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七言律诗肇端于六朝，唐初，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律体定型化、规范化的任务，宣告了七言律体的诞生，后经盛唐诸诗人的努力创作，把七言律推向成熟，至杜甫，则将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顶峰。在唐代七言律体的发展中，王维是一位中间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七律创作，既有对初唐七律应制诗风承袭的一面；同时，又有所创新与拓展。这种创新与拓展，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表现领域的扩大；二、极力塑造高远的诗歌意象；三、追求章法的变化。王维七言律的这些创新，突破了初唐七言律的格局，给予七言律体真正的文学生命，可谓是通向杜甫七律的一座桥梁，在唐代七律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七言律诗在六朝时期已肇开其端，沈约、庾信诸人的七言俪句，已近律体。至唐初，沈佺期、宋之问力主“回忌声病，约句准篇”[①]，完成了律体定型化、规范化的任务，宣告了七言律体的正式诞生；唐玄宗开元初年，苏颋、张说诸人又大力创作七言律诗，将七言律体推向前进。然观其时诸人之创作，就其题材来看，主要以君臣游幸、唱和及同僚间的酬答为其表现对象；就其形式来看，又大都注重词语的华丽、精巧、典雅，而其情调又大多是歌功颂德、雍容华贵，典型地表露出宫廷诗的风格。例举苏颋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一诗，便可考见一斑：“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奉觞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歌声杂管弦。”此为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完全具备以上之特点，近人高步瀛称其为“冠冕华贵”。[②]被人誉之为“燕、许大手笔”之一的苏颋尚且如此，其余诸家，便可想而知。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此种不注重个人情感的发抒，不注重对诗歌意境的追求，甚或在章法、句法上未见出严整与变化，可以说，是为一种历史的局限，当然这不能归咎于其时诸公。这一历史的缺陷，开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中逐步得到克服与厘正。审视盛唐诸家之七言律诗，不难发现，在题材上，虽未能完全脱离君臣宴游、唱和的格局，但诗人们已将对身世的感慨，对人生的领悟，对山水的赏爱，对离别的吟叹等等属之于情感世界的东西，表现于七律之中，显示出了创作领域的拓展，同时，亦展示出诗歌意境的扩大与高远。而在形式上，诗歌的格律、章法、句法更趋向于严整，更趋向于规范化。其时诗人，堪称名家者，后之诗论家列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诸人。[③]而王维的七律诸作，在词雅调稳之中，显出意境的高远及章法的变化，尤高于众人。明人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将王维列入正宗，并赞道：“王之众作，尤胜诸人。”[④]近人高步瀛亦持此论，其认为“七言今体倡于初唐，至盛唐而极。王摩诘意象超远，词语华妙，堪冠诸家。”[⑤]意象超远，正见出王维之七言律对初唐七言律格局之突破；而词语华妙，又可见出对初唐诗风的承袭。从七言律诗的发展来看，初唐七言律兴起，至盛唐而成熟发展，至杜甫，则将七言律创作推向顶峰。王维，正处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七言律创作，正显露出承上启下的特点。
考王维诗文集，其七言律诗共二十首。[⑥]就其内容来看，拟可分为如此几类：“其一，应制、酬答；其二，送别；其三，述怀；其四，游览。此四类诗，应制、赠答类共九首，其余三类十一首。这九首应制、酬答诗几占其七言律诗的一半，极明显地表现出对初唐诗风的承袭。其典型者，可以《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为其代表：
“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如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⑦]
宫殿柱旁生出芝草，宫池上出现祥云，是否与国运昌盛、兴隆有关，当然无从查考。据现代人看来，这仅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但其时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上天垂像，显示祥瑞，昭告君主的圣明及天下之大顺，乃大喜之事。史官将其载入史册，群臣们请加皇帝尊号，[⑧]并写诗表示庆贺。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这首作品歌功颂德的格局。作品的首联，不作任何的过渡，即以“笑周文”、“轻汉武”来表达作者自己对当今皇上的赞颂，颔联方写出之所以“笑周文”、“轻汉武”的原因，在于玉殿上生出芝草，龙池上出现祥云。此种先写结果，后表原因之写法，乃为王维惯用之法。如其《观猎》一诗中的“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之“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等等皆类此。这种逆写因果关系之手法，使作者的主观情识表达得极为鲜明、突出，极容易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感受与印象。此首作品用此手法，也正是收到了这样的艺术效果。颈联则引用“尧樽”、“舜乐”之典故，一方面，关合题目中的“圣恩便赐宴乐”，描写皇家宴会之奢华与欢乐，而另一方面，则又将当今圣上比况为尧、舜，其赞颂之意，洋溢在字里行间。故结句便直抒胸臆：“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直接展露自己对圣明君主的忠诚不二之心。纵观全诗，作者以颂扬为其主调，以欢快笔触，描述了这一祥瑞之事，语词华丽而典雅，正是典型的宫廷诗人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王维的其它应制诗中，保持得非常的整齐、同一。如其《敕赐百官樱桃》：
