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应某“专委会”特邀提供的－篇史料性综合论文，拟在今年9月参会宣讲。此文系笔者根据本人曾经編撰的史料和接触过的当事人，着重记述并论证了抗战期间四川水利的卓著成效丶奠基作用丶历史地位及其深远的多元影响，以及一九四九前后不可割裂的历史关系。真实就是力量，而且也是最雄辩的证言。失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愿我中华民族（尤其是某党）不要忘记乃至掩盖刚刚过去的事情。
这是一页厚重的史实，更是一个特殊年代铸就的特殊贡献。无论时间如何远去，抗日烽火岁月中的四川水利建设成就都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它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三百多万岀川壮士浴血疆场，十分悲壮；它承上启下，留下的遗产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四川水利发展的脉络，成效卓著，足可彪炳史册。本文拟着重论述其奠基作用丶历史地位及其深远的多元影响。
一丶背景简介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零年底，荟集于四川水利局技术室的主要技术骨干相继有：主任雷斌殉职后，由留美博士曹瑞芝接任并陆续迎来了留徳博士李赋都、余家洵；留美博士黄万里、李镇南、张有龄、顾兆勋；另有丹麦人守尔兹父女（测量工程师）；继后还有留法博士张华等人加入。一九四零年由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兼任水利局局长后，改技术室为总工程师室，由张季春任总工；不久，上述“海归”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去，但另有吴应棋及留美博士熊达成等人相继加入。吴应棋在1949年后任水利厅副厅长直至80年代病故；熊达成任川大教授，系四川水利及成都水利的“终身顾问”。
抗战期间，四川水利这片星空始终都是璀燦的，人才济济，可谓“爆满”。一个空前的水利建设高潮期直至1949年前方告暂时结束，取得的业绩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丶工程建设方面
建成了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20余处（灌面达30余万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是三台县县长郑献征个人岀资兴建的郑泽堰，另有雷斌主任因车祸殉职的三台县永成堰丶可亭堰，遂宁县四联堰，以及江油县六合堰丶长青堰及女儿堰等，此外，刘朴工程师试制的水轮泵获得成功后，也首先用于三台县郑泽堰丶可亭堰及江油县长青堰；但，对历史影响特别突出的则是青衣江流域洪雅县于1942年6月6日正式建成通水的花渓渠，该渠设计灌面34500亩，为省内同期同类工程之冠，由于效益卓著，附近各县即纷纷请求水利局再建新堰，这就触发了继后的“小罗垻方案－－“川西大渠－－直至1949年后逐渐拓展而成的“长征渠特大型引水工程方案”。
上述新建引水灌溉工程对于艰苦抗战中的军需民食而言，在时间效应上，可谓配合都江堰主灌区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2丶水文站（点）布置方面
按战略布局并结合现实需要，在水文测验方面相继完成了盆地重要河流（岷江丶青衣江丶沱江丶涪江丶渠江及玉溪河大型引水工程）骨干水文站（点）的设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前期工作，它对四川现代水利的奠基作用，科学价值，乃是其它前期工作项目不可比拟的。连续观测的长系列是它的价值核心。而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之初的连续系列至今己近百年了，当属无价之宝。后世应当铭记“四川水文之父”张华博士及段之大丶 黄呈穆工程师等人默默工作的崇高情怀。那个年代呆在偏僻山区守在江边的水文人员是很危险的，例如玉溪河（魚渓站），不仅常有猛兽岀没伤人，而且还有被土匪劫掠杀害之患。
3丶测绘方面
为了抗战支前运输的需要并结合水利规划需要，水利局领命为涪江中下游及支流凯江进行了航道整治，由黄万里任队长，以魏挀华及张先仕等工程师为骨干，沿岸施测了导线网丶敷设了水准点，完成了河道带状地形测绘及纵丶横断面测量，首次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涪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与河道治理奠定了基础。
与上同步，1939年春，入川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还领命组建测量队，试图解决青衣江水系的航运问题，该队查勘测量的主航道始自主要支流荥经河花滩场，直抵乐山三江汇流处，旨在运送当年西康省（今四川雅安地区）的支前物资。
