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因发生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地域文化的特点。因此某一地域特点鲜明的文化传承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交合。同中心文化或中原文化相比，它们更多是处于次中心或边缘地带文化区，如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

唐代诗歌中，这种叠合通常表现为有地域特征的人事在诗歌中的表现，在长沙诗中常常会咏唱贾谊；在蜀中诗中常常会咏唱诸葛亮。即使在一般诗中也会关注历史上这一区域的人文景观。如张说《过庾信宅》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包胥非救楚，随会反留秦。独有东阳守，来嗟古树春。”庾信宅在今湖北江陵县北，本为宋玉宅，侯景之乱时，庾信自建康遁归江陵，居之，故《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以上是比较具体的表现，作为地域文化和地域空间的叠合，主要还是表现为一种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方面楚文化最具代表性。

一、文化叠合论：文学中的楚风

楚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有两个方面：其一，楚文化在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传播，表现为时间性。自汉以来，楚文化不断渗透。文学中上标举的《风》《骚》，衍化为两个传统，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其二，表现为地域性，我们讲楚文化，实际上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泛楚文化，在唐代人的眼里，有巴楚、吴楚的对称性连称，说明楚有很大的区域范围，其北至淮水，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云：“楚言满邻里，雁叫喧池台。”安宜，今江苏宝应。孟浩然《夕次蔡阳馆》云：“听歌知近楚，投馆忽如归。”宋之问《初宿淮口》云：“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云：“秋风淮水落，寒夜楚歌长。”一是楚文化中心区域，这就是以江陵为中心的湖湘地区。这才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带，如元稹《楚歌十首》自注“江陵作”。权德舆《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云：“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凡今燕軷歌诗，惟楚词是敩。”［1］此权德舆于洪州送张评事赴襄阳，序云张评事“自钟陵抵汉南”。江西亦属楚地，但它和湖湘还有差别。因此分析楚文化在文学上的影响，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唐代人的楚文化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有如下特性。

其一，楚文化的丰富性。从文化类别上划分，楚音、楚调、楚歌、楚舞、楚俗，这在唐诗中都有较多表述；从文化区域上可分为楚文化中心区和次楚文化区以及边缘文化区。中心文化区以江陵为中心的湖湘文化区，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应为次楚文化区的“楚音”。刘邦所操土音为淮河流域沛地方音和腔调，《史记》卷8《高祖本纪》云：“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在“故人父老子弟”面前，由“沛中儿”所歌，理当是沛地乡土之音腔和方言了。项羽所操土音为淮河流域下相方音和腔调，应与刘邦所操土音相近，《史记》注引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史记》卷7《项羽本纪》云：“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刘邦、项羽所操之音腔和方言与江陵土音和腔调相去遥远，其形式和精神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不同。宋之问《初宿淮口》中的“楚歌”、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中的“楚言”，即为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唐人所认定的楚文化核心区域是湖湘地区，所谓“旧楚”，权德舆《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云：“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送湖南李侍御赴本使赋采菱亭诗》云：“旧俗采菱处，津亭风景和。沅江收暮霭，楚女发清歌。曲岸萦缃叶，荒阶上白波。兰桡向莲府，一为枉帆过。”《送崔端公赴度支江陵院三韵》云：“津亭风雪霁，斗酒留征棹。星传指湘江，瑶琴多楚调。偏愁欲别处，黯黯颓阳照。”湖南、江陵都为“旧楚”之地。这里的楚歌、楚调和上面说到的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是不同的。

其二，楚文化的独特性。宋人黄伯思在《重校楚辞序》中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在战国时代，楚辞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就是在整个文学史上，它仍然是奇葩。其用词、造句，吟诵、表演方式都很特别，最早能为楚辞作注的学者也是楚人王逸。汉代能吟诵楚辞的人已少见，《汉书》卷74《王褒传》云：“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被公因能诵读《楚辞》而被征召。晋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2］“不大爱之”的原因可能是楚辞的独特性已轶出自己的阅读经验。

其三，楚文化的悠久性。楚文化产生很早，对后世又一直有影响，一部楚辞研究史，就是一部楚文化传播史。楚文化的特性，本质上都是取决于楚文化的地域性。

唐代人受楚文化的影响以及向楚辞学习，也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超地域之限的影响，就是文学史上论述的楚辞影响，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学习楚辞，模仿楚骚，未必是人在楚地。一是有地域影响的创作，这是本文应当关注的。

