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唐气象”，乃是后之诗论家们对盛唐诗歌总体风貌的一种体认、概括与评价。前倡者为宋人严羽。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1〕， 便将“气象”作为区分唐、宋诗之界域。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严氏又将“气象”规为诗之一法，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2〕明人陶明浚释此“气象”道：“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3〕此即表明， “气象”是诗歌显露于外的一种审美特征，亦如人的仪容显现出人的气质一样，诗歌在审美形式的外表下，蕴含着某种内在的精神、气度、风范。正是这种属于它自己的精神、气度、风范，构成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尽管现代的人们对“盛唐气象”的理解、界定与使用上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就其审美内涵来看，其似应包含以下的一些内容：（一）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与深厚的情感体验相交感所生发出来的强大的情感力量与气势；（二）词理意兴浑然一体，意境浑厚博大；（三）刚健、明朗、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此正如陈子昂所倡言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4〕的理想诗歌标准。
王维的古体诗共150首，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强。〔5〕这些古体诗，按其内容，似可分为赠答、送别、游览、述怀、边塞与历史题材等五类。这五类诗歌，因其咏吟的对象不同，故而在情调、意味上均有差异之处。如友朋间的酬答，既有应酬之作，亦有推心置腹之语；送别一类则更多地表现出亲人、友朋间的深情厚谊及浓厚的惜别之情；在游览诗里，更多地表现出王维观察自然、感受自然、描绘自然的艺术天才，而流露出闲淡静雅的情调；在述怀一类诗中，往往抒发其对现实不满的思想；在边塞与历史题材一类诗中，则又通过对边塞生活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咏叹来一抒自己的抱负、理想。这些诗歌虽有如此的一些差异，但不难发现，在这些差异中却又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盛唐气象”。
一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曾说过：“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善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6〕史家们交口赞誉的“开天盛世”，正是这样一个快乐的时代。当其时，国家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国力强盛，政治开明，思想自由，造就出开朗、昂扬的民族心理。生活于其间的士大夫们，同其他朝代相比，确实要幸运得多。文学昌明，诗赋取士给他们以驰骋才能的广阔天地，他们满怀信心去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有的寒窗十年，一举成名；有的金戈铁马，报效沙场而取卿相；也有人归隐山林，走“终南捷径”；亦有人身在佛门，心存魏阙。无论其求仕的方式如何，他们的心理始终是开放的、乐观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两句诗，很典型地代表了这些士大夫们自信、自豪甚而有某种程度的自大的心理。王维的一生，与整个盛唐历史时期相始终，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沐浴在“开天盛世”的光辉之下，也曾积极地追求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也曾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诗人将这些时代精神表现在他的古体诗中的时候，便显露出那高昂的情感基调与壮大的气势。这主要通过对追求理想的赞颂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指斥而表现出来。
“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淮阴少年辈，千里远相寻。高义难自隐，明时宁陆沉。岛夷九州外，泉馆三山深。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归来见天子，拜爵赐黄金……。”〔7〕
“宗室子弟君最贤，分忧当为百辟先。布衣一言相为死，何况圣主恩如天”。〔8〕
这些作品虽是送人之作，但在劝勉语中，却也展现出作者的心声。“高义难自隐，明时宁陆沉”，这正是“天下有道则见”〔9〕的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典型反映；“归来见天子，拜爵赐黄金”，表露的则是对人生自我价值的积极追求；而“布衣一言相为死，何况圣主恩如天”，则又是一派忠心耿耿可见的慷慨情怀。这种对理想、功名的歌颂，在那些边塞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鲜明：
“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呜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踏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10〕
在这首写于二十一岁的作品里，读者自可领略到将士们豪迈的出征，视死如归的义胆，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英姿；读者更可感悟到诗人那种歌颂理想、追求理想的言外之意。而在《从军行》一诗中的“尽系名王颈，归来见天子”、《老将行》中的“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等诗句中，则将此种意愿表达得更为坦诚。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见那个自诩“中年惟好道，万事不关心”〔11〕的隐者的形象，恰恰相反，显现于读者面前的，则是一位时代精神孕育出来的积极入世者的形象。基于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诗人对于其生活中后期津津乐道的归隐，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在《送别》一诗中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12〕在《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一诗中又说：“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13〕尽管这些诗句是为酬人勉励之语，但无疑也反映出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值得指出的是，王维在其古体诗中，也写了一些歌咏归隐的诗篇。但诗人歌颂的这种归隐，并非如其生活后期那种完全地遁入空门，完全地对世事冷寞的归隐，而是那种传统的功成身退的归隐。在《送韦太守东京留守》一诗中，诗人极力称颂韦太守在朝以王室为重，为国献忠尽职的忠贞；驻守边塞，则是安边保民，抵御外敌入侵的义胆。诗末的“然后解金组，拂衣东山岑”，正是这种功成身退思想的明确表露。在《不遇咏》中，更为直接地写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那种男儿切盼建功立业，然后功成身退的豪情壮志，可谓溢于言表。