“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总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⑨]
同前首作品相较，此诗更益显得平庸。这一类的诗，除了向后人展示其时群臣对君主的态度，以及表露出应制诗的体制与面目外，实在没有什么思想情感内容可言。要指出的是，这类作品，并非为王维之前创，实是其对历史的承袭。其渊源，当可追溯到初唐的沈、宋。
《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可见，作为宫廷诗人的沈佺期、宋之问在继承沈约、庾信等人讲求音韵婉附，属对精密的同时，又追求语词的靡丽以及格律的允当。在其应制诗中，明显地表现出以上的特点。姑以沈佺期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一诗为例：
“芳郊绿野散春晴，复道离宫烟雾生。杨柳千条花欲绽，蒲萄百丈蔓初萦。林香酒气元相入，鸟啭歌声各自成。定是风华牵宿醉，来晨复得幸昆明。”[⑩]
诵读全诗，读者当不难发现音韵的委婉、铿锵，词语的靡丽、工致，还有那应制诗特定的颂扬基调。所以，明人胡震亨认为：“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11)]王维的七言应制诗，若与沈诗相较，音韵的婉转，词语的华丽，以及颂扬的基调，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不过王维诗中的语词，在华丽中渗入一份典雅，在颂扬中现出一份持重，此是其与沈诗异同之大较也。故胡应麟又明言：“七言律以才藻论，则初唐必首云卿（佺期字），盛唐当推摩诘。[(12)]透过这些赞语，我们可以说，王维应制一类的诗，确是对初唐诗风的承袭。
初唐七言律的此种格局，毕竟是一种历史的局限，随着文学本身的演进、发展，它必然会受到合理的扬弃。这在王维七言律的创作中，就已经明显地展露出了新的变化。此种变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见：
首先是题材的扩大。在对王维七言律的分类中，就可以让人看见，他把送别、游览、述怀等较为宽广的社会生活、人生感受摄入自己创作的视野，以此来抒情言志，从而突破了应制诗的束缚，给七律一体注进了情感的血液，使其具有一种新的文学的生命。这些情感内容，包括：（1）对友朋遭贬谪的同情、关心与劝慰。如《送杨少府贬郴州》：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近，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13)]
诗中用虚实交替的手法，极力渲染、烘托遭贬之地的荒凉，遭贬之人心境的凄冷，遭贬路途中的险恶，以及作者对遭贬之人的劝慰，充分体现出诗人对友朋一片关心、同情的深厚之情谊，从而使作品透露出一股浓郁的情感力量。（2）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与不平。如《酌酒与裴迪》：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14)]
这是诗人历经人事沧桑之后，对社会人情的一种总结与概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早已有之，只不过诗人用此体裁将其表露出来，似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诗的首联，便直接揭露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颔联则对此社会现象作进一步的渲染，颈联又通过自然物象来比附自己险恶多舛的处境，以物托情，显得意味丰厚而深远，结句的“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是诗人对此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与态度，以今人观之，当涉消极之嫌，然，这却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做作，不夸饰，而其中又袭用古诗中的“努力加餐饭”，[(15)]这一切，均使整首诗的情味显得是那么地浓烈而厚重。（3）对边塞风光及边塞战争的描写，如《出塞作》：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16)]
此是王维在中年时，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时的作品。边地雄奇瑰丽的自然风情，边地将士浴血疆场的英雄气慨，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他以饱满的热情，赞颁边地的自然风光，呕歌唐朝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慨。这次出塞所写下的作品，大都写得气势奔放，神采飞扬，直可视为高、岑边塞诗之同调。此诗正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诗的前四句，作者极力写出秋日塞外边地少数民族射猎的雄阔景象。白草连天，野火燎原，在暮云飘荡的空旷的大沙漠，骏马驰骋，那一望无际的秋日平原，正是射雕之大好时节。在这里，塞外雄奇的自然风光与边地民族雄悍强劲的民族性格浑融一体，突现出廓大的场面与气势。诗的后四句，则描绘唐军英勇作战的英姿，歌颂他们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从而展现作者希望建功立业的抱负。纵观全诗，真个写得是神情高扬，气势宏放。所以清人方苞赞道：“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17)]（4）表达作者自己归隐山林之志，及优游自然山水之乐。前者如《早秋山中作》：