当青衣江“小罗垻方案”从原拟的3万余亩演变为“川西大渠”且可控灌岷丶青三角地带130余万亩农田时，水利局赓即在1948年年底以前完成了该灌区各种比例尺底图两百余幅的测绘及清绘，内丶外作业历时4年整；1952年四川水利厅勘测科将底图全部描绘，并据之制作了1:2.5万及1:10万缩图－－此项区域性的测绘成果十分直观地证明了1949年前后不可割裂的历史关系。
以上述重点干预地区的测绘项目为代表，民囯时期的测绘工作为上世纪50年代川西平原都江堰渠系整治的大面积测绘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提供了有效借鉴。因平原地区通视困难，设置众多塔标的成本甚高且难，进度又慢。面对这一难题，在水利厅勘测科科长金述贤的主持指导下，采用较高精度的视差法导线替代了三角网控制体系，确保了精度与进度。这个成效融合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联系。1959年，这位质朴的长者金述贤（也是我的顶头上司），还岀席了刘少奇主席在北京主持的全国群英会。
4丶水利水电规划方面
具有战略继承关系的规划项目首先体现在“小罗坝”演变而成的“长征渠”特大型引水工程方案上。“小罗坝”的设想是因花渓渠的建成通水而触发的，拟从罗坝场对岸引水灌溉洪雅县“五坝”农田3万余亩；1944年，张季春总工及刘盛德工程師又据之萌生了“川西大渠”的设想。从此，凭藉青衣江流域的水资源优势及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这处被暴雨中心笼罩的“水源宝库”，其蕴含的外延性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1975年11月，四川省委主持召开了37个省级单位参加的“长征渠”勘测丶规划丶设计动员大会；之后，全省共有300多个单位共万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战”，在1982年底提岀的正式报告成果中，该渠引水流量达230m3／s，向东跨越沱江及涪江，总干渠长129km，其下各级支渠总长2971km，尾水直抵重庆，灌溉面积为1400万亩，可谓浩大，但至今仍无动工迹象，其原因不属本文论述范畴，但此例却可宏观证明1949前后不可割裂的继承关系。
1978年，在青衣江上游支流芦山河初步建成的“玉溪河跨流域引水灌溉工程”（计划灌溉名丶蒲丶邛高台地134万亩），则是在抗战胜利初期三次冒险查勘测量的基础上演生而成的。起因是四川各县参议员为争取“抗日还川谷款”返还本县，纷纷提出建设项目作为争款依据。大邑县提出从玉溪河引水至储江发电并灌溉名山丶蒲江丶邛崃及新津4县丘陵耕地36万亩。1946年10月初，水利局派出江彝淮等5人进入深山作业时被土匪枪击，江终身致残，但他们仍然提出了首次“查勘报告”；第二次是1947年冬，何北衡调集地质丶采矿丶水利及公路交通各部门技术人员组成了“玉溪河综合勘测队”，由熊达成任队长并提出了第二次“查勘报告”，重点是在大飞水处利用地下水修建小流量丶高水头电站；第三次是1948年秋，“中国水电工程总处”派施工组组长蒋贵元和设计组组长卡门斯基（美籍波兰人）入川，由四川水利局李镇南丶熊达成等人陪同查勘了玉溪河，首次提出在青衣江干流飞仙关建高坝发电－－预示四川水电建设高潮期亦在蕴酿中。
上述种种业绩无疑与组织领导者的责任感和才能有关，包括他们的德行和人格魅力。
二丶领导者的组织才能与人格魅力
治水活动是华夏文明的底蕴和基石。在“千水之省”的四川盆地更是如此。史载古蜀望帝杜宇也因治水无方而禅让王位于丛帝开明。巴蜀历代先贤的政绩莫不与治水兴利有关。抗战期间，民国四川省政府着力治水兴利乃是完全抓住了要害，抓在了点子上。没有以农田灌溉工程为基本保证的粮食生产为基础，就没有持久抗战，更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当年，以紧抓水利建设为主的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是一位关键人物，他不仅在延揽人才和筹集工程资金等方面具有突出能力，而且对四川水利的宏观布局也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认为，四川的问题就是“巴山蜀水”问题，在川东川北应着重抗旱，在川西川南应着重防洪。何厅长的这个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还得到了一定的延续与升华---“四川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什么？我看应该是因地制宜，各种办法，不拘一格，不要形而上学。只要效果好，各种办法都可用，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即将赴京上任的原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1979年7月22日曾这样总结道。作为地方长官，尽管时间相隔已久，时代不同，但他们在“因地制宜”（亦即“巴山蜀水”问题上）的战略眼光乃是基本一致的。
而当年在涪江流域丶岷江流域及青衣江流域多做一些工作也是符合这种设想和愿望的，既可适应现实需要，也可为战略发展奠定基础。为此，何北衡先生曾自撰座右铭：
卅年奔走鬓毛斑／国难仍殷未敢闲／欲排大难须大勇／三句箴言铭坐前。
