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战后日本社会舆论，对侵华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反思，长期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人坚守良知，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并做了许多宣传和考辨工作；但还有不少人，完全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的肯定派与否定派之间的辩争，从未间断。近年来，肯定派的声音日渐式微，否定派的声音甚嚣尘上，而各方在争论中的地位此消彼长，声音大小、强弱的变化，折射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逐渐走向保守的发展倾向。

关 键 词：侵华战争  “南京大屠杀”  保守化　　Invasion of China  "Nanjing Massacre"  Conservative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战败至今，已过去72年。考察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发现整个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敏感话题，是一个从有考辨、有论争到几近失语的反应过程，折射出的是战后日本社会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发展倾向。

一、“南京大屠杀”事件从发生到审判(20世纪30-40年代)

1937年12月12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本历史学者藤原彰在他的《南京的日本军》一书中，公布了日军第十军参谋部当年制定的攻占南京的作战方案：

必须通过突袭来夺取南京时的攻占方案(1937年11月30日)

必须通过突袭来夺取南京时，要从正面进攻，但应避免不讲策略的强攻。进攻时当依据以下要领。与突袭方案采取同一方法，首先迅猛追击至南京，包围南京城。主要对南京市区进行彻底空袭。特别要使用芥子气和燃烧弹，连续一周实行轰炸。变南京市区为废墟。

在本次攻击中，彻底使用毒瓦斯是至关重要的。如本次不果决使用，会重蹈淞沪一战覆辙，将付出巨大牺牲。①

日本知名记者、评论家大宅壮一曾对南京一战做出过如下回忆：

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一到大陆就发表了演说，即所谓“山川草木，全部为敌”。(南京是)用极其非常之手段占领的。②

血腥、残暴、反人类的南京大屠杀便是在如此政令之下，写下了人类近代史上惨绝人寰的一页。关于柳川平助的“山川草木，全部为敌”的发言，作为佐证，在秦郁彦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一书中对第十军的军令亦有所言及。③柳川平助的这一发言已为其后日军的暴行奠定了基调，成为惨案发生的宣言。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员在1938年1月5日到达沦陷不久的南京城，直至1月下旬回国。在南京期间他采访了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第16军团第33连队。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派作家，这次现地采访让石川深切感受到了人性在这场战争中的扭曲和泯灭。回国后他昼夜笔耕不辍，仅用十天时间便完成了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书中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唯一一部披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作品，也使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首次公诸于世。然而，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刊载的当天便被当局以违反新闻法、诽谤皇军、扰乱军心为由禁发，石川本人和相关编辑以及发行人也因这部作品而获罪。《中央公论》该期的发行量是7300册，其中的四分之三被查封，四分之一早已外流，部分流向海外，被译成了中、英、俄等文字。极少部分虽然散落日本国内，但是由于当局的严密监控，被禁作品难以流传，所以南京屠杀事件并未因该作品的短暂问世而引起关注。直到战败，随着该作品的再版，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事件”的审判，才使事件真相得以重见天日。1946年5月9日《读卖新闻》的第二版刊登了以《被审判的残暴的“南京事件”》为题的报道。报道的引文中有如下文字：

在东京审判的起诉书第二项“杀人罪”上，国际检察官提诉南京事件，直指日军的残暴行为。掠夺、暴行、□杀、□杀——昭和12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司令官入城时，这个首都充满了血腥气。(□处字迹不清)

东京审判主要是针对A级战犯，即制定侵略战争计划并实施的政府、军队首脑进行的审判。而B、C级战犯则由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军事法庭裁决。中国南京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在南京开庭，1508名战犯被起诉，其中4名日军将校因南京大屠杀事件被问责，在南京雨花台被处以死刑。其中，陆军中将谷寿夫作为第6师团团长率领日军部队在攻占南京一战中，负责从南京城南主攻，是第一支进入南京城的日本部队。1946年12月31日的起诉书上，明确了对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发生在南京城内(主要为第6师团途经城外雨花台，从位于南侧的中华门突入南京城后)的扫荡战、屠杀、强奸等暴行(其中杀人事件122起，被害人数334人，强奸43人)的追责，法庭上400余名证人以及目击者提供了证词，谷寿夫1947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4月26日执行。然而，谷寿夫在法庭上指天喊地对神明发誓，所列罪行非他指挥的第6师团所为，而作为攻占南京的主力部队——第16师团的中岛(中岛今朝吾)部队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谷寿夫的抗辩已经直接承认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存在。④在谷寿夫的上诉书中，辩方主张“应该首先调查与南京屠杀事件相关的多个部队首长，搞清事件的全貌，再来认定真凶才是正理。但是，现在把最高领导人及其直属部队的首长与事件分割开来，仅以被告一人作为审判对象，而且将被告定为真凶，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⑤，文中直接使用了“南京屠杀”一词，并直指军队高层难辞其咎。然而，正义总是不会缺席，其后关于南京屠杀事件的追责及审判证明了谷寿夫的杞人忧天。1948年12月23日，陆军大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列为B级战犯，作为南京屠杀事件的最高责任者，因为在攻占南京一战中，未能禁止其属下部队对俘虏以及一般百姓的屠杀行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可以说是战后的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第一次让日本国民获知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然而，仍然未能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关注。其原因有三：

