斯迈思日记》，1938年1月9日，《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331页。

102.王英：《难民营的生活》，汤美如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52页

103.《藕孔日记》1937年12月28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104.《藕孔日记》1937年12月17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105.《藕孔日记》1938年1月10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陆郎桥又称六郎桥、陆郎。

106.《藕孔日记》1938年1月9日，《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3期。

107.《威尔逊日记》，1938年2月13日，朱成山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75页。

108.《魏特琳日记》，1938年1月21日，《魏特琳日记》，第252页。

109.上海历史上先后有两种《新申报》。一种为席子佩于1916年创办，1927年停刊。一种为抗战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日伪报纸，1937年10月创刊，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版的日伪报纸，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停刊。

110.伪行政院新闻局新闻训练所编：《南京指南》，南京新报社1939年1月出版发行，第59-60页。

111.《先后两新申报》，郑逸梅著：《掌故小札》，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9页。

112.劫余：《南京在难中》，《新命月刊》1939年第1卷第9期。

113.《介绍中日事变的一本重要著作》，《中日文化》1941年第1卷第2期。

114.白莲：《淮畔醉余之言》，原载《苏州新报》1939年11月17日，转引自黄恽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39612766

115.《罗森随笔》，1938年3月8日。陈谦平、张连红、戴袁支编《德国使馆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116.顾天锡：《宋遗民郑所南<心史>评价》，《中日文化》1942年第2卷第4期。

原载：《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刊载标题：《藕孔日记》中的南京浩劫）

作者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