（一）楚文化的表现

楚文化的内涵是丰富而庞杂的，其主要方面在唐诗中均有表现。这样的表现有一共同点，即为诗人在楚地，感发历史文化而创作，其中有部分内容是哀悼楚国。如元稹《楚歌十首》诗，注云江陵作，如诗之一云：“楚人千万户，生死系时君。当璧便为嗣，贤愚安可分。干戈长浩浩，篡乱亦纷纷。纵有明在下，区区何足云。”正因为是十首的组诗，在诗中能多角度多层次对楚国的兴亡进行反思，其中不乏借题发挥之作，也有不少人生的感叹在内，“当璧便为嗣，贤愚安可分。”“荣枯诚异日，今古尽同灰。”“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都是作者的直接议论，有如司马迁之“太史公曰”。其中提到与楚地有关的文人，对宋玉是批评的，而“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数语，有自况之意。

也有寻访楚国遗迹而赋诗成篇，其中比较关注樊妃，元稹诗中也提到这位女性，“罢猎为樊姬”，樊妃曾谏楚庄王，有“楚之霸，樊姬之力也”的说法。《韩诗外传》卷2载，楚庄王以沈令尹为忠贤，夫人樊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张说《登九里台是樊姬墓》、张九龄《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数十，观其封域，多是楚时诸王，而年代久远不复可识，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后人为植松柏，故行路尽知之》。张九龄的诗题很长，但弥足珍贵，遗迹的存留是历史的选择，楚人不会忘记对楚地作过贡献的先贤。

这里应该提到巫山神女，这一楚地传说流传甚广。宋玉《高唐赋》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感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立庙之事，唐诗中亦有歌咏，张九龄《登古阳云台》云：“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唐人咏巫山神女，好奇中杂有企羡之意，《全唐诗》卷17《巫山高》题下收有多人作品，“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回作行雨，婉娈逐荆王。”（沈佺期）“巫山望不极，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卢照邻）“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皇甫冉）“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李端）诗中情景一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因空幻美艳而诱人。故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得阳台云》云：“君不见巫山神女作行云，霏红沓翠晓氛氲。婵娟流入楚王梦，倏忽还随零雨分。空中飞去复飞来，朝朝暮暮下阳台。愁君此去为仙尉，便逐行云去不回。”羡慕中带有戏谑，历史咏唱中带有现实寓意。唐人诗中写到巫山神女的地方很多，其中一层意思就是如同小说家仙游艳遇一样，杜撰出一段奇遇以满足私欲。其实都有“不见仙山云，倚瑟空太息”（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的遗憾和惆怅。

（二）文学传统

楚地风俗人情有别于中原，中唐人王仲周《端午进银器衣服状》云：“楚俗遗风，素传角黍。”角黍，即粽子。王仲周在进表中特别提到楚地特产“角黍”，可见唐时裹粽尚未普及。竞渡也源于楚地，元稹《竞舟》云：“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初唐宫中也有竞渡，但与民间迎神招屈无关。还有信鬼祈年之习俗，李远《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云：“今永新之为邑也，避在江南西道。吾闻牛僧孺之言，与荆楚为邻。其地有崇山叠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义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呜呜鼓角，鸡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遗风焉。”所谓“屈宋之遗风”，应指古传之习俗。元稹《授齐煚饶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文中指出沅湘间民风：“沅湘间沉怨抑激，有屈原遗风。”［3］唐人认为楚地的遗风遗俗多与屈原相关。其实这正说明楚地人重历史重传统，对自己土地上出现的先贤怀有敬仰之情，而无移易。

楚地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表演体系，唐代民间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乐舞的遗存。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者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4］刘禹锡认为民间娱神之作“词多鄙陋”，故屈原作《九歌》，改变其格调；而刘禹锡作《竹枝词》，在音乐上仍沿用当地楚乐，只是在情感格调上有所改造，使迎神之曲，变为言情状俗之曲。故刘禹锡自称“变风之自焉”。他在离开夔州时，作《别夔州官吏》诗，诗云：“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神蛮。”“九歌词数首”即是《竹枝词》九篇。《竹枝词》九篇皆七言四句，这更便于民间歌唱，拉近了和当地民众生活的距离，使古远的《九歌》有了生机。这是刘禹锡对民歌创作的贡献。