第一，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开战以来被灌输的“圣战”以及“皇军”的概念早已根深蒂固，非短时间内可扭转。胜王败寇的观念也使一般国民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南京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扞格不入，难以心悦诚服。甚至连《活着的士兵》的作者石川达三在回顾战后接受联合国检察团调查时，也曾如是说：

我为当时的日本军做了辩护。向他们解释说，这场屠杀是有着某种必然性的，其责任的一半在于支那军队。……除此之外，缺乏足够养活俘虏的物资也是原因之一。……结果检察官从我这里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证言。但是，审判结果，好像华中派遣军司令被判了绞刑。令人不快。我认为敌方的判决是不可能公正的。⑥

第二，由于当局对战时言论、出版的严格审查制度，来自战地的所有不利于“皇军”的消息一律被封锁，前有石川达三因言获罪的前车之鉴，官方杀一儆百的意图暂时实现。因此战争真相始终得以掩盖。其实，日本国民虽然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感到震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事件发生的1937年末，“攻占南京”一词并不陌生。南京沦陷是在1937年12月13日，而在南京尚未沦陷的11日，《朝日新闻》上就已经有了类似“太阳旗在南京飘扬”的报道。在《昭和·第4卷通往日中战争之路》一书的年表里，可以看到1937年3月2日的事项里，记载着“未待南京沦陷，在东京，打着灯笼庆祝的游行队伍蜂拥上街，国会礼堂的彩灯也被点亮”。⑦可见，在当局的舆论造势之下，占领中国首都意味着战胜中国，也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的想法，使日本国民对攻占南京充满了必胜的期待。在沦陷后的14日夜晚，在皇宫周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典活动。而南京沦陷背后的屠杀惨案却在当局的屏蔽之下鲜为人知。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普通民众的被害意识。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让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致使国内物资匮乏，民不聊生。战争末期，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特别是广岛长崎两地遭遇的原子弹袭击，使日本国内舆论哀鸿一片。顾影自怜中，迅速把加害者的身份与被害者进行了置换，以致模糊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并面对给被侵略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视而不见。因此，南京大屠杀惨案曝光后，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产生负罪意识之外，一般百姓则仅止步于得知真相后的错愕，并将这种“受骗”的感觉即刻融入到“受害”意识当中。

二、“南京大屠杀”事件亲历者的回顾(20世纪50-60年代)

1952年，战争期间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过外交大臣的重光葵在其著书《昭和的动乱》中，对南京事件作出如下回顾：

以进入南京城的中岛(中岛今朝吾)师团的暴行为首，在南京的日军作恶多端(南京的强奸事件)，成为昭告天下的国际问题，令日本名誉扫地。⑧

重光葵战后被正式列为A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政治家撰文触及南京事件，在战后尚属首次。

1961年，《福岛民友新闻》开始连载战时福岛县的作战部队第65连队的军人回忆录《乡土部队战记》，其中部分涉及了发生在1937年12月17日的南京屠杀事件中杀害俘虏的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亲历南京事件的军人、记者对事件开始进行各自的回顾。1965年，由下野一霍著述、五岛广作编写的《南京作战的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出版。作者之一下野一霍战时为陆军中将，曾在前述谷寿夫任团长的第6师团担任参谋长。共著者五岛广作供职《大阪每日新闻》，曾于南京事件发生前后，驻第6师团司令部做随军记者。下野一霍讲述了第六师团自1937年8月接到动员令赴华北战场参战，11月从杭州湾登陆，直至攻占南京城为止的半年的作战经历。该书一如既往地为第六师团的战斗行为辩护。否认屠杀行为，认为第6师团对敌采取的“包围歼灭”属扫荡作战行动，并非残忍的屠杀。作者还将谷寿夫在南京狱中写的申诉书添附其中。另外书中收录了另一作者五岛广作的随军记录。五岛在书中披露了军方对战时言论的管控。五岛广作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熊本支局的记者，在第6师团出征大陆之前，受命作为随军记者代表，被叫到熊本车站的站长室，由情报主任藤原武少佐参谋训话：

五岛，我们师团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作为情报主任参谋负责所有的报道工作。请你转达给各位随军记者。听好了，原则上对军队不利的报道一概不许写。到了当地，只可以写被允许写的。凡违反此令者，即刻遣返回国。报道都要经过审查，这是原则。特别注意，私自传发涉及军机秘密的报道，按照战时陆军刑法，一律枪决。⑨

可见，南京一战，各军团虽有随军记者，但惨案发生后，从日本媒体上却看不到蛛丝马迹。如前所述，只有石川达三以小说形式，曝光了士兵的残暴行为，然而最终却蒙受被判缓刑的牢狱之灾。

1966年10月20日，每日新闻出版社发行的周刊《每天周日》的临时增刊上，刊载了以《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为题的报道。这篇报道是对1966年9月下旬大宅壮一一行赴中国考察的现地采访。文中，大宅回忆了自己作为《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在南京亲眼目睹的那场惨案：

攻占南京时，我是从上海一直随军到达南京的……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占领了南京，中日战争就会结束。士兵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都孤注一掷。但是正是因为过分嚣张，也做出了相当恶劣的事。南京是个记忆深刻的地方。

