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发展”这个话题很有意义，说起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习、李上台以来，大抓意识形态，习近平说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现在学校、机关、社会各界都在收紧意识形态，我们学校上个星期院里面开教工会，还强调说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上课不要乱讲，怕有学生会录像，会录音，到时候把你告了，你不好办。段德敏也在场听到了。我们竟还是这个德性。
刚才于建嵘研究员能够就合法性与意识形态问题酣畅淋漓地做一个演讲，由历史到现状及中国的未来发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确实是敢于说话，也点到了要害。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所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革命、建国，秉承的就是马列主义那一套，共和国是有国教的，诸多政治设施都是依照马列意识形态来建构的。但是，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恐怕也有差距，实际上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完全是按照苏联模式建国。最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也是苏联出钱出人组织并直接指挥的，以后也一直是在苏联指导之下来干各种革命，所以我国受苏联影响很大。当然，受西方列强苏联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给中国带来灾难？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是清楚的，可以作结论，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如毕福剑所唱的：“把我们害苦了”！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就是说：中国走这条路是走错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中国发展一直都处在西方影响之下，也包括一度向东洋日本学习。日本因为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现代化走到我们前面了，于是中国就东洋、西洋一起学。同时，西洋、东洋及西洋变异的苏联，都企图影响我国，也企图控制我国，特别是日本和苏联这两个邻国，相互之间竞争激烈。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烧、杀、抢！但日本也曾企图用软刀子，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日本提出了亚细亚主义，即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号召黄种人团结起来反抗白种人，曾经也对中国影响很大，对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孙中山、汪精卫甚至光绪皇帝都有影响。日人森本藤吉作《大东亚合邦论》，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向光绪帝建议“中日合邦”，有人请光绪帝任伊藤博文为中国宰相，光绪帝并在宫中亲切接见了伊藤。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审判，却在法庭振振有词地述说：汪先生是秉承孙中山总理的亚细亚主义救国，要拯民于水火。但是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或大东亚主义完全是为其军国主义服务的，是让中国、朝鲜、菲律宾及东南亚诸国完全听命于日本，把欧美列强挤出亚洲，而由日本人来主导东亚的发展。日本人有一套动人的说辞，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苏联人更高明，他们输出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那一套，团结扶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其说辞更加动听，棋高一着，更能迎合日趋激进的中国青年人的心！连孙中山临死时也告诫：“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心已转向苏俄，转向共产国际，马列主义乌托邦理论让日本的“东亚共荣”相形见拙。
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结果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
刚才于建嵘先生也讲到早期中共发动安源路矿大罢工，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部署下进行的。于先生调查了安源工人罢工的原始资料，中共成立后即按马列教义投身“工人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张国焘、邓中夏等北大生搞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湖南骡子”搞了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当时李立三这个人是比较左的，刘少奇则比较讲实际，对工人有同情心，不同意毛、李强逼罢工使工人无退路，破家干革命之举。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骂刘少奇是“内奸”、“工贼”，就是因为刘少奇当时主张劳资双方妥协，为工人谋经济利益，有饭吃，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说的就是毛坚持马列，搞阶级斗争，刘搞阶级“投降”，但当时李立三比毛还要左。李立三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表现突出，这个人身体不错，吃苦耐劳，敢打敢拼，转从苏联回国后他一贯左得出奇。三十年代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苏联直接干预下当了中共总书记，因没有文化没有能力，背后支撑的实际决策人是李立三，李不折不扣地秉承共产国际旨意，不顾实际提出全国总暴动，要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促成世界革命总暴发。但不久苏联把李立三召去，到苏联后李莫名其妙地被捕流放，被斯大林一闷棍打了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李立三说中国革命总暴动，在“一省数省胜利”，这“一省数省”也包括早已赤化的外蒙古，李认为外蒙古也是中国的一省，革命“高潮”时也汇集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来。他没有想到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是软刀子杀人，是要把中国搞乱，是想控制中国，你暴动就暴动，怎么把外蒙古扯进去了呢？