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今年85岁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第二任主任,也是如今美国唯一一位精通中国和日本事务的学者。古稀之年,他倾10年心力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被美国媒体称为“研究邓小平的最权威著作”。侠客岛最近在美国采访了这位研究邓小平的“中国通”,加上今年初在傅高义位于哈佛大学的家中对他的专访……
满满的全是料。
1,傅高义的高层人脉从何而来
问:近日上映的纪录片《旋风九日》里,许多拍摄资料据说是从美国买来的,价格不菲。而您倾10年之力完成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很令人叹服和好奇的是,您在中国广博的人脉。书中诸多采访对象,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陈云的女儿陈伟力、秘书朱佳木等人物,即便是中国的学者和记者也很难有机会接近。您是怎么采访到的?
答:我善于积累人脉资源。比如,上世纪80年代,我在广东做社会调查,结识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时,他的孙子任意在英国念书,给我写信,说希望到这里来,我就把他邀请过来作我的助手。后来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他陪我去北京,介绍我认识他祖父的朋友,如《炎黄春秋》杂志里的一批人,对我了解历史情况很有帮助。
我认识邓榕,是在参加兰普顿(David Lampton)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U.S.- China Relations)主席时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见过她,当时只是认识。后来她女儿从麻省的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她来到波士顿。我就给她写信,邀请她到哈佛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们吃午饭,后来关系就不错。
上世纪90年代,陈云大女儿陈伟力的女儿在斯坦福读书,后来哈佛深造,我与她相识。研究陈云时,陈伟力介绍我去采访陈云的秘书朱佳木,由此结识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一批学者。
1997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也是我促成的。我时任东亚研究所长,建议校长向江泽民发出邀请。那时,哈佛一些右翼学者因为“六·四”缘故,不愿让中国领导人来。我认为,应该多理解中国领导人,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让他来演讲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机会。
我负责接待工作。除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外,我利用警察让听众提前入场等候的一小时间隙,组织东亚研究所的三四位教授,给现场一千多人讲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提高哈佛师生对中国的了解。我还主持了江泽民主席的演讲活动,向现场观众介绍他。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对于我顶住压力所做的努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知道,江泽民主席也知道,他们对我印象不错。
2006年,我写邓小平一书想采访他,通过中国外交部联系,他答应了。在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陪同下,我去中南海见他,谈了不到一小时。他没讲什么秘密,只谈了一些基本看法。但他能接见我,一些中国学者都有点儿羡慕。
认识许多熟悉当时情况的高层人物,是我写作邓小平一书得天独厚的条件。我该充分利用这个资源,这也是一种责任,因为许多美国人想了解中国。 2,傅高义如何走进邓小平
问:根据您书中记述,您一生中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就是《旋风九日》记录的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为美国的“中国通”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20多年后,当您决意专门研究邓小平时,已无缘再见。那么,作为外国人,中国的党史档案无法看到,您是如何写作的?
答:1979年1月,在由著名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国家美术馆东展厅,举行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与会者是关心中国的工商界、学术界和外交界人士。邓小平使用扩音器现场演讲,我站在他不远处。当时,不曾料到日后自己将投入十余年时间,专门研究这位中国领导人。
2000年开始着手邓小平这本书时,我已退休,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写作。一开始先阅读材料,英文资料读得快,大概花了二三年时间。有了一个轮廓后,开始拉纲要,构架每章的主题。2005年,《邓小平年谱》出版了,他每年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都有记载,给我的写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同时,我去北京走访一些人。邓榕帮我联系去邓小平曾生活过的地方,如故乡四川广安、太行山区、江西瑞金等地了解情况。我还去过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与成都,同当地研究党史和地方志的学者和干部谈话。
作为外国人,中国的党史档案我看不到,但我认识的人中有人能看到,比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我就与他们探讨交流。有些事他们能讲,有些秘密不能讲,我不给他们压力。如果我说“对于那件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他们说“不对”,我就明白了。
问:这些帮助您的领导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高干子女、中国党史专家等,为什么会对一个外国学者给予如此信任和支持?