正好我们进南京城时，那些杀了大量人的、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士兵们就走在我们前面。

大家都争先恐后向前跑，各兵团都朝着城门跑，就好像玩双六棋一样向上爬，看谁先上去。那时以为占领南京意味着大陆的战争就结束了。这种想法很强烈。士兵的士气大振，以迅猛之势攻进南京城。……但是，进城前后以及在进城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屠杀行为。这是事实。……当时发生了相当大规模的屠杀，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是完全可以肯定这一事实的。⑩

事件的亲历者，在战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的触及，引起学者的关注。1967年，历史学者洞富雄在《近代战史之谜》一书中，完整地对“南京事件”进行了梳理，第一次把南京屠杀事件提升为近代史的研究对象。洞富雄在该书中，还根据前述《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以及南京地方法院报告，推测30万或34万的数字接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真实数字。(11)

1968年，日本思想史学者家永三郎在参考并引用了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以及军人和随军记者的回忆录的基础上，完成了《太平洋战争》一书，首次系统阐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也在书中指出日军屠杀了数十万中国人。

三、从“百人斩事件”的发酵到“南京大屠杀”的论争(20世纪70-80年代)

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朝日新闻》连载了记者本多胜一的题为《中国之旅》的报道。报道采取了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中国人口述的战时日本军队。从1971年8月至12月分成四部分刊载，每期的讲述中都控诉了日本军队残暴的非人道行为。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便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民间开始对南京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纸媒上也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南京屠杀事件的目击证言。随后，评论家、历史学家的广泛加入助推了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的关注。在《中国之旅》的系列报道中，对“百人斩”事件的报道引发了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争。“百人斩”事件在战时被媒体大书特写，曾被当作鼓舞日军士气的勇武之谈。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年在攻陷南京前夕，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杀满100个中国人为竞赛条件展开杀人比赛，这场杀人游戏最终以向井敏明斩杀106人，多斩一人险胜野田毅。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配以二人手持军刀的照片，以《百人斩“超记录”》为标题大肆宣传报道，除了日本军人的“勇武”，日本军刀的锋利也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美谈。战后二人均承认指控，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关于“百人斩”，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自1937年11月30日开始先后共计四次做了追踪报道：

11月30日(第一次)：“记者在常州采访，从无锡开始的竞赛，目前是65：25。”

12月4日(第二次)：“从常州出发到丹阳，数字更新为86：65。”

12月6日(第三次)：“进入句容城后两少尉依旧奋战在最前线，89：78。”

12月13日(第四次)：“攻占紫金山时，106：105，不相上下，当作平局，二人又开始了新的竞赛，目标是150人。11日中午，中山陵已近在眼前。”

接下来根据其他地方报纸的接力报道，二人后来的目标继续提升到500人。最终野田斩杀374人(《鹿儿岛朝日新闻》1938年3月20日)，向井斩杀305人(《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5月19日)。该系列报道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当事人野田毅在家乡的中小学数次做“百人斩”演讲。其“英雄美谈”甚至成了当地小学的辅助教材。

面对《中国之旅》回顾的这场杀人游戏，在如山铁证面前，评论家山本七平与作家铃木明罔顾事实，称“百人斩”实为虚构之谈。

此后，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首次对南京屠杀事件提出了质疑，他在书中对“战争”和“屠杀”进行概念偷换，他的观点如其书名，认为南京事件是凭空捏造的虚构幻觉，也由此被称为“虚构派”(为方便行文，在本文中将其称为否定派，将其对立派称为肯定派)。铃木的言论首开南京屠杀事件“否定派”之先河。由此，关于南京屠杀事件也开始在“肯定派”与“否定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1972年4月25日，潮出版社出版了评论家平冈正明的《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书中分三个部分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并对其背景进行了分析。披露日军内部存在物资补给漏洞，指出日军补给概念淡薄，军需、粮草以及其他先行必备资材均采取现地筹措的方式，这是造成士兵掠夺、强奸、屠杀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由下级军官带头利用俘虏进行刺杀训练。日军内部的混乱，最终酿成了南京大屠杀惨案。(1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分析日军暴行原因时，直指日军军纪的松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与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借过东西要归还”相对比。在该书的卷末，还添附了各种证言、记录等资料。该书从1972年首发以来，直至1982年的10年间再版11次。

1977年历史学家黑羽清隆推出了《日中15年战争》一书，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者引用了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Radha Binod Pal)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断。在联合国指定的11名法官中，帕尔是唯一一个自恃“事后法”，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主张“日本无罪”的法官，即便如此，面对“南京暴行的证据”，虽然仍表示“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怀疑有些偏离事实或者夸张”，但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依然做出了以下结论：

对该事件所提交的证据，即使将全部的怀疑置于考虑范围，尽最大限度去斟酌其宣传和夸张的成分，依然有绝对性的大量证据证实日军对其占领的一个地区的一般百姓，抑或战时俘虏犯下了暴行。(13)

