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将军是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他写的《恶魔导演的战争》等许多著作我都十分喜爱。但他于今年7月1日发表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文，虽然大气磅礴，文笔生动，有许多真知灼见，却也有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与事例。特别是如下一段话：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後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後，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後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後，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
确实，秦始皇赢政的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的一场浩劫，汉武帝刘彻的“罢拙百家，独尊儒术”扼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生动学术局面。但自那以后，数千年中，“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吗?“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那么，请问刘将军，汉代的抗击匈奴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算什么?!唐代的颜真卿、张巡算什么?!宋代的寇准、王安石、岳飞、文天祥算什么?!明代的于谦、戚继光、史可法算什么?!清代的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冯子材算什么?!就是被你称为“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时，固然确实有大批临阵逃脱、望风披靡的清军官兵，有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那样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但不也有邓世昌、左宝贵那样的民族英雄和“高升号”上宁死不降的近千名中国官兵吗?不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发动“公车上书”的爱国知识分子吗?而且，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还出现了成百上千次反抗皇权专制暴政的农民起义，出现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英雄，虽然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的灵魂都站起来了，并没有永远跪着!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确实够得上“伟大”的思想家不多，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司马迁、李卓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钱匡、谭嗣同、严复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一片黑暗和卑劣!习近平主席最近深刻地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以后，由南京大学(我的母校)老校长、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匡亚明倡导，组织全国一大批学者专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指示，历时二十余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研究、写作、出版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约两千多年历史上，中国两百多位思想家的评传(笔者承担了《詹天佑评传》的写作)，在中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难道这几百位学者专家数十年的研究与写作，都是盲人瞎马乱折腾吗?
更重要的是，造成中国近代反侵略战场上多次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我国的官兵不勇敢、没精神，而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停滞落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反动与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当时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满清王朝，忙于办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上下其手，几乎无官不贪，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置前线战事与官兵命运于不顾，未作任何认真的战争准备与战争动员，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初战失利、北洋水师覆没后，在日本的威胁与讹诈面前，悍然拒绝康有为等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拒和、迁都、继续抗战”的正确建议，不顾全国民众的反对，匆匆忙忙派出李鸿章等大员，到日本求和乞降，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能怪中国的军民和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吗?而造成中国数千年“万马齐喑”的政治与思想局面，造成“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主要原因更是由于历届封建王朝官方儒家哲学无孔不入的强力灌输、利诱和文字狱的残酷迫害所造成。在历史的发展中，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精神。这是历史唯物主义。
再看看《精神》一文中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我作为一个在南京工作与生活多年的普通南京人，作为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普通学者，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段叙述是不符合史实的。
确实，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之初，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对日军即将实施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南京是个久经战乱的城市，在清末民初数十年中，“城头变幻大王旗”，历经多次的战火燃烧与政权易手——从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到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入南京，每次战争虽都造成南京民众程度不同的人员伤亡与城市破坏，但从没有过灭绝人性的屠城与大屠杀。更何况已经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历史的发展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蒙昧，进入文明时代，即便是国际间的战争，也有了经各国讨论、签订与遵守的国际法，尤其是保护战俘和平民的条约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日本政府也曾签字。因此，当日军进入南京后，中国战俘和平民百姓们虽对侵略军充满仇恨，但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停止抵抗。善良的他们相信国际公法会保护他们，相信日本军队会有起码的人性与良知，因此，当日军践踏国际公法，践踏起码的人性与良知，在南京城内外大开杀戒，疯狂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们一批批倒下了。这能指责他们吗?这能指责这些倒在血泊中的善良中国民众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必要设立国家公祭日，悼念这些没有“精神”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吗?
鲜血教育了中国军民!面对着日军世所罕见的战争暴行，广大南京军民在经历震惊、恐惧以后，终于醒悟，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应该指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绝没有发生过仅是十多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上万中国战俘的事。日军在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成千上万战俘与平民时，都是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的：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着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入内，突然开火屠杀。在这时，觉醒的中国军民们，即便是被绳索捆绑着，即便是面对着侵略军喷射着死亡火焰的机枪，他们也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上去，冲向那些灭绝人性的畜牲，进行最后一搏，直到倒下，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在2005年由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在2013年增订再版的学术著作《南京沦陷八年史》中，以大量的中国、日本和英、美等国人士提供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以专门章节，写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对日军暴行的英勇抗争。其内容简述如下：
当日军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分批对中国战俘与南京百姓进行疯狂的屠杀时，中国战俘与南京难民虽然手无寸铁，也集体冲向敌人的机枪与刺刀。日第13师团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中国约数万名战俘与难民时，就发生了日军意想不到的猛烈反抗。一位日军士兵后来回忆道：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在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许多南京妇女，坚决抗拒日军的强奸，宁死不从。“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一位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这位勇敢的年轻女性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九死一生。她后来回忆说：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它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 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这个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它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戮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全力医治，经7个月才恢复健康。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牧师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就医的情景拍摄了下来，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重要影像史料。
勇敢地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说：“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1938年4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何姓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受日军士兵的侮辱，奋勇地杀死了这名日兵：“可能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一切都平安无事，但附近的一个孩子将消息走漏给了正在寻找这个失踪士兵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去了何家，但杀了日本兵的何先生和全家都出逃了。他们捉住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惊骇之下大叫姓焦的人的名字，向他呼救。日本兵以此为证据，抓走了姓焦的人，并百般加以折磨”。
在日军屠城后的恐怖日子里，南京市民中还发生过一件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事件：1938年1月，南京社会秩序刚刚恢复平静，在长江路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小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竟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感到十分震惊与激愤。罗谨立即意识到这些照片都是日军屠杀中国民众的罪证，是以后有朝一日指控和清算日军暴行的铁证，遂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多加印了一套，保存起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最后，他留存了16张较清晰、最有典型意义的的二寸半相片，精心装订成一个小相片本子，并在小相片本的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南京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罗瑾当然知道收藏这些日军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屠城血证控告日军的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小相片本保存了两年，后来由他的同学吴旋继续保管，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它上交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由于这十六张照片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作用，南京军事法庭将其定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罪证”。这两个普通南京人的壮举，正是在日军大屠杀下，南京人心不死、人心不变的典型说明。
国破山河在!日军的武力攻占与残酷烧杀，不能征服南京的人心。南京市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火。许多西方侨民亲眼看到在日军的屠刀与血泊中，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饱含血泪，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向侵略者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自己人格的尊严，都被感动了。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它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
这就是南京人民!这就是中国人民!
以上所述，求教于刘亚洲将军，不知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