他一贯以此诗自勉，从无居功之态，其得力的左右二膀邵从燊与郑献征也是以他们各自的品格和能耐留下了不少佳话。
邵从燊从1936至1949皆任副局长一职，局长一职由郑献征接任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尽职敬业，不争名利。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虽才能一般，但却颇有礼贤下士之风，待人十分厚道。当时有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荟集于水利局，而且集中在技术室，不同见解的争执总是难免的，好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好在大家都很认同这位善良温和的副局长，由他从中协调，总体氛围还是和谐的，人人各显其才。邵从燊应算四川近代水利奠基人之－，其具体贡献有三：他是组织领导应用欧美先进水利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其二是组织领导了盆地主要河流及区域性的测绘工作，积累了水文测验丶江河治理及规划方面的宝贵资料，并坚守到1949年亲手移交给“军管会”；其三是创办了两期培训班，为全省各县培养了百余名年轻的水利专业人才，遂在1949年后遍地开花。
郑献征局长任三台县县长时，在国难当头之际以个人岀资兴建水利工程的义举，不仅是对个别趁机大发国难财者的当头棒喝，而且也是历代治水先贤的精神延续，悲怆而崇高，如今仍在运行的郑泽堰当是一曲清官赞歌；扩而言之，如今仍在运行的抗战水利工程丶基础设施与规划项目乃是一部交响乐章，其中最为铿锵的音符是爱国热情，而华彩乐章则是一代青年才俊留在蜀水巴山的青春足迹－－当今四川水利水电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己将其发扬光大。
三丶对四川当代水利的奠基作用及其深远影响
笔者是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不久，有幸参加四川水利区划时，才偶然从一叠叠发黄发霉的纸张中逐渐知道了这一段特殊史实并从水科学角度将其纳入重点研究对象的；继后，在参与编纂全省江河志并主编其中两条江河志时，我则尽量抑制澎湃的心潮，本着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囿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原因，力求客观地记述了这页历史的某些片段（但仅仅是片段），与系统研究相去甚远。
这些史实片段曾经告诉笔者：面对一场反侵略的持久战争，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四川省，肩负着支持全面抗战的危局时，对于重点流域及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及在区域性的水利规划和工程规划方面，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乃始终是围绕着持久抗战丶争取最后胜利及和平建国这个大主题的，不是为应急而应急，不是在做应景文章，而是含有纵览全局的水资源规划与利用之战略意义。关于具体促成这些成就且在支持抗战全局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底蕴则主要是由两大因素构成的：一是组织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并珍惜人才；二是人才荟萃并形成了一片以年轻“海归”博士为主的灿烂星空。这二者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骤然推岀了四川水利建设的高潮期，融成了一部史诗，一段风景，展开在举世无双的都江堰哺育的“天府之囯”的沃野上，成为可供后世景仰的千秋佳话。值此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这幕奇观乃是值得特别彰显的。
1949年后，中国大陆水利界的泰斗级人物，多数都是从抗战期间的四川水利局技术室（亦即从蜀水巴山）走岀去的。他们在“千水之省”留下的足迹，如前所述，诸如水文丶测量丶规划等项前期工作成果乃是无价之宝，其奠基作用业已惠及后世子孙。只要巴蜀大地存在，他们的业绩就存在。
笔者曾有幸与黄万里、熊达成和张华等前辈结成忘年之交，不仅有幸在技术学术领域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丶指点与鼓励，而且还感受过他们人格魅力，以“铁沙”冠名的黄万里教授虽然历尽坎坷，但他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却是留给后世科技人员的典范，面对黄河长江触及的重大问题，他旗帜鲜明，话语掷地有声：“作为水文泥沙学者，我必须讲真话，否则将是对历史和后人的犯罪！”；而性情和达的熊达成教授则是热衷于对年轻晚辈的不懈指点与勉励，我本人从中获益不少；至于寡言少语的张华副总工程师则是一生与世无争，除了只顾默默工作，我从未听他炫耀过周恩来丶邓小平是他的留法同窗，尽管这两位同窗每次来蓉几乎都会抽空邀他“叙旧”。张华副总安祥的笑容保持终身，在遗容上也未曾消失。我记忆中的“张华微笑”始终是与青衣江千佛岩水文站的摩崖佛像叠映在－起的：安祥面对江水长流，不屑一瞥岩头浮云变幻。灵魂高贵。