在肯定派与否定派的各自发声中，比起否定派“偷换概念”等拙劣伎俩，肯定派则举证了大量的事实依据。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1982年的“教科书误报事件”再次引发了对南京屠杀事件的争议。朝日、每日、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在1982年6月26日同时刊登了日本文部省要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一词修改为“进出”。虽然不久这条新闻被证实为“误报”，但引起了中国的警惕和抗议，日本国土厅高官松野幸泰提出为了使日本年轻人对本国历史不失尊敬，不应该在教科书中使用“侵略”一词，一语既出，中国当即取消了接受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的访华计划。8月9日，松野更是对南京屠杀事件进行否定，称不能把战斗中的“牺牲”称为“屠杀”。松野的狂言除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以外，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新一轮对南京屠杀事件存在与否的讨论。一方面，日本官方亡羊补牢，1982年8月26日由铃木善幸内阁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曾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同时由文部省制定了《近邻各国条款》，规定教科书中凡与近现代史相关的表述，必须顾及邻国的感受。然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如此对应招致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强烈反弹。与此同时，历史学者洞富雄继20世纪60年代撰写《近代战史之谜》之后，于1982年12月又推出了《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从“谜”版到“决定版”，历史学家选择站到了尊重史实的一方。该书的出版使洞富雄成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肯定派代表。1984年3月，与本多胜一等人发起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与外界给予的“肯定派”“大屠杀派”等称号不同，该研究会成员自称为“史实派”。研究会于1984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赴南京做实地调查，走访幸存者，查找现存资料。

肯定派的积极行动，也成为推动否定派的反作用力。1984年1月，田中正明的《南京屠杀的虚构》出版，田中是前述被处以绞刑的南京屠杀事件的最高责任者松井石根的私人秘书，他明确自称是南京屠杀的否定派，在该书中全面否定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的存在。右翼学者渡部昇一即刻为其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不仅力荐该书，还声称“读过此书，今后如若还有人继续说南京大屠杀一事，那就可以给他打上煽动反日的左翼烙印”。渡部昇一作为右翼评论家，一向以“卢沟桥事变是中共阴谋”等极端言论而知名。在否定派的嚣张气焰中，1985年5月田中又推出他亲自编集的《松井石根大将的前线日记》，然而该书即刻被战史专家板仓由明对照原文看出破绽，撰文《松井石根大将〈前线日记〉的篡改之怪异》(《历史和人物》1985年冬季号)，指出该书作者为使“虚构”一说成立，蓄意对原文添加注释，自行添笔、篡改多达数百处。谎言的败露使田中的南京屠杀否定论不攻自破。此后的争论虽日趋白热化，但充满正义感的学者不断以新的证据对否定派的妄言逐一进行批驳。

田中正明于1987年3月再次推出《南京事件的总结——否定屠杀的论据》，并在该书的后记中，将自己的篡改行为归咎为日记原文文字的难解，而并非所谓蓄意篡改或隐瞒事件真相。而且反论《朝日新闻》以及“屠杀派”著书立说宣传虚无缥缈的“大屠杀”，才是对历史的篡改。甚至批判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的《证言·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人的证言是荒唐无稽的无中生有。公然污蔑洞富雄、藤原彰、吉田裕等良心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是为中国代言。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激烈论战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数字被频频提起，肯定派中也存在着对屠杀人数持有不同主张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及“极少数派”。除了前述的洞富雄(《近代战史之谜》)和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各自的著书中指出日军屠杀了数十万中国人外，多数派主张的人数虽为双位数，但大部分在10万以上层级，这基本基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东京审判的结果，判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11.9万人。其中，士兵(俘虏)3万人，普通民众8.9万人。关于东京审判结果，在平冈正明的《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市区被屠杀的一般平民1万2千人、便衣士兵2万人、俘虏3万人、在近郊避难的市民5万7千人，共计11万9千人。这是最小限的数字。(14)

同样关于东京判决的更为详细的内容，出现在前述黑羽清隆的《日中15年战争》中：

1948年(昭和23年)11月4日宣布的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中，第八章“通例战争犯罪”一项上，列举了“南京暴行事件”，认定“1937年12月13日清晨，日军进入市区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发生了上述屠杀(原文以表格形式列出了遇难者的类别及人数共计11.9万人)。

而且判决中还提到根据“日后的估算”，“日军占领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南京及周边被杀害的一般平民及俘虏的总数达20万以上”，并且“通过埋尸队和其他团体埋葬的死尸达15万5千人这一事实证明，这些估算不是夸张的”。(15)

少数派虽然也主张屠杀人数为万人单位，但强调不超过个位数。而极少数派则低至千人层级甚至以下。肯定派内部的争议，特别是极少数派的主张为右翼制造了口实。前述右翼学者渡部昇一便在“俘虏”的定义上大做文章。他认为脱下军装的便衣士兵不算俘虏，如果不是在军官带领之下正式投降，便不是俘虏。杀害一般市民才能称之为屠杀。他推断南京事件的被害人大致在40到50人，所以不能称之为有组织的屠杀。

肯定派的历史学者藤原彰曾在他的《南京大屠杀》(1985年)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的。这些被屠杀的俘虏人数理应计入被害者的统计。同样作为肯定派的洞富雄在1986年3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一书，用史实对田中正明、畝本正巳、渡部昇一、山本七平、畠中秀夫、阿罗健一等否定派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进行了批驳。

