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对中国政治生态进行深度反腐治理的时候，中国农村的腐败问题，尤其是村干部的腐败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农村，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是农民上访的一个主要根源，或者是一个重要理由，而不仅仅只是因为土地问题。农民在上访反映问题时，通常不会单就类如土地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而做出底层反抗，他们还会同时把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一并放到上访资料当中，类如收取贿赂、强行索贿、侵吞低保、贪污建房补助等等。其目的在于，希望上一级政府能重视当地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以及希望这类村干部不再任职而是受到应有的处分。
农民之所以如此思考问题，在于但凡涉及到侵害农民利益时，都会伴随各种不同的贪污腐败现象，极少数村干部拉帮结派的贪污腐败，甚至有人把明明不具备领取低保条件的亲戚，通过造假变成“低保户”。农民反对这些，并非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现实这样，腐败成为一些地方村干部的通病，究其原因，在于其权力在村中独大。
但上访农民往往“搬不动”村干部，有的甚至还会遭受人身威胁。我们调查的湖北M城T村就出现这类情况：上访农民被打，打人者是村支书儿子，其打人之后逃跑。我们在2015年3月回访过程中，这位村干部改变原先的态度，回过来给上访群众做工作，让其删除在网络上发布的举报帖。但无论该村村民怎么举报，村支书依然由其担任，原先的所作所为包括打人行为，上级都以警告处分了事。按照相关规定，党员有违纪行为是不可以担任村干部的，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他继续“稳坐钓鱼台”呢？我们在安徽池州某村调查时，同样出现村干部无论怎样被举报，甚至县委答应处理该村干部腐败一事之后，此人依然担任着村支书一职，原因到底何在？
随着调查走访，我们了解到，在M城T村案例中，该村干部因在县委文化部门“有人”，即“有关系”照应着。在依法治国的整体语境中，小地方的政治庇护依然存在。而安徽池州某村的案例中，该村干部依然没有受到法治惩治，目前的谈判还处于僵局之中。无论是上访的农民，还是县委有关执行部门，都不愿意退步和妥协。按照一位村民的话说，就是“有种想保护村干部的意思”。该案例中，上访农民坚持，“如果政府部门不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就继续上访，直到到中央为止”。作为观察者，我们在想，即使上访到中央，还是需要层层来落实解决，中央把问题压下来让市里解决，市里再交给县里解决，不一样问题没有解决吗？任何一级的工作不到位，都可能加重政府与上访农民之间的矛盾误会。而这种一层层把问题压下来的解决办法，在M城T村已经上演过，所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来看，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设计和解决问题的机制上。农民之所以能够不厌其烦的一次次上访，原本未必是希望问题闹大，更多的还是希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要把这样的社会治理成本降到最低，最关键的依然在于村干部不发生腐败行为。用一位村民的话说，就是“谁天天吃饱了没事干，上访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不像村干部有时候还可以报销开销成本”？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调研发现，村干部的腐败多源于两点：第一，少数村干部“上头有人”，不把更大的“老虎”打掉，那么村干部被“反腐”的可能性就不大。第二，村民没有监督的权力，也找不到反映问题的常规渠道，于是只有通过层层上访来寻求解决办法，但实际上问题又被层层往下压。虽然各级政府都有“一票否决制”，但实际操作上还是未必管用，因为很多农民上访的事件，除非发酵到一定程度，很难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学者断言，当今时代只有把权利还给农民或者把农民当公民来看待，才可能解决一系列的农民问题，其中也包括对农村村干部腐败问题的监督。但实际的情况是，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组织法》就已经公布，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得到相关教育，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在村级选举中，“贱卖选票”等现象在各地时常上演，拉关系，讲人情，10元、20元不等一张选票，在农村村委选举中不是没发生过。还有一些学者建议，把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通过法律来规范其表达的合理性。问题是，没有进一步的阐明如何利益表达制度化？我们的信访制度，不也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表达途径吗？特别是媒体报道了一些地方驻京办的“黑监狱”以后，有学者愤慨的提出“该把信访取消掉”，以此来减少上访农民被毒打的灾难发生。
种种方案，其实归结起来，都没有触及到“根本性的议题”。要知道，贪污和上访背后所消磨的，恰好是基层政权的合理性、权威性等。就目前农村村干部腐败现象而言，看似数额不大，但和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作比较，则实在不敢目睹。以我们走访的湖北中部城市H镇而言，一个农民年收入也就3万元左右，而当地一个镇的干部，光是每年花在三公经费上的数字，就远远超过这个钱的10倍，至少是30多万以上。而单靠政府的这点财政工资，许多地方村干部、镇干部是没法如此奢侈消费的。
我们从上述中的安徽地区、湖北地区，以及从曾经调研的甘肃酒泉地区的农村来看，均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的村干部腐败案例。众所周知，反腐首先需要的是制度建设。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如何实现制度反腐，廉洁基层干部队伍，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既要取得民心，又要反腐有力，在长期和短期内，都需要建立积极有效的常态机制。农村反腐，可谓迫在眉睫。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于《湖北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