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洋博士”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包括“土得掉渣”的竹笼卵石及杩槎篾席之类）始终视为珍宝，例如黄万里教授，他不仅从水科学及水利经济高度加以充分论证，引之自豪，而且在青年时代对涪江航道的治理中也曾加以借鉴与发挥，力求土洋结合，丝毫没有“假洋鬼子”的味道。这是值得当代“海归”借鉴的。
在“拨乱反正”那些年，针对极左时期蔑视科学与自然规律对四川水利及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笔者曾在国家级或省级期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或专题研究中提出的不少核心观点（诸如四川农业与水利建设重点应由平原向丘陵区转移等），或以数学语言表达的界定模式，诸如“农业种植优势综合判别法则”丶“区域要素宏观关系曲线”丶“盆周与盆底矢量关系的水箱模型”丶“盆地水资源干预可行域及最佳区的坐标界定”，以及“四川西部山区水电开发的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等，都是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他们的学术影响（当然包括他们这一代人在1949前夕留下来的“一叠叠发黄发霉的纸张”）。
笔者的上述浅见不仅都被收入了各种论文集，而且多数被采纳，有的还获奖（如“盆地丘陵地区水利建设战略研究”等）。
日头升起，日头落下。生命都有终点，一茬又一茬。而烽火岁月中的这一茬乃是特别令人尊敬与怀念的，其功绩与影响业已深刻在历史的崖壁上，后世不会遗忘，当然也不该遗忘。
四丶历史地位综合评价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洋为中用，尊重传统，乃是民囯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四川水利的鲜明特点，其历史地位是由虚丶实两块基石奠定的。
1丶实体建设评价
八年抗战期间建成了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20余处，灌面达30余万亩，即平均每年增幅近4万亩。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增幅不简单，不容易。民以食为天。战场上更是如此，吃饱肚子才有战斗力。这是应急贡献之一。
之二是危急时刻首先倾注于涪江这条“金河”最大的历史功能（航运），对其干流中下游长约四百公里河道进行了有效整治，及时把川西大坝子、川北山区和盆中丘陵区的物资和300余万兵员，按最短航程运送到抗日前线，直接支持了血战台儿庒丶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此乃一曲壮歌，一幕史诗，一轴画卷：怒潮汹涌，“死”旗当头－－苍天可鉴，神女萦怀。这是涪江的光荣，更是巴山蜀水永恒的骄傲。
上述两项贡献是四川水利建设在烽火岁月中构成的一座历史丰碑，不会因风云变幻而消失。华夏子孙应当铭记心中。
2丶奠基评价
如果没有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之初的水文测验系列整编成果资料，四川水利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与之类似，如果没有发端于抗战期间的现代测绘手段，区域性的平面控制及吴淞高程系统的布置，以及大量测绘人才的培养，四川水利面临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或许不知那个年代的测量者及先进测绘手段（诸如经纬仪丶水平仪等）神秘到何种程度，否则就不会首聘丹麦工程师守尔茲父女来川了。而很快打破这种“神秘”不仅具有示范作用，也可证明咱中国人接受新鲜事物乃是十分敏锐的。
3丶规划理念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统一开展的“水利区划”丶“水资源调查评价”及有关专题研究和论文皆可定量逆证：无论“小罗坝”--“川西大渠”，或“玉溪河跨流域引水”，都完全符合四川盆地西北高丶东南低的地势条件及其水文循环机理，无悖自然规律，在规划理念上为1949之后的盆地总地规划方案“西水东调”奠定了基础，同时提供了大量文字及图纸资料。
4丶人格评价
当年，以何北衡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以黄万里为代表的青年学者，都在做人和做事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国难仍殷未敢闲／欲排大难须大勇
作为水文泥沙学者，我必须讲真话，否则将是对历史和后人的犯罪！
－－笔者觉得这些人格箴言应该镌刻在龙门山的崖壁上。
2015年4月9日脫稿于蓉城寓所
主要参考文献及作者简介（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