盛唐诗人们追求理想、歌颂人生是如此的热烈、坦诚，但理想的实现，毕竟又是那样地难以尽如人意。权贵们骄奢淫逸，妒贤嫉能，小人们狗苟蝇营，卖身求荣，成为社会的一种毒瘤，是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仕途的极大障碍。即使是盛唐这样的历史时代，亦复难免。因而，在作品中表现怀才不遇的愤懑，抒发对现实状况不满之情，成为了盛唐诗歌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李白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痛苦呼号、杜甫有“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抗议、 孟浩然则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心酸与悲愤。尽管王维的仕途生涯远比这些诗人顺畅得多，但他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在作品里也就直接对这些不合理现象加以指斥与批判。在《不遇咏》一诗中说：“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百人会中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14〕对自己的不被社会赏识与承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则是对官场上的人情冷暖表示了愤慨；在《陇头咏》中，对老将的不公平待遇则又表示了不满与同情；在《偶然作》之五中，强烈地抨击、讽刺了那些借“斗鸡走马”邀取宠幸的“轻薄儿”：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读书三十年，腰下无尺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15〕
诗用对比之法，将借宫女之力，斗鸡事主而复青云直上、骄奢淫逸之“轻薄儿”与“读书三十年”、“被服圣人教”却又“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的昂藏儒生作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尖锐地指斥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唱出了知识分子千古的悲哀。杜甫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正可与之相互发明。
在王维的古体诗中，这一类的作品不少。这些对社会的批判与揭露，无疑是诗人积极干预社会、干预人生的结果，其情调虽不及李白那样的愤激，却也是有为而发，并非无病呻吟，装模作样。因了这种“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16〕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其诗中无论为理想之赞颂，抑为现实的批判，均使其作品表现出昂扬的情调以及一股壮大的气势。
与此相应，王维古体诗中的山水描写，亦处处显露出一份生气，一种热情。如其写于十九岁时的《桃源行》云：“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红的树，绿的溪，一叶随波逐浪的小舟，还有舟上那尽情饱赏自然山水的诗人，这一切，都透出一股勃然生机，春山、桃花、红树、青溪这些色彩绚丽的词语，无不渲染出一派热烈的情绪；诗中对“桃源世界”的称颂与想往，实在是那种“少年不知愁滋味，强说还无味”式的表现，在其十九岁的深心中却是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人世的生活虽是充满了艰难，但却又比仙家的世界来得真切，来得充实，更让人想往，故而对人世的热爱，实应是此诗的宗旨。从这个层面上，方才能领悟刘禹锡对此诗“未能免俗”的评价。
如此丰富而深厚的社会人生内容以及情感体验，那份生气、热情与气势，此正构成了王维古体诗中“盛唐气象”的一面。
二
与诗歌中的感情基调相关联，王维在古体诗中所创造的意境，不像其五言律诗中的中正平和，亦不如五言绝句中的精澄淡雅，而是一种博大与雄浑，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如汉魏古诗一样不可句摘的整体美。
严羽曾指出：“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7〕明人谢榛亦云：“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18〕在这些评论中，可见笔力雄壮，意境浑成，是为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风格特征，当然亦是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我们以此去审视王维古体诗的时候，很自然地能品味出其中那种博大、雄浑的意境。在《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边塞诗中，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与飒爽英姿，真个是写得豪气干云，神采飞扬，直可视为与高、岑同调，正是典型的盛唐精神的表现。就是在那些有关山水田园的描写中，也表露出如此的情调。我们看他一些有关山水的描写：
其一：《渡河到清河作》〔20〕：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
其二：《华岳》〔21〕：
“西岳出浮云，积翠在太清。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白日为之寒，森沉华阴城。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
此两首诗，前首写水，后首写山。写水，便是积水淼浩，波光连天，一片水的世界；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展示出大自然雄奇、奔放的英姿。再如《燕子龛禅师》中的景物描写：
“山中燕子龛，路剧羊肠恶。裂地竟盘曲，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喷，怪石看欲落。伯禹访未知，五丁愁不凿。……岩腹乍旁穿，涧唇时外拓。桥因倒树架，栅值垂藤缚。鸟道悉已平，龙宫为之涸。跳波谁揭厉，绝壁免扪摸……”。
在这里，羊肠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倒树为桥的古意，古藤作栅的苍凉，无不险奇雄劲，充满着强劲的力度，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比美。所以，《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曰：“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22〕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画之特点〔23〕。王维此诗，非以李成之笔写之不可，足见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的意境。这一雄奇劲健的风格，如同其近体诗中所描绘的山水相较，那种“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的冷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的优闲，与此简直是大异其趣。这种劲健的山水描写，在其首次贬谪途中的作品里，仍未失去。如其《早入荥阳界》〔24〕：
