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学思考

四中全会的《决定》 在全面回顾了党的执政经验之后,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 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且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要求,也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 顺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形态发展的迫切需要,对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 完成执政任务,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的社会基础的要求。《决定》 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际事务能力的社会基础。通常讲党的执政基础是指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群众基础、民族基础。这些基础应当统一在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之中。只有建设好和谐社会, 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民族基础才能得到巩固。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新的世纪, 继续推动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继三大历史任务提出之后,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党又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明确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则是完成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基本保证。

从政治学的视野,和谐社会有深刻的内容。和谐社会是以承认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发展中矛盾性并交互作用为前提的。

第一, 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它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政治主体、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存在差异性和矛盾性；在这一系统中,由于宗教、文化等背景的不同,个体价值取向也是有区别的。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中, 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层次,几乎像是在不同的世纪。" 而差异性甚至由此产生的矛盾性也是存在合理性的, 并成为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完全没有政治冲突,政治制度便没有必要存在；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和谐, 政治制度也无从产生" ,正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已经证明, 社会的的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在进行交锋和碰撞, 正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作用规律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矛盾的作用中,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序的社会力量是可怕的,"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一般说来,在剥削制度下,社会难以实现和谐,只能依靠剥削阶级的专政、国家机器力量进行强制管理,使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但是区别于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社会, 这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政治性质决定的。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将存在,社会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激化；同时,我国在小康社会建设中,在人均GDP进入一千美元时候,与国际上的经验相似,中国社会也开始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不均衡、文化认同危机、政治腐败现象相继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结构性的矛盾, 并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形态；此外, 必须看到的是, 国际上反华、西化、分化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的矛盾, 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可能。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但是当社会矛盾出现时,如果听任矛盾发展和激化,社会将出现整体性灾难, 也违背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在于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既"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又满足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发展的内在需要。从我国现实看,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历史的必然, 也具有现实的可能。这种可能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和合传统,其次基于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政治发展 , 此外基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有这些都从现实的层面揭示了和谐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政治自然状态。从政治学的理论视野,"政治理论家所要论述的政治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为的组织结构或网络,它以某种方式把涉及到的人、目的和事件同社会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联系或连接起来。" 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政治的行动者就是承担这样"联系人"或"连接人" 的作用。在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必须对和谐社会这一政治自然状态有明确的认知。我们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包括经济和谐、政治和谐和文化和谐等方面。

1、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谐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这里面包含丰富的经济和谐的思想内容。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和谐包括生产力的和谐、生产关系的和谐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内在的适应性和谐等三个方面。经济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从生产力的角度,在中国社会的现阶段,其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力并存。在中国,既有基于大工业生产的先进生产力,也有广泛存在于广大农村以手工工具为生产工具的落后生产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尊重这一现实,在保证先进生产力方向性的同时,促进各种生产力的和谐。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现阶段的生产关系也必须处于和谐状态。应该允许各种所有制制度并存,允许各种经济成分结成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也要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另外, 基于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现实,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出发,寻求二者的平衡。具体来说就是要认识到一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时,生产关系的多元存在可以缓冲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在动态的发展中实现动态的平衡。

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党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以公有制为目标进行思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谐一度被认为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和谐,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谐是摒弃其它经济成分的。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是高度同构的,党通过行政手段,对其所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权化管理。这种"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 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为"政治的经济" 。但是,由于回避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通过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传统公有制在20多年的经济运行中很快暴露了其深层的基因缺陷:生产效率低下, 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积极性不高，人民生活困难……所有这些都给致力于建设繁荣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思考。主观构建的经济格局并没有达到和谐的状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必须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即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为标志,已初步形成以"新式公有制"与"新式私有制"为有机共存的综合经济基础。 综合经济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执政的经济基础进行整合所面临的理论难题,它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论述,尊重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它既关注整体经济模式的社会性质,又关注公有制实现的内在规律。在综合经济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鼓励多种经济发展、股份制改造等政策制定中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鲜活的政治土壤；同时,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小业主、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主义性质,并通过修改党章和宪法而把这些传统政治体制外的人群纳入政治体制内部,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赢得了更和谐稳定的经济形态。因此, 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谐是以先进生产力为导向的,以生产力的和谐、生产关系的和谐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和谐为内容的经济状态。

2、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谐

如果说,综合经济的命题解决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谐的难题,那么在现代国家,如何把执政党的意愿转换为建立和谐政治的力量,如何体现《决定》 中所指出的"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政治命题,则成为又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是从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运行的体制性障碍,并致力于政治和谐的构建。

首先,要寻求政治体系外对抗的矛盾体的政治和谐。在我国政治权力格局中，从显性的角度,存在各种矛盾体的对立,除了在一定阶段客观存在的国家主人与专政对象的对立；也存在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干部之间以及群众之间的矛盾。政治和谐首先在人民内部寻求政治的协调一致,以从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出发，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次,即使在对抗性的矛盾体如国家主人与专政对象的政治关系中间,也应该寻求一种政治和谐。主要体现在专政手段上的改变上,要变传统的对抗性的政治手段为非对抗性的民主与法制手段，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

