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村的选举事件
我的家乡魏村有800多口人，魏姓在村中是大姓人口占全村的80%。按照族谱，魏姓自1600年左右迁入此地已繁衍20代人，共分五房，如今仅存四房，我们将房头习惯上称为门子，门子就是村民在村庄的归属与活动圈子。四个门子人口大致相当，多则200余人，少则100余人，所以，到底哪个门子强势主要取决于门子里的人的能耐。有能耐的人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兄弟多且令人畏惧的狠人;第二类是有公共权力能够影响村庄发展的人，有钱人当然是有能耐的人，但无法转变为门子的能耐，所以，不在此列。以前，村庄选举、村庄政治似乎与村民毫无关系，今年回家过年却意外地听到村民议论去年的选举事件。
由于村委会章子在乔金家里，大喇叭在乔木家里，所以村民只知道他们两个是村干部，至于谁是村支书、谁是村主任，都分不清楚。据村民说，既往的选举也都是走走形式，在选票上具体勾选谁基本上由端票箱的人代为做主了。我村是个既不靠近任何开发区，也没有什么公共山林田地资源的普通农村，加之村干部工资低、事务强度大，因而以往村两委选举都进行的很平静。但是，这次却出了意外。村支部换届选举已完成，村支书的侄子接任了村支书，村委会选举工作于2014年11月也已经完成，至今却迟迟未公布结果。
我们门子的人口在村里排第二，近二十年却没有一人担任村两委干部，着实令门子里的人心中不服。今年选举，门子里开小卖铺的宏成叔决定出面竞选，立马得到全门子人的支持，结果宏成叔遭到选委会排挤，连村委会成员名单都未进入，更令人意外的是出身小姓的李某获得了村主任职位，这刺激了我们门子的人。选举时，全村在村的选举人并未达到法定人数，而且端票箱的两个人一个是李某的弟弟，一个是村支书门子的人，他们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能投票及投票人投谁。竞选失败的宏成叔于是以参选人数未过半、选举作弊为由向乡政府举报，导致选举结果无法如期公布。
因为宏成叔是我们家门的代表，所以，宏成叔的失败和面子很快扩展为全家门的失败和面子。在宏成叔的动员和诉苦中，我门子在外工作的人也逐渐介入到该事件中来。堂哥在乡政府上班近十年了，在乡村干部面前说话比较有分量，他将村支书叫到乡政府予以严厉的批评，说不能这么欺负人，要想耍赖，谁也当不成村干部。村支书比堂哥低一辈，称堂哥为叔叔，他说:“XX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怎么办吧。”经过一番商议，村支书将宏成叔填补为村委会成员兼任为会计。堂哥说：“若不是我和X伯伯(56岁，县政府某部门退休人员)、林子(32岁，某市铁道局工作人员)保宏成叔，宏成叔连会计也当不了。”而今，仍在生气的宏成叔依然不同意公布选举结果，我村的选举事件仍在胶着之中。
一直以为，既无资源也无利益的普通村庄不会有人愿意当村干部，也不会有什么选举政治。如今看来，这一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华北农村人多地少，地势平坦，居住集中，多数中老年人留在农村种地务工，他们的生产、生活等现实利益都在村庄，因而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后税费时期，村干部直接影响着公共资源的分配，村民更加关心谁来做村民的当家人;村干部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是在村精英积极参与村庄选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参与竞选的人都是家里种田、开小卖铺、搞农资经营或者搞农村建筑队的人，他们长久生活在农村，经济收入来自于农村，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低、收益不低且受人尊敬，所以，在我们村庄总是有人想要当村干部。村干部是家门的代表，他们的支持来自于家门，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回馈家门的人，处于门子之中的普通人也参与到村落选举政治中来。有利益博弈和群众动员就有公共政治，革命时代的宏大国家政治虽然已经远离农民，以血缘和地缘为边界的源自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政治却从未离开村庄。
2.年轻人的婚姻与生育观念
堂弟1993年元月出生，今年22岁，在农村已算是大龄未婚青年，相亲几年，一直没有中意的，家里人很替他着急，甚至开始怀疑堂弟的审美观出了问题。我们家乡相亲的规矩是男青年跟随媒人去女方家里见面，男方父母是不去的，但叔叔在家人的催促下还是跟着堂弟去相亲了，准备替他选个媳妇。
我们一房在我这一辈有男丁30余人，可谓门丁兴旺，与父亲同一辈份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儿子，最多的一户有四个儿子。我辈男丁年龄都在15岁到37岁之间，正值婚配阶段(18岁以上)的未婚青年有7、8个，过年期间都在忙碌相亲，18岁的阿坤是今年唯一一个成功订婚的人。听到18岁的阿坤订婚的消息，我不免感到意外，想到阿坤的爸爸海叔才41岁就要当公公了，不免觉得人世更替之快。当我问到，为什么这么早为阿坤订婚?海叔告诉我，现在农村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最多有4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海叔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家里还有一个儿子(16岁)，忙完一个是一个。
比阿坤订婚更令人惊讶的信息是彩礼金额。阿坤家送的彩礼金额是8.8万元，据说，这在老家只是一般水平。阿凌23岁，兄弟三个，他是老大，相亲之后，对方要12.8万元，他们家也同意了，但在即将订婚之前，女方家里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女儿嫁过去后怕过不上好日子。更为糟糕的是20岁的阿亮，他由于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为他牵线的媒人都寥寥无几。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四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兄弟多、家门大原本是农村人向往的大家庭生活，也是原来男孩相亲的主要竞争要素，而今却成了累赘。不是家门人口在村庄生活中不再重要，而是适龄女性资源稀缺直接提升了女孩的竞争力，间接地将婚姻劣势转移到兄弟多的家庭。不同于男孩，女孩可以通过婚嫁改变命运提升生活质量，家境殷实及预期收益成为女方择偶的主要指标，因而，家境优越的独生子最具有竞争力，其次是家境优越的双子户，家境不太优越且兄弟众多的阿亮找不到相亲对象就很正常了。兄弟越多意味着家庭财产稀释的越厉害，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活优势，年轻媳妇在结婚千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彩礼诉求;农村女性资源越来越稀缺，成为彩礼飙升的主要原因。