1986年，在正反两方的论争中，自称为“中间派”的历史学家秦郁彦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出版。他认为“自南京事件的东京审判以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变迁，南京事件与其说是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莫如说被当成了一场政治性讨论，它不幸承担了这样的命运”。诚如秦郁彦所言，战后关于“南京屠杀”的论争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上下沉浮，在右翼势力的操控之下，这段历史时有时无，遇难人数时多时少，任人装扮。秦郁彦之所以自称为中间派，是因为他虽然肯定南京事件的存在，但不赞成肯定派发布的屠杀数字，在《南京事件》一书中，经过他的研究推论，认为南京事件造成的遇难人数在3.8万-4.2万人之间。2007年在同书的增补版中，称4万的概数是最高限，实际数字应低于该数字。不过，在该书初版的后记中，就“南京大屠杀”，秦郁彦表明了清晰的观点：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十几年间侵略中国，包括南京事件，给中国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是绝对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对上百万的战败日本兵和在华居留的国人实施报复，允许他们撤退回到祖国。1972年日中邦交恢复之时，对日本也没有要求预期的赔偿。如果是了解当时情况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忘记这两个亏欠的。

有些人是否出于失神遗忘，甚至篡改一手史料，硬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挑剔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人”或“四十万人”这些象征性的数字。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大肆宣传日本教科书中出现的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人数(实际数字至今不明确)“过多”或者是“虚构”的话，被害者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虽说对数字的范围有着各种说法，但是在南京发生的日军进行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犯罪行为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同样身为日本人，从内心想向中国国民道歉。而且确信没有这种认识，不可能有今后的日中友好。(16)

秦郁彦的观点代表了日本的有识之士的观点。

在随后的论争中，肯定派与否定派各执一词，直至1984年，由偕行社主编的杂志《偕行》上连载的畝本正巳的文章《从证言看南京战史》，其中证言的分量之重使否定派一时萎靡不振。

偕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联谊团体。为了否定遇难者达20万、30万这个数字，1983年偕行社决定以“南京事件”为主题，在其机关刊物《偕行》的10月号和11月号刊登启事，征集南京事件的相关信息。其后投稿纷至沓来。从1984年4月号到1985年2月号先后11次连载了畝本正巳的《从证言看南京战史》，其中，提供了大量证言。在1985年3月号的连载终篇上，加登川幸太郎代表编辑部，做出如下声明：

(统计出的遇难者)13000人的数字之大自不待言，即使只有3000人也是庞大的数字。虽然我们在开始编集这部战史时，深知日本军队不是清白的，但是即便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也无法不黯然。无论战场上的实态如何，战斗时的心理如何，面对大量的草菅生命行为，无以辩驳。作为旧日本军的成员，只有向中国人民深深道歉。(17)

加登川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战时任陆军坦克学校教官、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曾转战中国战场。加登川的道歉文章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的声音有如鼎水之沸。比起道歉一文本身，更引人关注的是“道歉”之后的“环生乱象”。除了否定派扰乱视听的言论之外，来自偕行社内部的部分成员的抗议给《偕行》编辑部带来了巨大压力。从同年5月号刊出的《回答反对〈南京战史的考察总结〉的诸位》一文中，可以看出那些旧军人对“谢罪”的抵触。文章由常务理事编辑高桥登志郎执笔，回顾了畝本正巳写作《从证言看南京战史》的心路历程。文中强调加登川的道歉一文并非心血来潮之作，而是经过了编辑部的充分讨论，并征得畝本正巳的同意。畝本正巳毕业于陆军大学，卢沟桥事变时曾作为装甲车小队长参战，后成为防卫大学教授、陆军少将。畝本正巳以征集的证言资料为基础写就《从证言看南京战史》，本希望藉此证实日本军队的清白，这是畝本执笔的初衷，也是写作动力之所在。然而在大量的证言中，看到的不是“清白”，而是“乌黑”。虽然期间以所谓证据不足为由，舍弃了部分有污点甚至漆黑的证言，但是面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斑斑劣迹”，畝本迫不得已改变了初衷，选择直面事实。尽管如此，要得出“黑色”的结论，需要莫大的勇气。高桥登志郎甚至以“愁云满面”来形容当时的畝本正巳。鉴于此，加登川幸太郎鼓勇直行，在终篇上写下长文，以道歉为结束语，完成了畝本正巳文章的连载。关于加登川文中“向中国国民道歉”的文字，高桥登志郎做出了如下说明：

关于“向中国人民道歉”的一段文字是在交稿前，由加登川添加，我们事后同意的。作为加登川来说，写下了前面那些内容后，对中国国民毫无交代是行不通的。

道歉的是加登川个人。如文所示，文责也由加登川幸太郎承担。而且是经我们事后同意的。这是因为我们想到，加登川是在鼓起极大的勇气之下写出来的理所当然的一篇文章。我认为会员中不想道歉的可以不道歉。但是我收到了众多会员的电话，他们高度评价了“道歉”。在电话中，有人说“感觉长时间压在心头的重负一下子放下了”，也有人说“做得好”，还有人说“作为一个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等等。再次重申，道歉与不道歉都是自由的。(18)