李立三是一个纯情狂热的革命者，搞暴动竟要把苏联已到口中的肉捞出来，结果把斯大林触怒了，立即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李立三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个事例说明苏联“输出革命”是多么的黑！与日本人鼓吹亚细亚主义，支持康有为搞戊戌变法，支持胡汉民、古应芬之流搞“两广事变”反蒋，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革命受苏联影响、支配、控制，实际上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苏联人的大亏，是中了软刀子，这个话我反复讲过。列强侵略中国，英国、法国、日本侵略中国，都是真刀真枪地打，苏俄没怎么伤筋动骨，却抢得大片领土，用的都是软刀子。这一点现在特别值得我们反思，苏联如今也已垮台了，我们“走俄国人的路”，难道走对了？吃亏还少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依据的是什么呢？主要还是靠意识形态灌输说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意识形态来型塑政权合法性的传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打天下要动真刀子，坐天下则要用软刀子。创业君主具有超凡个人魅力，有大才干，但继任者不一定个个有才干，靠的是血缘的正统性，“立嫡以长”，“非刘氏不王”，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钦定为国教，儒教鼓吹忠、孝、仁、礼，对维系王朝合法性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否则，长期动真刀子硬碰硬，政权也很难维持。共产党政权是用枪杆子打下来的，但维系政权也要靠“软实力”，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毛泽东“废黜百家，独尊马（列）术”，马列主义在宪法上被定为立国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国教。这个主义被吹捧为万能，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万能，颠覆不破，谁也不能抗拒，抗拒者是反革命，必然被“规律”碾得粉碎。马列主义政党“伟大、光辉、正确”，肩负着世界革命的使者，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其合法性、长期执政的资格是毋庸置疑的。
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革命的中心先是在法国，后来转到了苏联，现在已经转到我们中国了，我们已是第三个世界革命中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也要向外国输出革命，柬埔寨“红色高棉”不就是毛输出革命的结果吗？所以我认为于建嵘先生分析共产革命原初材料，特别是对安源路矿罢工的还原分析，很有见地也很有意义！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破家革命很残酷，不革命要逼你革命，甚至烧你家房子，让你赤贫无路可走，只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实际上中国共产革命非常惨烈，死人非常多，是一场血腥的革命。现在应该很好的来总结，教训是非常多的，特别是苏联也已经垮台了，我们何必还要搞他那一套呢。苏联向我们输出这样一套革命模式和教义，这套东西到我国虽也有些变易，但至今其总体框架不变，都还仍然是苏联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创造，就是把他搬过来了，或是苏联输出革命“送”过来了。如果说有创造，那就是根据中国情况，把革命主力换上了农民，因为旧中国根本没有多少产业工人。所以毛泽东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他关注农民，利用农民，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但是这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农民是落后的一群”，你无法组织工人阶级，不搞无产阶级革命，却搞农民革命？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吗？你虽然变通了，夺得了政权，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这就成了问号。马克思对农民是非常看不起的，你依靠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造反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政治合法性，但是这个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马克思所想象的那种无产阶级政权吗？恐怕差距非常之大。因此，中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深究起来，其实很成问题，怎么办呢？只好严密控制思想，不让你深究，如此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尤显其重要，愚民宣传灌输无所不在，千万遍重复歪理，就是不允许你独立思考，不许质疑党国的合法性。
当然，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还真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政权，自认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与合法性。毛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浪漫主义政治家，他很快就在中国实践共产主义，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毛要当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一死，他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我是马列老大。毛意志力很强，硬是要搞“穷过渡”，结果是饿死三千万人。这不得了，“人相食，要上书的！”当然，有人不承认，但有文献记载，包括簿一波的回忆录，说那一年就饿死一千多万，一千万也不得了，死一千万和三千万都不得了！共产主义被实践证明破产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也都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怎么办呢？毛泽东要刘少奇“顶住”，虽然暂时顶住了，但经济上搞不上去，政治上搞不下去，输出革命也输出不了，帝国主义垂而不死，一整套说教无法使人信服，革命意志遭受煎熬，意识形态合法性也就动摇了。那又怎么办呢？那就回到意识形态领域斗，强词夺理，横扫一切，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愚弄民众学“毛选”，要斗私批修，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革命，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为什么要全面专政呢？因为合法性、正当性早已流失，不强硬专政不行了。这时的马列毛意识形态已完全成了宗教，革命大批判、跳忠字舞、红卫兵、红海洋，其实是意识形态癫狂，标志着马列高调意识形态的破产，是毛泽东的垂死挣扎。于建嵘先生说得对，林彪坠机事件及广泛传达的《五七一工程记要》，将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撕了个粉碎，将B52毛酋秦始皇式专制“绞肉机”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憨怒不敢言”。这样的政权那有什么正当性、合法性，完全是靠极权专制来维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有个说法，说毛主席临死时眼眶里噙着眼泪，他说是毛爱人民爱的深，所以哭了！这不知有何根据。我认为若毛临死时真的眼眶里噙着眼泪，应是他知道自己败了，伟大理想终未实现。他在见马克思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号召：“革命加拼命！”拼什么命呢？你都这么老了，有什么好拼！他是让我们拼命，我们年轻，革命加拼命其实就是绝望了。毛死也宣告了高扬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
