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华出版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俨然开始成为国际政治学术界的大红人。86924无论是反对西方文明的人，还是赞成西方文明的人，俨然都可以借着提起福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的确，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美国作家及政治经济学人，就其履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30岁前后，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这个大背景下，借着《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宣告而成名了。福山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罕见的日裔学者。

提及福山的血缘和民族出身，是借此谈起一个话题。熟悉政治学界的读者都知道，因为西方文明主要发轫于英美，而迄今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顶峰在英美（尤其是美国）。不仅仅因为日本的宪制是“派生”的，日本则是罕见有国际一流学者的国家。其父出生于芝加哥、为第二代日本后裔，并于芝加哥大学修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博士，师从塞缪尔·P·亨廷顿，则让福山有了一举成名的客观条件。

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山？

提起福山的老师亨廷顿，这也是一位世界级知名学者。他的成名也几乎与冷战背景相关。这位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作为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从对文明的冲突的重视而引起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亨廷顿的观点深受美国白人政治学界的欣赏，同时亦被他的论敌严厉批评。

与他的老师一样，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宣誓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凯歌般的胜利。

作为现实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注意：这里是社会活动家，绝不是“政治家”），福山从1997年起活跃于“美国新世纪专案”智囊团，并曾签署文件建议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但又坚决反对2003年的美伊战争，并认为新保守主义必将给西方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

当然，也不要小看弗朗西斯·福山。作为政治学科班出身的学者，福山把科学和政治理论等共冶一炉，并俨然发展出了其特色。例如，他在其最新著作《强国论》（State Building）中提出以建构国家体制来解决20世纪的新议题。

早在立宪建国时期，《联邦党人文集》作为经典立宪文献，就一再强调了共和的美国，如果要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事实上也很简单，后世的美国走的就是这条路。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人所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暴力机器的介入，国家政权这一民权的“带刀护卫”，既可以成人之美，又会害人不浅。没必要否定这个事实。无论东西方文明，国家政权都有其客观局限性，都需要寻求应对机制。

福山真的读懂了人类文明？

最近福山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了美国建国的一个重大逻辑：在共同信奉一个上帝的前提下，美国各宗教流派达成了某种均衡。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等著作中的部分论述。

力量均衡、共同的信仰，就一定能实现宪制？这种特殊的信仰背后，究竟有何更深的奥秘？若行为规则成为“律法主义”，人们如何在一种死亡般的教条中拓展一种自由开放的生活？

这涉及对西方文明原生逻辑的思考，远远比西方文明的政治后果更重要。

与其师亨廷顿一样，福山仅仅是把这样的美国文化简化为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宣告。就这样，福山把一种文明的政治后果当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出于冷战前后的“政治正确”，和他的老师一样，福山拒绝进入一个底层民众所组成的、而更是普通美国人根基的文明，例如小布什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那些生活在传统宗教思维中的美国民众。

作为一个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所关心的东西，仍然发自他的血缘基因。他所关心的乃是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的美国。在坚信西方文明达到某种历史的终结之时，福山就借着对时代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掩盖了他挥之不去的知识盲点。

其一，究竟凭什么说西方政制的历史是那么璀璨，以至于真心相信过去的历史是在鲜花加掌声中度过的？美国的南北战争要解决的是奴隶制度。《联邦党人文集》没有提供这份解决方案。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记忆吗？今天的学术界如何真实地面对那段历史，进而在人的贪婪、惧怕、忧伤、痛苦甚而在绝望中看待地上的政治？

其二，凭什么认为西方的历史已经终结？放眼全球，冷战结束之后20多年来，东欧国家的转型充满了各种“阵痛”。别忘记了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内战。苏共垮台之后，人们很快发现，未必迎接来一个无限美好的俄罗斯。在中东，宗教极端主义纷纷兴起。美国试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移植”民主，很快就失败了。至于泰国红衫军、乌克兰的闹剧，也证明了西方的政治诉求不会轻而易举在东方世界达成？

既然福山那么相信英美原生政制背后的那些宗教元素，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如伯尔曼那样坚持做学术传教士，而是执着于政治意识形态？

其三，对福山意识形态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模式”的崛起。在文明意义上，西方价值观的欣赏者不会欣赏中国模式。可是，这能否定这个模式在当前中国的客观存在性吗？

读懂中国，更需要走出偏见

2012年年底的中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成为了畅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被推荐，由此在中国舆论界“炸开了锅”，因为这本书俨然得出的“托克维尔定律”回应了时下国人期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维权与维稳等敏感话题。

这个定律，简单地说，指的是如下三个“论理”：第一，革命不是在民不聊生而是在社会繁荣或开始繁荣的时候发生的；第二，革命摧毁的是旧制度的外壳而不是旧制度中的专制性格；第三，可贵的平等很可能会给更加可贵的自由带来威胁。

对这个话题制度性思考的最重大成果实际上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改革话语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以政治的现代化为诉求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体现世俗化时代色彩的“祛魅化”治理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试图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结合三统一。

2015年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显然对福山式的狂妄有了进一步的回应。在体制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

饶有意思的是，这种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价值观诉求，不就是福山和他的老师亨廷顿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架构所要实现的政治效果吗？至少在各种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自己不想输出价值观给西方世界，因为中国主张的是“和而不同”。那么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就是“美德”。

中国执政党一些领导人的说法最能反映当前体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2004年3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他在考虑一个问题，韩剧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为什么漂洋过海，影响了美国，甚至欧洲？前几年他们出了一个《江南style》风靡美国；“说真的，有时候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最后看半天明白了，韩剧就是走在咱们前面了，内核和灵魂是儒文化，恰恰是中华文化回归的升华”，“看出中华文化的希望。当年《渴望》也是万人空巷，讲的是家长里短的事，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用电视剧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所以相信自己，相信5000年不断的中华文明。”

正如反对西方价值观在西方的实践需要充分的理由，反对中国模式和支撑中国模式的“儒家价值观”在中国的实践也需要足够的依据。另一个道理是，无论你反对还是赞成，中国就在这里。即便它承载了多少不幸，愿意同甘共苦的是这块国土上的人们，因而认真面对这份“中国特色”的也是这群生于斯、死于斯的人。

福山不懂这些，因为他俨然没必要懂。作为日裔美籍学者，他以一个出生于美国的移民二代的眼光来看西方文明。

 因为他的科班出身，有其洞见。又因为其既非美国原初价值观的立法者与实践者，又非东方式文明的热情承担者，我们应当警觉他骨子里究竟缺了什么。

（《时代周报》201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