如前所述，《偕行》募集“南京事件”的相关信息，是为了自证清白，否定屠杀事件。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高桥登志郎的这番解释，也恰恰说明虽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然而阻力依旧。作为《从证言看南京战史》的作者，畝本正巳也在同期撰稿，对于加登川的“道歉”，他认为，“承认错误，是对邻居应有的绅士态度”。他说服“会员诸兄”，“那些不法杀害行为不是皇军的应有作为，作为军人理应深刻地自省自戒”，“虽说是处于战争的非常态之下，但是对照武士道精神，对那些非法行为应该坦率地向中国国民道歉”。至此，偕行社的“证言活动”落下帷幕。

一波三折中，1989年偕行社出版了单行本《南京战史》。其中，记载着“虽然不能称为不法杀害，但是初步推定俘虏、败兵、便衣兵中，遇难者达1万6千人，一般百姓达1万5千760人”。这些数字是根据参与南京一战的部分日军自愿提供的证据整理出来的，在这些冰冷的数字面前，一边是抗议、反对的喧嚣，一边却是众多良心的不安。《南京战史》使“南京大屠杀”通过参与者的自证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也并未使肯定派与否定派之争因此戛然而止。即便在学界、民间和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的史实面前，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漩涡中，仍存在着右翼势力的阶段性博弈。

四、保守化的加剧与向“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倾斜(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1989年，昭和末期的日本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达到最高点，其后开始一泻千里。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期宣告结束，自1991年3月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20年”阶段。个中原因既有日本国内的，也包括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国际性因素。经济与政治永远是相辅相成、互为相依的。经济低迷带来了政治上的保守回归，而政治上的保守则继续加深了经济的恶化，即所谓政经一体。随着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二十年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在经济持续紧缩中，政治日趋保守化。

1990年，时任众议院议员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英语版10月号、日本语版11月号)杂志专访时声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编造的”，再次搅动舆论涟漪，引起论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家的这种“失言”开始变得一发而不可收。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大放厥词，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当时的羽田孜首相不得已更换了法务大臣。羽田的行为随后遭到了否定派的声讨。同年8月，先是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宣称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否属侵略战争，是见仁见智的。最终他为自己的妄言而道歉。时隔几日，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记者招待会上否定侵略战争，并声称亚洲国家因此而从欧洲的殖民支配下取得了独立，日本对殖民地教育的普及和基础建设也有尽力云云。樱井当天便撤回发言并辞职。政治家的“失言”如出一辙，即为侵略战争翻案。

而另一方面，关于南京屠杀事件的史料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出来。1996年3月，由小野贤二、本多胜一和藤原彰共同编辑的《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战地日记》问世。书中披露了那些直接参与“处理”俘虏的士兵们写的战地日记。

1997年，肯定派学者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出版，作者博搜史料，其中也包括外国人留下的记录，力求还原南京屠杀事件的全貌。同年讲谈社推出了德国商人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的日语版《南京的真实》，即《拉贝日记》。从一个第三国的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始末。因为在这场屠杀中拉贝建起的“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拉贝日记》被否定派的东中野修道贬为“三等史料”，称其不足以成为南京屠杀的证据。1999年2月，偕行社的畝本正巳也著书《真相，南京事件——查证拉贝日记》，摘出部分日记内容，逐条提出质疑。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偕行社发起证言征集活动，以证言为据，畝本写就了《从证言看南京战史》，初衷便是证实日本军队的清白。这次活动虽然最终不得不以“向中国人民道歉”落幕，然而畝本本人初衷不改，在1992年著书《史实的歪曲——从东京审判看南京屠杀事件》，继续执着于自证清白。1997年8月，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也尘埃落定。这桩历时三十余载的诉讼始于1965年，家永三郎执笔的《高中日本史》(三省堂出版)在1962年国家的教科书审定中，被文部省以“将战争表现得过分黑暗”为由，不予采用。其后在文部省附加的修正条件下经多次修改才被予以通过。对此，家永认为教科书审定是违宪行为，以文部大臣为起诉对象先后三次提起了诉讼。该诉讼作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民事诉讼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1980年文部省对于教科书中的“占领南京后，日军杀害了多数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审定意见为“(该处)会被解读成占领后受军队之命日军有组织地杀害中国的百姓和军人，而从南京事件的相关研究看来，无法如此断定”，希望添加上“在混乱当中”的描述。1985年度文部省对于所审教科书中出现的“日军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军民，日军官兵中侮辱中国妇女的不在少数。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审定意见为“凌辱妇女是人类史上任何战场都发生过的，不宜单单举出日军的例子”，需要删除。这场诉讼一波三折，在1997年8月29日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判决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审定意见违法，驳回了原告关于南京屠杀中日军侮辱中国妇女的一项。由此官方通过这场判决已间接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1997年8月，肯定派藤原彰的《南京的日本军——南京大屠杀及其背景》出版。因其内容详尽，被称为“南京事件”的入门书。

1998年，展转社推出了否定派东中野修道的《彻底查证“南京屠杀”》，试图推翻所有南京屠杀的证据，声称所谓证据俱为捏造。书中关于“新路口事件”的记述，被当事人夏淑琴以“名誉伤害”起诉，在中日法庭都以东中野败诉告终。最终日本高院判东中野修道和出版该书的展转社赔偿原告400万日元。

同年6月，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另一部日中战争史》出版。作为肯定派，吉田再次重申“不法杀害行为”即“屠杀行为”，屠杀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在吉田裕与否定派的东中野修道关于战时国际法的论战中，吉田的持论有据使得东中野修道在此问题上不再恋战。

