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状，可以用糟糕至极四个字形容。袁伟时和尚小明两位教授大概都不反对我这么说。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圈子基本上接受了“立场先行”的潜规则，向“垄断真理”的玉皇大帝俯首称臣甘为奴婢。动辄这不能否定那不能否定。用天津那位艾跃进的话说：否定了×××，就是否定了我们自己!这样一来倒好，立场的毫不动摇决定了逻辑的一以贯之，一切“历史”都没了争议。这哪里是历史，分明是政治嘛。政治不变，历史不变;政治一变，历史全变!在这种万马齐喑铁板一块的整体氛围中，能有袁、尚两位纯粹正直的历史学者进行激烈的学术争论，且所争之事甚大，这就完全可以算是一件大好事。好事要办好，不能只凭动机凭良心，还要讲方法，比风度。
近现代史距今不远，按说研究起来要比上古史方便。可是正因为距今不远，也就牵扯了太多的今人利益，于是对近现代史的争论往往有把争论双方带到私人恩怨中不能自拔的风险。你说你爷爷英明伟大亘古无二，我说×主席胡作非为残害百姓——这种争论这么发展下去不仅有可能破口大骂，就是拔刀相向也不难理解。因此学者讨论问题，首先不能把一切风度抛开，句句不离人身攻击，做市井无赖状。这是一个基本的素养。再者，学术争论，更不能动辄搬出朝廷忌讳，以告发不测之罪相要挟。做到这两条，才叫争鸣，否则，叫什么?群吠?那就成了笑话了。袁、尚之争，只做到了其一，很遗憾。
袁教授的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敢言人所不敢言，在思想界很受尊重;尚小明教授系出名门，其博士论文“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曾获评第一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至今甘守清贫坐冷板凳。他们之间的学术争论，本应相互尊重，风度与深度俱佳成为大家学习的范式。可惜，一两个回合下来，已经搞成了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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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史实和史料的掌握太有限，而他的学风又是如此粗疏、恶劣，谎话连篇，率尔操觚，丝毫不顾及其所言会误导读者，这就让人不能不以尖锐言辞予以批驳，以纠正其谬误，提醒读者。”
这话当然足够尖锐，可是这不太像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口吻。我想，假以时日，尚教授一定会对自己这种出口伤人的轻率而心生悔意。尊重对手，才是尊重自己。教授要像教授。当然，袁教授也说了不少挺严厉的话。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他的老前辈司马迁提出了批评：“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种批评也很尖锐，但他绝没有拿司马迁受过宫刑来说事儿，也不曾批评司马迁说谎。但是，尖锐不等于正确。班固并没有超过司马迁的高度。司马迁真的崇势利而羞贱贫吗?我只是举个例子。尚教授对此似可以再思。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研究历史不容易，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很伟大。祝两位教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