一场浩劫过后，本应进行清算，但彻底清算会让共产党“站不住”，使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进一步动摇，甚至完全丧失。因此对文革及毛泽乐的反思批判极有限度，被操控在一定范围之内，三七开的所谓历史决议，完全谈不上实事求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对文革浩劫已逐渐淡忘，有人又开始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李慎明等一帮人不仅吹捧毛，而且竭力掩盖毛的丑行，搞历史虚无主义。如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了3个儿子，1927年毛抛妻别子上井冈山干革命，1928年就娶了18岁的井冈一枝花贺子珍，而其时杨开慧还一片痴心在记挂着丈夫，1930年才牺牲。对此民间对毛一片声讨，毛左分子于是编造了毛误信杨已死的谣言，为毛移情别恋、喜新厌旧的陈世美行为遮丑，有人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考证”。这相当无聊也很无耻，后来到延安毛与贺子珍尚未离婚，不是又迎娶了演员江青吗，这又如何辩解呢？当时延安高干喜新厌旧换妻的绝非少数，而在井冈山时，已有妻小的毛泽东两个弟弟也都又娶了新人，毛泽民娶钱希钧，毛泽覃则把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搞到了手，而到延安后毛泽民学其兄长也蹬了钱希钧，娶朱旦华，生了毛远新。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又如何掩盖得了？以造圣搞个人崇拜的办法来型塑合法性，已是越来越显其拙，所谓“七不讲”，也难保其正当性。李慎明又自说自话动情地诉说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6个亲人，何长工一家被国民党杀害20多口，徐海东一家60多口，贺龙家死得更多，却绝口不提共产党也杀了大量国民党，镇压反革命杀了多少人！以及共产党杀共产党，毛泽东在江西错杀AB团死了多少人。国共两党杀人比赛，溯其根源就是从苏联引进的“斗争哲学”，就是马列阶级战争学说祸害了中国，而对这一切的思想总清算和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高度评价邓小平毅然停止阶级斗争为纲，拨乱反正搞改革。拨乱反正就是去毛化、非毛化，邓小平也说苏联模式不是什么好东西，要另寻出路，救中国。共产主义那条路走不通，拨乱反正的“乱”，不光是指文化大革命，也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包括苏联模式那一整套东西。半个多世纪实践失败的铁的事实，已经证实那条路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原话就说是“死路一条”，后来胡锦涛也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拨乱反正，那“正”又是什么呢？大家清楚决不是回到文革前，也决不是走前苏联之路。所谓“反正”---是重提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也就是重新回到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直到孙中山几代人接力的中国现代化之路，邓小平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取代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国家战略目标。当然，这样大的改革得有一个步骤，先经济后政治，因为政治难呀，但我认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改革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回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改革的最后结果就是要把从苏联输入的那一整套东西统统抛掉，只不过不是马上抛，要慢慢抛，没有办法呀！因为旧意识形态教条阻力太大，老革命们头脑转不过弯来，当年习仲勋办深圳特区，邓小平说“杀开一条血路来”，就是突破意识形态重围。当时陈云和邓小平，两个人资格和地位相当，陈云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没有过时，搞“鸟笼经济”，坚持苏联模式，还要计划经济，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大都头脑无法急转弯，且人多势众，树大根深。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搞改革也很不容易，当时的改革集团邓、胡、赵、习仲勋他们，对于中国要走什么路，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但要循序渐进破除阻力慢慢来。后来出现些曲折，包括胡耀邦下台，六四赵紫阳下台，习仲勋靠边站。他们革命那么多年，邓小平那时候年龄那么大了，经历了那么多，中国向何处去，能不思考吗？所以说邓小平拨乱反正是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的。他也是很难的啊！甚至我还认为他六·四时下令开枪，恐怕也是不得已，否则他也要下去，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操控不了局面也就不可能出现1992年南巡讲话，这又是一次拨乱反正。由于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他说五十年后大陆与香港一样都可以搞普选，这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无论苏联垮台不垮台，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路都是要坚定走下去的，邓小平不问姓社姓资，对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嗤之以鼻，要以政绩实效重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当然，历史是曲折的，我认为现在又大抓意识形态，是非常臭的一招棋，你抓这个干什么呀？邓小平不是说了不争论吗？本来邓小平是淡化意识形态，埋头搞市场经济，以后政治上逐渐放开。