“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草堂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18)]后者如《辋川别业》：
“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优娄比丘经论学，伛偻丈人乡里贤。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语笑衡门前。”[(19)]
前作主要表现在李林甫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的黑暗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归隐山林之举。“无才不敢累明时”的自责与自嘲，把一份忧谗畏讥之情表露得是那么地委婉与深沉；“草堂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则又要将诗人当时的心境描述得如此的凄清，“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却又是将归隐之后的生活写得那样的孤寂。如与陶渊明那种“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真心归隐，“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归隐后的喜悦，以及“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彻悟相较，可见王维在这里所宣称的归隐，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之举，它曲折地反映出其时的政局时态，以及在此政局变化中，文人们的心理状态。而后诗却用浓烈的笔触，渲染辋川自然山水的绚丽与可爱，表达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向往之情，以及自己归隐山林之乐。与前诗相比，此诗的情调要显得欢快、明亮得多，不再有前诗那种凄清与孤寂。此种变化，正是禅学理念给于王维一种心理调节作用的产物。“专注内修，不主外求”的禅学宗旨，导引着王维以另一副眼光与态度来对待所谓的仕与隐，“理事俱如”，“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使他因政局变化而倾斜的心理，又复归于平衡，自然山水也就剔除了那份凄清、孤寂，而展现出绚丽、欢快的另一面目了。
正是由于诗人将上面这些宽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深厚、复杂的人生情感表现于七言律体之中，扩大了七言律的表现领域，显示出它所具有的抒情言志的功能，因而，使其获得了文学的生命，而迈进一个新的发展天地。
其次，在题裁扩大的同时，王维又充分调动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力塑造高迈、深远的诗歌意象，摆脱了应制诗中的贫乏与浅薄，表现出十分深厚的人生内涵以及丰富的艺术意味。这些高远的诗歌意象，在他的送别、述怀、游览几类作品中，屡屡可见，有的已经成为人们千古传诵的名句。如《酌酒与裴迪》中的“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表述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送杨少府贬郴州》中的“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显示出诗人对友朋的关心与慰解；《出塞作》中的“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写出了塞外雄奇的风情，表现出一股豪迈之气；《积雨辋川庄作》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一白一黄，一色一声，展现出无限恬静、安宁的田园风光；《辋川别业》中的“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通过绚丽、明亮的色彩对比，渲染出一派浓烈的春意与生机，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无限赏爱之情。这些诗句，一方面饱含着诗人丰富情感，另一方面，写景、状物、言理无不生动、精练，遂使整首作品生色不少。比起那些四平八稳，典雅工致却豪无生命的应制诗句来，其艺术价值之高低，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要指出的是，这种高远的诗歌意象的塑造，时或也出现在他的一些应制诗中，其主要表现为对大唐帝国、盛唐气象的赞颂，最典型者，为《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20)]
此一题目，为四人同时而作。贾至始创，王维、岑参、杜甫三人和作。从四首作品来看，贾、杜二人之作，意境较为平庸，仍不脱应制诗之窠臼，故为后世诗论家们所訾。在此略而不论。唯王、岑之作，能于旧传统中写出新气象，为后人所推许。然王、岑二人之诗，亦各占擅场。岑诗云：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21)]