其次,要寻求政治体系内权力的纵向平衡。从历史的视角,我国传统的政治权力流变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外的政党具有不同的特征。作为政治体制内的重要一员,党在建国前的一段时期内拥有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因此解放区政府的运作过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共产党的政党运行过程。但是,在国家建立以后,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首先是必须建立人民主导的政府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建国后,战争时期积累的政治运行体系在国家建立后的一段时期也保持了其惯性,甚至是一种深层的思维定势。中国共产党缔造了共和国以及行使人民权力的政治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对其进行政治授权；人大又把其自身获得的政治权力授予其产生的政府。伴随着市场的开放,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市民社会开始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社会自我管理的呼声和政府行政的低效率,构成了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动因。于是,政治权力又出现新的流动轨迹--那就是政府把一些本属于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归还给社会,使社会从而获得自治权力。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中,中国的政治权力在历史上呈现党--人大--政府--社会的权力层层授予过程,这种权力授予流程既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使然,也和中国历史文化沉淀有关。但是,伴随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步伐加快,这种授权方式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党、人大、政府将分别将通过现代政治手段首先从人民中获得权力,并各自对其权力产生主体负责,从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平衡。

其次,要确定政治体系内权力的横向平衡。政治是作为一种妥协的力量而存在的。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在市民社会崛起的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他们的利益主张表现在政治上则体现为利益集团的生长。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共产党获得了宪法上唯一执政党的地位,但是,执掌执政权力的方式是值得探讨的。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和谐从横向的角度体现为政治权力的横向平衡,在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需要重新认识我党创造的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创建政治协商制度表现了党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和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建设国家的诚意。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然而在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如何完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问题。尤根·哈贝马斯认为,协商政治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在主体之间受到分割的生活形式,这些利益和价值取向不具有根本性（构建性)。这些利益和价值取向相互冲突,根本没有取得一致的希望。但是它们也需要一种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通过伦理性商谈所达不到的,而只能通过协商政治。协商政治概念可以成为民主理论的充满规范内容的核心部分。 而中国政治发展的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政治协商为价值偏好" ,并在完善这一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横向平衡。

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的对抗性问题,有效寻找执政党执政、政府行政和社会自治三种能力的合理边界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平衡,推行民主和法治,促进协商政治制度的完善,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谐。

3、社会主义文化和谐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在文化的和谐中,既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也包括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明因素的和谐。

首先,构建文化和谐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在我国,作为治国纲领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作为一种唯一的价值取向,如何实现与多元文化的和谐是值得思考的。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承认意识形态必须实现与本土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和谐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才能实现抽象的理论"落地"的过程。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曾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破四旧",最终结果证明,我们毁坏了意识形态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载体,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危机。其次,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的和谐表现在必须实现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即既有包容性,又有足够的弹性张力。

其次,构建文化和谐必须实现本土文化的和谐。我国本土文化是在农耕时代形成并长期封闭的文化体系。分散的马铃薯式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马克思语) 是中国文化形态的重要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其基础上的单一的本土文化体系的封闭局面被打破,并出现了由于对经济、社会的适应而导致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本土文化,并在文化发展中首先实现本土文化的和谐。在构建本土文化的和谐过程中,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环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和谐,即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使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的价值实现相统一。

第三,构建文化和谐必须实现国际文化的和谐。从全球视野,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和谐将首先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面临全球文化变革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亨廷顿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化在世界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 虽然其论断否认了普世性文化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问题。因此,在构建和谐文化的时候,必须注意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和谐,即在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明因素的和谐,一个基本的态度是"合理的全球文化应该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球地方化"的文化。"

三、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和文化和谐的辩证统一,促进三种和谐也是将其作为"三位一体"的目标的。三种和谐体中,每种和谐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在三者关系中,经济和谐体是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基础,而政治和谐则是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的保证,文化和谐则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的内在动力。

1、经济和谐是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基础。社会的和谐总是基于一定经济和谐之上的和谐。"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决定》 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那么从经济的角度,它应该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和谐。在当代中国,它首先应该是多种经济生产的和谐,其次是产品分配的和谐。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由于经济的梯度发展等原因,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于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等经济原因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在凸现；在近年国资流失大潮中,又造成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权力寻租等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表面看,似乎属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从本质看,恰恰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对经济发展公平原则、理性原则,对经济和谐目标的忽视而导致的,而由于经济不和谐产生的这些社会问题,也是一种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

2、政治和谐是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的保证。在充分竞争的社会,市场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并导致社会的内在和谐，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这样的和谐:"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但是,自由竞争不能必然导致社会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根本对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私人利益,公共利益是一种"异己"的、与个人利益不相符合的东西。"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在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会因为经济的力量而必然走向和谐,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形式,社会和谐仍然需要政治的干预,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认为,政治和谐能够发挥其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是经济和谐和文化和谐的保证。

3、文化和谐规范经济和谐、政治和谐的发展方向。从文化的视野,任何政治的行动都都是一种文化行动,何政治行动也不能脱离文化的制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的力量。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从文化的视角,党的执政过程就是通过对文化的传承来寻找文化力量的过程,和谐社会必须是文化和谐的社会。在一种经济体和政治体形成以后,文化的和谐起着重要的维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作为社会和谐的最深层次,往往发挥着隐性的规范功能。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个深刻的政治学命题,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尤其有其现实意义。社会的和谐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和谐也将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有充分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坚持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能建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注释：

1.[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店,1995年版,第240页。

2.[美]亨廷顿:《变革社会的中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4页。

4.乔耀章:《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6.王沪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社会科学》1993第2期。

7.乔耀章:《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邓小平政治思想主要之点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8.乔耀章:《重构政府经济基础--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度思考》,《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3页。

10.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4_zxs/jiaoliu/habeimasi/010.htm.

11.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12.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3.曹德本:《和谐文化模式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4.[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15.郁建兴等:《全球文化变革与我国的文化政治策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页。

1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页。

原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