屈原的历史价值最重要的是给予后世的文学，也隐含了贞节终始的精神传统。唐人诗歌中吟诵到楚地，多能想起屈原，孟浩然《晓入南山》云：“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经七里滩》云：“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云：“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酬郭夏人日长沙感怀见赠》题注：“此公比经流窜，亲在上都。”诗云：“流莺且莫弄，江畔正行吟。”《湘潭怀古》云：“独于湘江上，千载问《离骚》。”《送从弟贬袁州》云：“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陶翰《南楚怀古》云：“独余湘水上，千载闻离骚。”（一作刘长卿诗）对屈原的被贬寄予同情。更多作家因地缘关系表现出学习楚辞的兴趣，这一点权德舆在《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评价别人的作品，也会以楚辞为标准，其《送从舅咏入京序》云：“从舅词甚茂，行甚修，尝见其缘情百余篇，得骚楚之遗韵。故江南烟翠，多在句中。”［5］从舅由江南入京，“江南”具体所指不明，应在楚地。也有人从整体风格上来评价他人学屈原得楚风的诗歌，梁肃《送元锡赴举序》云：“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吾友君贶者，实能诵遗编，吟逸韵，所作诗歌，楚风在焉。”［6］

（三）文学情调

楚地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在文学情感表现上各有侧重，如洞庭潇湘与愁的联系。如果说洞庭橘和洞庭月是洞庭湖的具象意境，那么，洞庭愁则是洞庭湖赋予人的情感基调。

原因之一，洞庭湖是行人过往之地，迎来送往，易生悲愁。洞庭有驿站，杜甫《宿青草湖》注“重湖，南青草北庭”，诗云：“湖雁双双起，人来故北征。”刘长卿《洞庭驿逢郴州使还寄李汤司马》云：“洞庭秋水阔，南望过衡峰。远客潇湘里，归人何处逢。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莫使沧浪叟，长歌笑尔容。”送别诗自身就会多愁，特别是送人南贬，南贬常经洞庭，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云：“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

原因之二，洞庭湖连接湘水，湘水有凄婉的传说，其中如湘妃的传说就令人悲伤不已。李白《远别离》诗云：“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陈羽《湘妃怨》云：“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沧洲。目极楚云断，恨连湘水流。至今闻鼓瑟，咽绝不胜愁。”刘禹锡《清湘词二首》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

原因之三，与屈原事相关。张碧《秋日登岳阳楼晴望》云：“屈原回日牵愁吟，龙宫感激致应沉。贾生憔悴说不得，茫茫烟霭堆湖心。”张祜《洞庭南馆》云：“还因此悲屈，惆怅又行吟。”《赠李修源》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马戴《送客南游》云：“灵均如可问，一为哭清湘。”李群玉，澧州人，其《湖中古愁三首》云：“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汨罗。灵均竟不返，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朦胧入幽萝。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张泌《秋晚过洞庭》云：“莫把羁魂吊湘魄，九疑愁绝锁烟岚。”

原因之四，洞庭湖周围乡人善歌而音乐比较忧伤，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云：“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音声较杂，有巴歌楚调，也有商贾的吹奏，《采菱行》云：“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所谓南音只是当地音乐的总称。《竞渡曲》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于武陵《客中》云：“楚人歌竹枝，游子泪沾衣。”竹枝调苦，白居易《忆梦得》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原因之五，洞庭猿声，这一点也可以归入洞庭具象中分析。张说《游洞庭湖》云：“树坐参猿啸，沙行入鹭群。”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听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张谓《别韦郎中》云：“南入洞庭随雁去，西过巫峡听猿多。”李嘉祐《送友人入湘》云：“猿啼巫峡雨，月照洞庭波。”马戴《送从叔赴南海幕》云：“洞庭秋色起，哀狖更难闻。”《楚江怀古三首》云：“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猿声常用为哀愁的背景。

二、文化断续论：巴蜀文化与陈子昂

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可谓世上已百年，山中才一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文化演进过程看，在东晋南朝时期，巴蜀文学就有过不短暂的停留，形成了一个文学发展的荒寂期。断者，即东晋南朝时期文学出现断层；续者，即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