明人胡应麟尝评王、岑二诗之异同，云：“细校王、岑二作，岑通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颈联绚烂鲜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独颔联虽绝壮丽，而气势迫促，遂至全篇音韵微乖，不尔，当为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语意偏，不若岑之大体，结语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颈联甚活，终未若岑之骈切；独颔联高华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后映带，遂令全首改色，称最当时。大概二诗力量相等，岑以格胜，王以调胜，岑以篇胜，王以句胜，岑极精严缜匝，王较宽裕悠扬，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穷岁月较之，未易坠其一也。”[(22)]胡之品评，极准确道出岑、王二诗的佳处。岑诗以篇胜，通篇讲究章法，结合“早朝”与“和作”而落笔，全诗浑然一气。王诗却于意境上用力，颔联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不仅写出大唐皇帝的尊贵、威严，以强大的气势振起全篇，而且在结构上，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胡应麟才称其：“高华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后映带，遂令全首改色。”此种在诗歌意境上用力，力求其“高远”的作法，在王维其它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此诗中的佳句。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宫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一诗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两句，极写出大唐国都的雄伟壮观，以及大唐百姓们富庶、安乐的生活，正表露出诗人对大唐帝国的赞颂。《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中之首联：“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明人杨慎曾言：“予尝爱王维温泉寓目赠韦五郎诗。夫唐至天宝，宫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阳一半开，则四百里之内皆离宫矣。此言可谓肆而隐，奢丽若此，而犹以汉文惜露台之费比之，可谓反而讽。”[(23)]诗中的反讽之意，于尾联之“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而托出，杨慎之见不误。然其言“秦川八百里，而夕阳一半开，则四百里之内皆离宫矣”，将原作中的夸饰认为实写，把诗意理解得太过质实、胶滞。细察原作，实是作者的一种夸饰之词，“秦川一半夕阳开”者，乃是极写宫室之多，且又衬托出宫室的辉煌与壮丽；在含意上，则以汉文帝不修露台之俭朴与唐帝大营宫室之奢华作比，已暗含讽谏之意。所以此两句诗，写境阔大，寓意深远，故为后人所赞誉。
从以上例句可看出，作为一位艺术大家，王维极力运用其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塑造出高远的诗歌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艺术意味，此正是高步瀛所言的“意象超远，词语华妙，堪冠诸家”之处。
再者，王维的七律诸作，更益讲求章法的变化。七律四联八句，并非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句子排列。恰恰相反，在八句之中，最要讲究开合变化，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律美，为表情达意服务。古人用“起、承、转、合”来概括这种结构要求，并具体对这四者作出了规范与要求。胡震亨《唐音癸笺》引杨仲弘语云：“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转、有合。起为破题，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苹风初发，势欲卷浪。承为颔联，或写意，或写景，或书事，或用事引证，要接破题，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转为颈联，或写意，写景，书事，用事引证，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不穷，如鱼龙出没豗涛，观者无不神耸。合为结句，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场，如截奔马，辞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辞尽意不尽，知此，则七律思过半矣。”[(24)]依杨氏所言，七律四联八句，在这“起、承、转、合”之中，本身就显现出一种跌宕、回环、曲折的节律，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结构美。大凡好的律诗，都必须做到这一点。从唐代七律来看，这种节律美，只有在杜甫的七律中，才表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初唐及盛唐初期的七律，在结构上还显不出太大的变化，像沈佺期那首有名的《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也不曾见出那跌宕起伏的节律。