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次解散众院是在两年前。2003年11月10日，第43届众议院大选结果揭晓，自民党跌破议席的半数，甚至比议会解散前还少了10席。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获得长足的进展，席位大增，与自民党轮流坐庄似乎已成时间问题。与朝野两大党相比，左翼的共产、社民两党全面后退，对政坛的影响已经式微。

回过头来看，这是日本在“普通国家”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洗牌，仅两个月后，一只由一千多名自卫官组成的维和部队就开赴到了伊拉克战场。其后，日本在立法、外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明显加快了“普通国家”化的节奏。

两年后的8月8日，因邮政民营化改革方案受挫，小泉再次解散众院，宣布于9月11日举行大选。三年前的“9•11”事件，客观上构成了布什政府彻底走向新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拉开反恐战争大幕的理由。而即将于9月11日举行的大选，会不会成为“9•11”事件的日本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虽然把一次大选与端掉世贸双塔的恐怖袭击相比较，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就其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收紧国内舆论的口实和对外政策的分水岭而言，则似乎不无相似之处。

众院被解散后的民调表明，小泉的支持率未降反升。在“终战日”8月15日发表的、其内容由内阁批准通过的“小泉谈话”，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尽管未能超出10年前“村山谈话”的水平，但远比日前由日本朝野党派联合起草的“战后60年国会决议案”来得积极、诚恳、健康。如果进一步联系到小泉放弃了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及中日关系不尽人意的现状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低调的，甚至是比较“高调”的谈话。

我们注意到，小泉在8•15谈话中除了代表日本政府对于过去殖民、侵略的历史再次表达了“痛切的反省和发自内心的歉意”之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回顾并自我评价了日本战后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的国际贡献。虽然照例保留了放弃走战争道路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曾经在“村山谈话”中出现的，并屡次以国家名义对国际社会表明过的“摒弃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彻底销毁核武器”等措辞，代之以对发展中国家开发、克服贫困、地球环境保护、不扩散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恐怖主义的防止与根绝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的阐述，及对日本志在“作为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发挥积极作用”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日本在预设即将成为“普通国家”的前提下，在对成为“普通国家”后的角色进行定义。

事实上，日本政治辞典中所谓的“普通国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摆脱“战败国”定位，从而彻底挣脱《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条约中以“敌国条款”的形式，“强加”在二战战败国身上的“歧视性”约束、捆绑；第二，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所谓“正常”，则是超越“普通”之上，至少要与其经济实力和国际贡献相当才行——说穿了，就是做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早在日本一心发展经济、和平主义尚为主流社会思潮的时期，对于日本的发展模式，国内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已不必更发达，未来可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模式，以“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为国家目标，国内大力发展高科技、金融、旅游等高附加值产业，对外主张国际合作与协调，旨在成为亚洲的瑞士那样的国家。然而，随着在“失落的十年”中经济的持续低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的剧变和日美安保的重新定义，“民生派”早已边缘化，其曾经的思想空间也已经彻底让位给了以“普通国家”为国家诉求，对外主张自由、自助、自决，甚至不惜“先发制人”的“总保守化”思潮。

对于9•11大选，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许我们目前还无法就其结果做出有效的预测。但是，对于日本在“后9•11”时代的走向，似乎已足够明朗。无论是小泉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尽管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执政纲领及不同性格的领导人在对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和应对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温差，但日本社会的“总保守化”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自民党和民主党各自打出的执政理念、纲领就会一清二楚。

只要日美安保继续强化，“中国威胁论”就不会退出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的崛起给日本带来的基于历史文化的心理压力如此的现实而具体，更因为“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本来是美国，日本不过是基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性格等原因，过度地检出并放大了这种声波而已。

具体到使中日两国龃龉不断，并导致双边关系全方位大幅倒退的历史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到令人欲说还休的地步。最近，由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共同编纂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同时在三个国家出版发行。细加考察，且不说东亚三国对历史的“共识”确实欠丰富，即使是对这样一本小册子，各国的接受程度也可谓大相径庭。中国算是积极的，韩国次之。可在日本，“凉快”到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出版社来付梓发行的程度。

对此，一位日本学者无奈地说，“我们在历史问题上惟一的‘共识’，就是认识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此言言中与否另当别论，但我们却应当意识到，包括历史问题在内，有文化社会的原因，有民族性格的差异，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更有冷战等外部因素，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变异为同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认为，“历史问题不应当是解决两国问题的入口，而应当是出口。”毕竟，除了历史问题之外，双边关系中还有太多更加重要、亟待解决的课题，而有些问题是战略性的。

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没有足够实力来制约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与一个日益走向“普通国家”化的强大邻国和平相处。否则的话，当日本有一天真的坐成了政治、军事大国，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的时候，我们说不定又要为没能在更早的时候“知日”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