“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晚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边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此诗作于王维贬谪济州途中。仕途遭贬，其心境之晦暗、沮丧自不待烦言。然而在作品里，却几乎见不到这种心情的渲泄，展示于读者面前的是山川形胜，市井生活，风土人情，“烟火繁”、“田畴盛”、“市井喧”等等词语渲染出热烈的市俗生活的情调，遭贬之心绪，仅只“孤帆”一词才见一点端倪，主流情感还是积极、开朗的，山水的描写仍旧持有着那劲健的格调。
如果说这些山水描写，表现出雄奇劲健的风格的话，那么他的一些田园诗，则又表现出浑厚的、无迹可寻的境界。似可以《渭川田家》为其代表作：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25〕
此诗被人们视为王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诗中描绘了一幅农村的晚景图：夕阳映照着村落，牛羊在夕照中归来，老人倚靠在柴门边，等候着牧归的孩童；野雉在麦苗中鸣叫，蚕儿在桑叶中安眠，荷锄的农夫相互问讯，依依道别。这各各不同、最最平常的农村情事，构成了和平、安宁的氛围，表现出作者对这种牧歌式的社会的赞赏与响往。作品中没有直露的议论，诗的主旨靠这些各不相同的意象烘托出来，不明言理，而理借物显，正如严羽所言的“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26〕。同时，全诗表露出来的这种整体美，亦如胡应麟所言：“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27〕
这一类的田园诗，如《新晴晚望》、《春中田园作》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竹庄诗话》引《蔡百纳诗评》云：“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是评虽有溢美之处，然其品出王维古诗有“浑厚一段”，可谓也是慧眼独具了。
三
刚健、明朗、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是盛唐诗歌的又一特点，盛唐的诗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遵循着这样的时代审美倾向，因而，它构成了盛唐气象的另一重要质素。王维的古体诗无论其为写景、抒情、叙事，抑或为议论，大都写得自然、流畅、贴切、准确；同时，更注意语言的精练与表现力，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与创新。殷璠在《何岳英灵集》中论王维的诗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在上文所列举的那些诗作中，大都不使事，少用典，明白道来，却构成一种浑厚的意境。此正如《诗人玉屑》评说：“王右丞如秋风芙蓉，倚风自笑。”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圆转、流畅、自然的语言风格，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是统一的，无论其为古体、近体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对此，前人论述已多，在此也就无需赘说了。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王维的古体诗更多地体现出盛唐的精神，其风格特征，融含在“盛唐气象”之中。如果说，他在近体诗中较多地表现那种超然物外的心境的话，那么他的古体诗则更多地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情怀；如果说他的近体诗多呈现出平和、淡雅的意境的话，那么他的古体诗则多表现出雄浑与博大的意境。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如《陇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闺人》、《别弟妹》等篇，信不减太白。”把王维的古诗与李白的古诗相提并论，不分轩轾，评价不可谓不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王维与李白，两人的家庭、生平、遭遇、性格迥然不同，一位是出生于官僚家庭，长期受儒、佛影响，当上大官而又不想当官的亦官亦隐的居士、高人；一位却是出生于富商，受各家思想影响，一辈子想当官而又未能当上官的在野诗人；一位是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谦谦君子；一位则是慷慨任侠，敢于大反传统的豪士。身世、性格如此之不同，然而，在其古体诗中，却表现出较为同一的浑厚、博大的风格。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的人们，不论其个人因素上有如何的不同，时代均会给每一位同时代人打下相同的时代烙印。在每人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风貌。我们发现，王维的大部分古体诗，大都写于其生活的前期。这一时期，王维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的影响，热烈地追求功名、追求理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其心理是开放的、自信的，这正与盛唐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故而，在其作品中也就必然反映出这一特定的时代精神。从这一点上去理解王维古体诗中的“盛唐气象”，我们也就决不会因其被后人称之为“诗佛”而对其诗中的“盛唐气象”感到惊异与不解；我们也就不会简单地认为王维的诗歌只是一味地清幽淡雅。事实上，他除了是一位“高人”而外，曾经还是一位俗人，他的诗歌风格也还有雄劲、博大的一面。从时代特点、文化背景的氛围中去把握、品评、研究王维乃至其它的作家，自然可以获得更多、更新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注释：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83 年8月版，以下所引，均为此版。
〔2〕《沧浪诗话校释》第7页。
〔3〕陶明浚：《诗说杂记》卷上，引自《沧浪诗话校释》。
〔4〕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5〕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统计， （除去外编47首不计）古体诗六卷，共150首，其中七言、六言、 杂言28首，其余为五言。
〔6〕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北京版，第39页。
〔7〕《送从书弟蕃游淮南》，《王右丞集笺注》卷四。
〔8〕《送李睢阳》，《王右丞集笺注》卷六。
〔9〕《论语•泰伯》，《论语正义》卷九。
〔10〕《燕支行》，《王右丞集笺注》卷六。
〔11〕《酬张少府》，《王右丞集笺注》卷七。
〔12〕〔13〕〔20〕〔24〕《王右丞集笺注》卷四。
〔14〕《王右丞集笺注》卷六。
〔15〕《王右丞集笺注》卷五。
〔16〕《赠从弟司库员外絿》，《王右丞集笺注》卷三。
〔17〕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18〕《四溟诗话》卷一。
〔19〕《石洲诗话》卷一。
〔21〕《王右丞集笺注》卷三。
〔22〕引自《王右丞集笺注》附录二。
〔23〕见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85页。
〔25〕《王右丞集笺注》卷三。
〔26〕《沧浪诗话校释》第148页。
〔27〕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