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由于交通的不便，巴蜀和内地的文化交流相对缓慢。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徙到今重庆市。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中原王朝一直关注巴蜀的开拓，推动其文明的进程。西汉时文翁化蜀在巴蜀文史上有其重大意义，《汉书》卷89《循吏传》云：“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物质文明的传播，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山谦之《丹阳记》云：“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锦的传布，到六朝时代才流传到江南的丹阳。西汉扬雄《蜀都赋》，已有“紞”“须”等名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四川哀牢夷，“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唐代对巴蜀经营颇费心力，张说《郭代公行状》云：“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中原与巴蜀由于道路艰险，往来不易，李白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不是十分张大言辞。骆宾王《送费六还蜀》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也说行走蜀道的惊险。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由长安送人入蜀，五津，蜀中的五个渡口。从实际距离看，长安到蜀中，并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其行走难度却不同，行走于蜀道，那是惊心动魄。且蜀中相对闭塞，故在诗人心目中，蜀地远在天涯，这样才能理解王勃诗中“海内”、“天涯”的含义，以及“沾巾”的正常，王勃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只是希望之辞。

唐代诗人或出川或入川，意义都很大，典型如李白和杜甫。可以这样说，如果李白不出川，就不会写出如此之多的视界广远、风格飘逸的诗作，甚至在文学史上只能是三、四流作家，也有可能只是诗坛的无名小辈。事实上，不出川的川籍作家是很难成就文学大业的，古来如此；如果杜甫不入川，杜甫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要单薄得多，杜甫创作的精进、沉郁顿挫的七律结撰，得力于入川是无疑的。《秋兴八首》体高格厚，雄浑丰丽，“盖唐人七律，以老杜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结，与其遭际，一时荟萃，形为慷慨悲歌，遂成千古之绝调。”［7］《咏怀古迹五首》笔意高朗，笔势回旋，“而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8］唐人出入蜀川，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是由蜀直接入长安，需经金牛道，金牛道早在春秋时期已具雏形，秦灭蜀后，经扩展整修而成，全线从陕西勉县起，经宁强，过七盘关（黄坝驿）入四川广元，经昭化、剑阁、绵阳至成都；另一条则是水路，沿长江经大巫山地区入川或出川，经此出入川的诗人很多，如陈子昂、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人出川或入川前后诗风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这里以陈子昂为例，进一步说明作家与蜀文化的关系。陈子昂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见诸各种《中国文学史》，而陈子昂为何能在主流诗坛崇尚诗歌创作形式时独自标举汉魏风格？于此试从蜀文化传统一端予以解释。一般理解文学史的序列，是以时间为坐标的，由时间角度，可知陈子昂初入诗坛的调露前后，宫廷学士们正在精研诗律诗格，促进近体诗的定型。陈子昂是功利性很强而又善于把握时机的人，他进入洛阳后，一是上书武则天，一是迅速挤入诗坛，参加调露二年的高氏林亭和王明府山亭的集体唱和。依常理陈子昂应该随俗雅化，与时俱进，可偏偏提出复古主张。其实陈子昂在唱和中还是能追逐时流的，他的诗歌主张则是在私下提出的，见之《修竹篇序》，从“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语，其私人化倾向十分明显。陈子昂在初唐诗坛急于完成格律诗体式的背景下提出汉魏传统、复兴古调，和他在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密切相关。西汉而下，蜀地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在南朝有一断层，陈子昂的诗学传统是隔开南朝而上承汉魏的。

蜀学较驳杂，以学者专研苦读著名。汉代辞赋家读书甚勤，学养丰厚，故能写出包涵宇宙万物、纵横渊博的大赋。汉代蜀地出现的大文学家有西汉的司马相如，成都人；王褒，资中人；扬雄，成都人。梁肃《送韦十六进士及第后东归序》云：“益都有司马、扬、王遗风，生尝薄游西南，览其江山，颇奋文辞。”（《全唐文》卷518）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云：“风水荆门阔，文章蜀地豪。”“文章”主要是指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又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又《与五公子相难》佚，文字学著作《凡将篇》，今佚；扬雄作《甘泉》、《河东》、《羽猎》赋，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方言学著作《方言》，《解嘲》仿东方朔，辞采过之；王褒，辞赋家，蜀人，有《甘泉宫颂》、《洞箫赋》，又有《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等。东汉时期有王祐，广汉郪（四川射洪）人，弟记其遗言，作《王子》五篇，今佚；冯颢，广汉郪人，后隐居作《易章句》、《刺奢说》，修黄老；杨终，蜀郡成都人，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有《雷赋》、《生民诗》、《孤愤诗》及《符瑞诗》，今佚；李尤，广汉人，据《后汉书•文苑》本传，所作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杜抚，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作《诗题约义通》，今佚；李胜，广汉人，《后汉书•文苑》云“著赋诔颂论数十篇”，今佚。