我家兄弟三人，老二2011年结婚，彩礼1.9万元;老三2013年结婚，彩礼才3.6万元，而今动辄上十万元的彩礼几乎要索尽一对农民夫妻半辈子的积蓄。除彩礼外，抚养儿子的另一项重要开支就是房子。我村由于道路设施完备，家家户户在村里建了新房子，为儿子结婚到城里买房子的现象还未发生。但是，在农村建新房子也不简单，原来儿子结婚盖一座平房足矣，而今已普遍升级为楼房了，一座楼房不算装修至少也要15万元。一个儿子仅结婚就要20、30万元，在全国农村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是新时期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如若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农民家庭尚可应付;如若有两三个儿子，那么这对农民夫妻一辈子就别想过轻松日子了。
村庄社会尽管依然强调子嗣观念，但是，变化在悄悄发生。我二弟头胎生了个女儿，在怀二胎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千方百计的要检验胎儿的性别，弟媳说，如果是女儿就打掉，一儿一女就够了，生多了也养活不住。阿健与二弟同龄，他是两代单传，希望多生儿子，但在生两个儿子后，他们夫妻也惧怕了，抚养儿子及为儿子成家立业的负担令他们不敢再生。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发现，“不敢多生”、“不愿多生”已经成为育龄人群(以80后群体为主)的普遍观念，在子嗣观念弱的农村如江汉平原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农村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极低，“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和“怕的要死”的心理非常普遍。
不可否认，盛行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增长控制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计划生育措施改变的是生育数量，而不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当下社会生育观念转变的根本原因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本身，所以，国家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农民的生育行为和农村人口的增长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倒很可能会提升部分城市中上阶层家庭的生育数量。
3.闲暇：农民的剩余时间如何安放?
我未婚妻的父母都已年过60，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中学老师)、二女儿已出嫁，三女儿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小儿子还在读研究生，家庭压力不算大。儿女们都劝他们不要再忙碌了，年纪大了，保重身体要紧。可是，岳父母仍然闲不住，岳母每年都要去新疆摘棉花，9月份去12月份回来，可以挣1万元左右;岳父在家里种10亩田，农闲时就到建筑队打工;就是这样一对勤劳的老人供养了三个大学生。2014年新疆不断发生骚乱，未婚妻姊妹几个坚决不让岳母再去新疆打工，岳母很遗憾地将火车票退了，但是10月份玉米收了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有一次未婚妻打电话告诉我，岳母在家里正在到处摘野菊花，最远能跑十多里路，而野菊花也就几毛钱一斤，一天下来挣不到10元钱。未婚妻劝岳母不要做这些了，还是在家里休息吧。岳母的回答却让人意外，她说“闲得发慌，很无聊”。我则安慰未婚妻，让老人家有个事情做总比闲着好，跑跑也算锻炼身体吧。今年去岳父母家拜年，与岳父谈起种地的事情，他说，现在机械收种，方便的很，十亩地，他一个人只需要干4个月的活。我对岳父轻描淡写的劳动安排不甚相信，在我的调研经验中，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种10亩地的确很正常，但不会如此轻松。到田地看后我才明白，岳父家的田地靠近村庄，分布集中(十亩地分为三块，少则2亩多则5亩)，机井灌溉便利，地势平坦便于机械收种。而且当地农业机械的市场服务体系颇为完善，每逢收种季节，便有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装卸拖运麦子、玉米的短途运输服务则解决了没有农用车或不会开农用车的老年人种地困难。岳父的家乡不但没有土地被抛荒，而且出现了开垦河道、林地、荒地种田的现象，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成为种田能手，他们不但不排斥农业机械化，反而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他们不但没有降低粮食产量，反而是粮食增产的坚强后盾，他们不但没有抛荒反而是拓荒的实践者。
现代技术的推广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节约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剩余时间增多，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剩余时间如何安排?岳父则往来于建筑队和田地之间，闲暇之余则去小卖铺打牌;岳母则往返于菜园子、厨房和田地之间，闲暇时打麻将或者如上文说的去摘野菊花。过年的时候，岳母说，现在过年没事干、很无趣，往常还在剥玉米、纳鞋底、织毛衣，现在农活被机械替代了，手工制品被市场商品替代了，漫长的闲暇时间则让人迷茫。
因剩余时间增多而无所事事，难道不正是全国各地农民的普遍现象吗?一边是剩余时间增多，一边是传统文化仪式活动的衰落，新的文化生活又未兴起，农村农民的闲暇生活于是出现荒漠化。刺激性的商业文化不断在农村舞台表演，西方各式宗教活动也在农村不断蔓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在努力之中，究竟谁能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似乎仍在较量之中。
2015-3-5
来源: 《改革内参》2015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