1999年末，板仓由明的《南京事件其实是这样的》出版，书中一方面肯定了小野贤二不辞辛劳收集的资料之宝贵，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其中的大部分资料的准确性，称其为“道听途说的传闻”(19)，该书延续板仓的一贯理论，强调南京事件不是“大”屠杀。

1993年4月开始的“东史郎日记名誉损害案”(在日本被称为“东审判”)历经近7年时间鸣锣收兵。东史郎曾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的步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他公开了战争期间的日记。同年出版了以这些日记为蓝本的《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即著名的《东史郎日记》。书中揭露了南京屠杀中日军的残暴行径。其后东史郎先后七次来中国南京等地谢罪，因而在日本多次受到右翼和“否定派”的骚扰。1993年，因日记中记述的原步兵第20联队的下士官把中国人放入邮局用麻袋，点燃汽油将其杀害的情节，被文中相关人物以“名誉损害”告上法庭。于2000年1月21日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处原告胜诉，东史郎败诉。虽然日本政府做出了这“不过是一个民事诉讼案”的回应，但是从此案已可窥见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所持的立场。进入21世纪以后，否定派愈发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为自震声威，2000年10月，由否定派主导的“日本‘南京’学会”成立。该组织自称学会，理事以否定派居多，东中野修道任会长。《南京“屠杀”研究最前线》是该会的年报。否定派会员们著书立论，沆瀣一气，自称调查了所谓一手资料，最终得出南京屠杀是中国国民党的战时宣传，纯属子虚乌有的结论。然而，其后因东中野2005年出版的《查证南京事件的“证据照片”》一书盗用了同为否定派的松尾一郎1998年在“照片宣传研究会”上的发表成果，与报社、出版社多有纠葛，逐渐失信各方。2012年9月该组织宣布解散。随着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保守化的推进，从政坛到民间，从学者到百姓，关于南京屠杀的论调开始向反方向倾斜。进入21世纪以来，南京屠杀事件的相关书籍大量问世。其中，否定派的论调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南京事件”的探究》(北村稔，2001.11)、《“南京事件”48个日本人的证言》(阿罗健一，2001.12)、《1937南京攻略战的真实》(东中野修道，2003.8)、《查证南京事件的“证据照片”》(东中野修道，2005.1)、《南京事件——解读国民党机密文件》(东中野修道，2006.4)、《南京事件的总结》(田中正明，2007.7)、《松井石根和南京事件的真实》(早坂隆，2011.7)、《为什么必须向发起战争的中国道歉》(茂木弘道，2015.11)、《谁捏造了“南京大屠杀”》(古庄光一，2015.12)等书籍，仅看书名便一目了然。都试图通过摆出“证言”“证据”，来“探究”和“解读”“南京事件”的“真实”，并发出“谁捏造”和“为什么道歉”的质疑，进而“总结”出“屠杀”并不存在的结论，在这些论述中，部分作者承认在“南京事件”中日军对俘虏的杀害，而将民间百姓排除在外。并且辩称对俘虏和投降士兵的处理符合战时国际法，力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随着那些历史见证者的日趋老迈、离世以及日本政治形势的渐变，否定派的声音已经从20世纪70、80年代的非主流小调变成了今日的主旋律。80年代肯定派与否定派剑拔弩张的辩论，已经变成了否定派的独角戏。尽管2005年在小泉内阁的外交大臣町村信孝的提议下，在2006年的中日首脑会谈上决定由两国的历史学者合作，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共同研究。研究者于2010年1月提交了报告书，报告中中日双方一致得出结论，日军对南京军民的屠杀是违反国际法并具一定规模的。

2008年4月6日，日本民间电视“日本电视台”在深夜节目时段放映了该台制作的纪实片“士兵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该片以小野贤二收集的日军士兵的战地日记和证言为主线，对日记中记载的南京日军杀害中国俘虏的事实进行了报道。这些记载着历史真相的资料是通过小野贤二对当年的日军士兵以及士兵遗族的走访挖掘出来的一手资料。福岛人小野既非学者也非记者，而是在制造业工作了40年的工人。小野认为日记与证词不同，证词会随着当事人想法的改变而改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为了找到这些最具说服力的战时记录，他花费了20年的时间挨家寻找福岛县的会津若松当地的“步兵65连队”的老兵。这些日记记载了当年日军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边掠夺百姓财物一边进军，攻占南京后屠杀俘虏的事实经过。日记中清晰地呈现着“射杀俘虏约3千人”“将剩余俘虏1万人枪杀”的字样。叙述了在长江岸边将1万多人围起来，用机关枪扫射，选择南京郊外的长江岸边首先是为了便于处理尸体，花费了整整两天，让大量尸体随江水冲走；同时，也为避人耳目，使真相不至外流国际社会。纪录片中，老兵面对镜头承认，接到命令给尸体堆倒上汽油点燃。怕有遗漏，用刺刀刺杀俘虏的咽喉。这些日记指出，仅“步兵65连队”，就杀害俘虏至少多达2万到3万人。残酷的真相令大部分观众为之动容，更为小野的勇气和坚韧所折服。