答:我的本行就是让美国人了解东亚,30岁以后的人生都是围绕这个事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邓小平时代很重要,他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今天习近平也在沿着这条道路走。那些中国朋友们,看见这个外国人是在认真记录那段历史,而且掌握如此多秘密,有些事情他们不能写,但他们想留下历史真相,所以愿意帮助我了解情况。
比如,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李慎之,见我做事认真,给我很大帮助。我征询他如何入手研究邓小平时,他建议我去认识于光远。于光远是一位经济学者,曾帮助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演讲稿,号称笔杆子,对三中全会的准备、安排和讲话做过笔记,写过一本书。当时他已80多岁,记忆出现问题。他找来自己曾经一个专门研究党史的助手,此人叫韩钢,人大毕业的,后来在华东师大教党史课。我们3人谈当时三中全会的情况。于光远记不清的地方,就问韩钢“那是哪天呀?在什么地方?哪些人参加?说了哪些话?”等等。
就这样,在研究邓小平四、五年后,我才真正走近他。问:您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有何评价?
答: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速度十分罕见。
我认为,要了解当今的亚洲,就得了解中国,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就得了解邓小平。邓小平在改造中国并在处理与外国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当前许多美国人对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变革,还认识不够。
3,习近平继承的邓小平遗产
问:您觉得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如何对待邓小平时代的遗产?今天,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还重大吗?
答:邓小平是在乱局中进行了非常实用的改革。他对领导人任期作出了限制、恢复高考制度、确定了官员选拔不再依靠政治背景或社会阶级、开放了市场并且消除了公社。这些举措都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根本的变革。
而今习近平领导的改革,条件更稳定,市场也已经是开放的,并且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我认为继承邓小平的经验和精神,随着世界的变化继续改革,是中国领导人应该担起的责任。
现在邓小平的影响依然重要。特别是腐败问题,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会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以经济发展为主,不是邓一个人的遗产,周恩来也提到过,但是能做到的是邓小平。中国还会继续沿着邓小平设定的道路走下去,除了经济发展,还有选拔能干的人及在对外关系上继续韬光养晦。虽然一些中国人对韬光养晦提出不同看法,特别是在中国的实力增强之后,但我觉得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仍然是他们的选项。
问:您怎样评价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如何看待中国现在严峻的反腐局势?
答:今天的中国比邓在位时强大得多,习近平因此希望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国内事务,他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明白必须控制腐败。尽管邓小平在法治上取得一些进展,但习近平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习近平的父亲曾是副总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北京长大,有许多关系并享有名声。所以在中国有一种普遍感觉是,习近平拥有能力和关系使他能为政府做出别人做不了的贡献。
习近平反腐成绩不错。他上台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所以反腐一定要搞。现在,高级汽车在中国不好卖了,高档饭店不少也关门了。反腐工作影响很大,习近平的确做得不错,受到百姓的尊重,许多高层领导人也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领导人来解决腐败问题,以赢得公众支持。
4,邓小平与美国
问:中国最近要上映影片《旋风九日》,片中揭秘邓小平访美期间险遭遇刺的故事。您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到邓访美,没有提及这一情节。是没注意到,还是有意忽略?
答:我写作《邓小平时代》一书时,没有看到有关邓访美遇刺事件的可靠信息。这本书完稿在2010年左右,也许那时我还无法获得相关资料。
问:美国人如何评价您的《邓小平时代》?
答:这本书在美国很受欢迎,很多重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对它有很高评价,它也获得了许多奖项,被称为是研究邓小平的最权威著作。
问:您在书中说,邓小平1979年引人注目的访美,象征着两国将携手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36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答:1979年,邓小平成功访美,标志着中断了30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复,短短几年内,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1949年以前的水平。邓小平的访问像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对中美两国人民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更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
如今,习近平与奥巴马接触增多,双方希望搞好关系,是好现象。但是,由于还存在信仰不同等意识领域问题,有些情况仍然比较紧张。两国军方也增加接触,关系比二三年前好转,但还是互相怀疑,缺乏信任。万一双方突发问题,如何防备和应对,还需要领导人的合作。
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赶超美国,中国的自信不断上升。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现在应该“激动”。其实,这是不成熟的看法。邓小平说过,“我们要谦虚,不要骄傲”。国家力量大是好事,但不要骄傲,应保持谦虚。
采访/李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