三国蜀、西晋时期，文人修史较多，巴西西充人谯周著《古史考》，引证旧典，对《史记》多所补正。安汉人陈寿，幼师事谯周，著《三国志》。地方史志的著述，表明蜀人内敛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趋势，关心自身的生存历史和现实状态，谯周著《蜀本纪》、《益州志》、《三巴记》、《巴蜀异物志》，陈寿著《益部耆旧传》（另陈寿撰《三国志》实重刘蜀，此与蜀人内敛心态相关），常宽撰《续益部耆旧传》、《蜀后贤传》、《蜀志》，常璩撰《华阳国志》，任豫、李膺并撰《益州记》。其中谯周对蜀学产生重要影响，“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益部耆旧传》曰：“益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於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9］文立、陈寿、李密等皆师事谯周，文立，巴郡临江（四川忠县）人，少游蜀太学，毛诗、三礼，师事谯周，今存文三篇，《蜀都赋》一句；陈寿，巴西安汉（四川南充）人，受学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尤精《史》、《汉》，撰《三国志》；李密，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与陈寿同师谯周，精《春秋左传》。与皇甫谧等善，议论往返，言经训诂，众人服其理趣。有《述理论》十篇，佚。另有李朝，广汉郪（四川射洪）人，有《劝进表》，今存《三国志•蜀先主传》；杨戏，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著《季汉辅臣赞》，文见《蜀书•杨戏传》；李兴，李密子，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永兴中（305年左右），刘弘立诸葛亮、羊祐碑，使李兴为文；常宽，蜀郡江原（四川新津北）人，通五经、史汉，撰《典言》五篇、《蜀后志》、《后贤传》等，又撰赋论议二十余篇，佚；常璩，蜀郡江原（四川新津北）人，撰《蜀汉书》、《华阳国志》等。

南朝则有任豫，作《益州记》；李膺，齐梁间益州（四川）人，著《益州记》，梁代蜀中以文达者惟李膺、罗研；罗研，齐梁间益州（四川）人。蜀中文人有陈子昂同乡前贤数人，他们是王祐、冯颢、李尤、李胜、李朝，其学术成就、文学成就因作品遗佚不得其详，总体成就应不会太高。

由上面蜀中文人的简单排列可见，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另蜀学有议论的传统，这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这一文化传统在宋代仍然延续着，其论议传统惠及三苏文章的议论；史学的传统仍在延续，范祖禹，华阳人，参修《资治通鉴》，撰写《唐纪》部分，著有《唐鉴》；李焘，丹棱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井研人，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偁，眉州人，撰《东都事略》。

据卢藏用《陈氏别传》，陈子昂出身于“世为豪族”之家，“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从学术渊源看，他的文化传承以蜀中文化为主，在诗学方面，上接汉魏传统。尽管大一统文化对生当其世的人都有影响，但蜀地文化是陈子昂的文化基础。《陈氏别传》又云：“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这一记载之误，罗庸《陈子昂年谱》已有辨正；但这则材料却给人以启发：幽州和梓州当时都比较落后僻远，对诗坛的评价遥接传统而远离现实，其实他们两人都不能为主流认同。此外，陈子昂的社会发展观中当受到其父的“贤圣四百年遇合”循环周期律的影响，其在《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云：“谓其嗣子子昂曰：‘……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此似为临终遗言，至关重要。陈子昂以四百年为周而复始的规律来判断诗歌演进的过程，东晋至子昂出蜀时间四百余年，此正与其父的历史认识论相合。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代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是可以在文化生态学角度去思考并寻求解决的。

本文结论如下：

其一，历史文化和地域空间的迭合，表明文化传统在地域空间的认同，楚文化的影响即是。楚地风俗人情有别于中原，楚地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表演体系，唐代民间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乐舞的遗存。楚地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还是存在的，在文学情感表现上各有侧重，如洞庭潇湘与愁的联系。

其二，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蜀学议论的传统，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代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1］《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5页。

［2］《陆云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9页。

［3］《全唐文》（第649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82页。

［4］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5卷），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7页。

［5］《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2页。

［6］《全唐文》（第518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69页。

［7］《唐诗品汇》引《杜诗言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8页。

［8］《唐诗品汇》引《葚原诗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4页。

［9］《三国志》裴注引（第4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