2012年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对来自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了怀疑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令舆论哗然，也导致南京与名古屋的友好城市关系陷入僵持状态。为此，日本官房长官再次发表公式谈话，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然而，河村表示无意收回发言，也不打算道歉。虽然政治家如此表态抑或表演已司空见惯，但是在前述中日双方已然得出一致结论的前提下，河村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政坛的保守土壤之深厚。就在2017年4月，河村隆之第四次当选为名古屋市长，也意味着河村与他的主张拥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否定派的声势包围中，2008年6月，肯定派笠原十九司的《“百人斩竞赛”与南京事件》问世。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考证，在学术层面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再作辨证。

2015年10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战后70年系列节目”中，再次推出了长达55分钟的纪实节目“南京事件——士兵们的遗言”。该片主要以参加南京攻击战的31名士兵的“阵地日记”为依据，对这些一手资料中记载的“枪杀俘虏”环节进行了查证取材。配以士兵生前接受采访以及记者赴南京实地采访等影像资料制作而成。虽然没有直接触碰最具争议的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但是保持了相对客观的立场。鲜活的影像资料展示的人证、物证，让大量不明真相或漠不关心的人改变了想法。节目的播放虽然也是在零点之后的深夜时段，但播放后仍引起了强烈反响。

该片也同样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2016年10月16日的《产经新闻》以《“屠杀”照毫无证据》为题，大篇幅对该片中展示的照片进行了查证分析并加以否定，称“日本电视台的节目使用了酷似中国的策略性宣传的手法”。对此，日本电视台同月26日在该台的主页上载文，以事实回应并指出“产经新闻的报道是非常缺乏客观性和过分随意的，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一时间，日本电视台与《产经新闻》之间的争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各方瞩目之下，该节目获得了2016年度“银河奖”电视节目优秀奖。银河奖是1963年设立的由媒体评论家组成的广播评论恳谈会颁发给优秀节目组、个人和团体的奖项，意在表彰获奖者对提升日本广播文化水平所做出的贡献。此外，该片还获得了早稻田大学颁发的第十六届“石桥湛山早稻田新闻界大奖之公共奉献奖”以及“广播人大奖2016银奖”“和平·协力记者基金奖”“媒体·雄心奖”“日本民间广播联盟奖”“电视报道节目优秀奖”等奖项，奖励该节目为社会文化和公益做出的贡献。在日本电视台的主页上记载着该片制作人清水潔的获奖感言是“不加，不减，仅传达我们相信的事实。这是我们制作该片的理念。77年前的事件是不可能直接听闻和目睹的。正因如此，我们坚持使用一手史料和证言。将事实公诸于世并存留下来，我相信这才是新闻的根本”。清水潔供职于日本电视台报道局，是著名的事件调查记者，因对多起知名社会事件的成功报道，曾多次获得各类奖项。2016年8月，清水潔在该片的基础上，完成了《调查“南京事件”》一书，该书记录了节目的制作过程和实地考证的采访经历。清水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新闻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史实的执着，使他的电视节目和书籍都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在《调查“南京事件”》一书的腰封上，写着清水潔的心声，“不欲了解就是罪过”。这是对普通国民的提醒，更是对那些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曾根政权提出的“战后政治总清算”的施政纲领使日本开始觊觎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在这种膨胀的“大国意识”背后，潜在的是“政治扩张心理”。特别是进入平成年代(1989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的低迷使日本欲走出“战后的阴影”，成为不受宪法束缚的“正常”国家。近年来，日本社会持续向保守化转型，因钓鱼岛主权问题，导致中日对峙。近期的安倍内阁更是提出了修宪的口号。在日本社会日渐保守化的今天，右翼势力的抬头，也使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声音甚嚣尘上，“肯定派”的声音则日渐式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日之间那段历史的正确回顾以及对史实的考证就愈发显得重要。而对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舆论演进过程的研究也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

①《南京事件研究笔记》，http://d.hatena.ne.jp/bluefox014/20060723。

②大宅壮一：《大宅壮一人物料理教室》，《周刊文春》1965年2月22日号。

③秦郁彦：《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86年版，第69页。

④秦郁彦：《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第48页。

⑤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⑥石川达三：《经验小说论》，《文艺春秋》1970年5月25日号，第39页。

⑦《昭和·第4卷通往日中战争之路》，东京：讲谈社1989年版。

⑧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上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52年版，第175页。

⑨下野一霍、五岛广作：《南京作战的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东京：东京情报社1965年版，第191-192页。

⑩大宅壮一：《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每天周日》临时增刊，1966年10月20日号，第77-78页。

(11)洞富雄：《近代战史之谜》，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年版，第141页。

(12)平冈正明：《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东京：潮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页。

(13)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下，东京：教育社1979年版，第227-228页。

(14)平冈正明：《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什么》，第53-54页。

(15)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下，第227-228页。

(16)秦郁彦：《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第244页。

(17)加登川幸太郎：《〈证言下的南京战史〉(最终回)的总括考察》，《偕行》1985年3月号，第18页。

(18)高桥登志郎：《答反对〈南京战史的总括考察〉的诸位》，《偕行》1985年5月号，第10-11页。

(19)板仓由明：《南京事件其实是这样的》，东京：日本图书刊行会1999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