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又要抓意识形态呢？我认为恐怕也是出之不得已，因为意识形态危机就是合法性危机，政教合一，教不行了，政也就无法维系了，这是苏联模式总病根之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统治了，不抓怎么办？所以大专生刘云山被提拔上来管意识形态，他根本就没有理论思维能力，无法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说不出一句有理论水平的话，上来就是管、卡、压，充当打手。宣传部的主要工作不是宣传，而是书报检查，禁锢思想，封堵言论，关闭网络论坛，不用软刀子而要抽真刀打压，这是极为不智。但继续用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软硬兼施加强灌输和管制，已经很难对型塑政权合法性起到作用了。为什么政治局委员中最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及李源潮博士，不出来掌管意识形态，而要让根本就没有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刘云山，来当中央党校校长掌管意识形态呢？我认为是因为马列主义已被现实证伪，在理论上已山穷水尽，没有办法进行创新，愚民欺骗镇压之事谁愿冲锋在前呢？只好让文凭低的刘云山来干了！而且抓意识形态也是习近平集权中央的手段，就象反腐打大老虎一样，都是集权。
所以说中国改革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也同意于建嵘先生关于10年之内恐怕会有大事的见解，要变！要大变，不变不行了。要么就突破意识形态这个瓶颈，能够冲破历史三峡，要么就有可能出现动乱。但是，作乱的人绝对不是要改革的人，而是死硬分子，是旧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是他们要挣扎，他们要挽救马列主义的当代命运，要奋起一搏，他们认为苏联垮台了中国不能垮，中国要当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拒绝向民主宪政转型，拒绝政治上与国际接轨。所以，现在要做的最紧迫的工作是继续思想解放，让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从乌托邦理想回到现实，认清世界潮流，承认马列破产的铁的事实，转变观念，这是很重要的事。思想能转过弯，改革阻力就少了，一切就好办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改革的领导人，对于改革者，对于反腐败的改革者，我们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支持的。我还同意于建嵘先生的说法，反腐大家都支持，改革者也是很难的，包括邓小平当年拨乱反正也不容易。要支持改革，但方向目标也应讲清楚，就是剥去苏联模式，剥离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已经被百年试验证明是没有用的，改革就是清理这些虚假的东西，只不过30多年来采取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办法，现在倒逼着你要真干了。所以，我认为现今的进一步思想解放非常重要，你想通了，思想转过弯了，改革就顺当。就像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孙所说就是思想解放，改革连那些顽固分子也能接受，则改革必然成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苏联的主义、制度破产已是明摆着，事实非常清楚，谁也否认不了，苏联模式死灰复燃绝不可能，现在马列主义苏联人不搞，德国人不搞，美国人也不搞，就是中国一个大国在搞，能有前途吗？能进入共产主义吗？我们还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愚憨，再坚持也没有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搞世界革命，别人不搞，独中国搞能有什么用？道理是明摆着，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破产是客观事实，你不承认也要承认，没有必要再去折腾了，胡锦涛也说不折腾。所以此时思想解放就尤显其重要，知识分子应凭良心说话，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闭嘴，要把道理讲清楚，该写文章也要写。对世界格局和政治发展大趋势，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执政者也要清醒，那些非常保守的毛左也应该让他们清醒。理论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但政府可以不参加，政府不必表态，让民间自由争论，摆事实，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认为转变观念，抛弃旧的意识形态，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从各种迹象来看，刚才于先生也说了，中央好象也在向这方面靠拢，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不就是与国际接轨吗？我还非常赞同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口号，我认为这是个好的口号，我国从近代林则徐以来，不就是希望中华崛起吗？中国梦先贤早就提出来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讲是双刃剑，但现在马列毛主义不能凝聚人心，怎么办？只能用民族主义。然中国梦这个表述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你不解放全人类做世界梦，不讲世界大同，却只讲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占人类五分之四的外国人该怎么办？还解放不解放？这显然是不要马克思了。我非常同意这些口号：实现四化、奔小康、崛起、伟大复兴、中国梦，实实在在不空洞虚玄。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才是假，你要依靠那个虚玄的东西建立合法性已不可能，你得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当局不敢再提了。于建嵘先生提出先从下面基层改起，提出县政改革，自下而上，这很有道理。改革论者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没有谁想一鼓脑儿一下子全盘改制，而是有试点循序渐进。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曾提出在福建、广东、海南三省先开放党禁，容许国民党上岸搞改革试点，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好建议，执政当局是可加以考虑的。政治改革就是要逐步打破苏联模式的政教合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垄断的集权政体，这一点早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出，却一直无法落到实处，如何落实？是可以先行试点的。
（2015.4.10。天则研究所第522次双周学术论坛发言，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