至崔颢那首被人称之为唐七律“压卷之作”的《黄鹤楼》诗，于此也可谓为阙如。但在王维的七言律诗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种跌宕起伏的节律变化。可以举其《送杨少府贬郴州》为例。起句“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就紧扣题目而起，首用衡山之险峻与洞庭之阔大，烘托出贬所之荒僻与贬途之险难；次句则从主观情感上着笔，用秋月与猿声的意象，渲染出凄清、哀怨之意境，再冠以“若为”二字，作强烈的主观抒情，传达出诗人对遭贬者的无限同情之意。颔联之“愁看北渚三湘近，恶说南风五两轻”，则承上联之贬地而来，更进一步衬托贬所的荒凉及环境的恶劣，亦更进一层展示诗人的关切之情。颈联为转，笔调从远至近，从贬地转写贬途，进一步衬托出遭贬者的不幸及诗人的关心之意。尾联为合，作者抛开遭贬之现实，“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在反用历史典故之中，对友朋之遭贬作出劝慰，既充分表现了送别之意，又一扫前面之凄冷、阴暗之色，总揽全诗，确实收到言尽而意不尽的艺术效果。在这“起、承、转、合”之间，已然见出了变化。与结构上的此种变化相应，其情感的运动亦是起伏跌宕。首联之第一句，出以冷静之叙写，情绪是为平缓，第二句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情绪为一涨；颔联之“愁看”句情绪稍伏，而“恶说”句情绪又为之一起；颈联是为客观之描述，情绪又为一伏；尾联反用典故作劝慰语，情绪又为一起。这情感的起伏运动，渗入到“起、承、转、合”的节奏变化中，使作品表现出七言律那特有的节律美。当然，此种节律美，在杜甫的七律中才达到顶峰，而王维，正是一位从发端至顶峰之间的人物。
以上，我们从题材的拓展、意境的塑造、讲求章法变化诸方面考察了王维在七言律诗创作中的创新。但他毕竟是一位过渡性的人物，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情感的博大深沉，意境的沉雄超迈，以及章法之变化，格律之精工，他是万不能与杜甫相比拟的。就是在句法的严整上，他的七言律也显出许多不足。古人对此也早已有评。如胡应麟就明确指出：“右丞‘早朝诗’，绛帻、尚衣、冕旒、衮龙、珮声，五用衣服字；‘春望诗’，千门、上苑、双阙、万家、阁道，五用宫室字；‘出塞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玉靶角弓珠勒马，两用马字。”[(25)]等等，均为律诗所不容许。
综上所述，可见出王维的七言律诗在唐代七律的发展史上处于中间过渡阶段。作为这一特定的人物，他的七言律，继承了初唐七律在内容及风格上的某些方面；同时，他的创作，又扩大了七律的表现领域，赋予它深厚的人生体验及丰富的情感内容，使七律一体逐渐摆脱初唐诗风的局限，成为一种在真正意义上的表情达意的体裁。同时，王维凭借自己的人生体练以及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力塑造出高远的诗歌意象，不论在抒情、写景、言事诸方面，均改变了初唐以来诗歌意象浅弱的缺陷。另外，他还注意到七律在结构上的特点，尽力去表现那种跌宕起伏的节律美。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在句法与声律上，还未完全达到精美的境界，他那些不严整的句法、用语，仍然显示出古体向近体演进的痕迹。宋人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中曾说：“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虽才气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此正表明，王维的七律，正是通向杜甫七律的桥梁，在唐代七律发展史上，应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注释：
①《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② ⑤ (17)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③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笺》卷十中云：“盛唐名家称王、孟、高、岑，独七言律祧孟，进李颀，应称王、李、岑、高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④《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⑥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统计。
⑦ ⑨ (13) (14) (16) (18) (19) (20) (21) (23)：《王右丞集笺注》卷十。
⑧《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七载）三月，大同殿柱产玉芝，有神光照殿，群臣请加皇帝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许之。”
⑩《全唐诗》第二函，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缩印康熙扬州诗局本。
(11) (12)胡震亨：《唐音癸笺》卷十。
(15)《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云：“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22) (2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中华书局1958年10月版。
(24)《唐音癸笺》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