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同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很积极的变化，也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市场法则对道德领域的侵入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迷失，导致人的意识的商品化与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以及自私意识的合理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受到了严重病害，这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政府必须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道德生态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标尺，应该与GDP一样，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度量指标。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都是出世主义的宗教，而儒学不是有组织的宗教，因此与基督教国家由宗教负责社会教化不同，在我国历史上政府必须承担社会人心的教化职责，这是中国的重要国情。中华文化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政府应当从根本上树立“中华民族心灵建设”的观念，大力支持国学的传播和普及。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与广泛的教育领域结合，使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透过教育途径，植根于广大民众与青少年的心灵。政府应以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确定和保证中华文化的价值、美德成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传习活动近年也开始流行，应当受各方面的支持。这些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教化，支持国学传播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仅具有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也同时有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的现实意义。
政府要在一切工作中贯彻价值引导。在我国，政府是引导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因此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要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教化，还应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惩恶扬善。这样的发展、创新才是硬道理。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中有一个突出问题，即经济活动与道德的严重背离。目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如毒奶粉、地沟油、污染环境的严重危害，比官员腐败造成的危害更大、更深、更远，政府必须坚决作为，对重大事件严惩不贷，在制度上明确把食品安全等纳入干部政绩考核。
经济活动与道德的严重背离，其原因，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商业化导向作用与人的私欲膨胀外，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经济学、经济活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本身有偏差所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认为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强调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本质的联系，认为人在遵从经济理性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还要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完善个人的美德。这一思想的结论是，不能把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变成唯一的交往行为规则，把“自利最大化”当成人类行为的唯一法则。当代经济学如果缺失了伦理道德的视野，只强调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突出以理性的计算达到最大利益，其影响就会把人简单化为商品化交往的经济人，瓦解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基本道德。这是造成我们今天社会经济领域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诚”作为道德概念不只是诚实守信，不是只强调遵守借贷契约关系，而包含好善恶恶、真诚待人、反对欺诈，“诚信经济”才能更广泛地突出道德对经济的引导。所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体现在政府施政，必须在强调法治经济的同时，大力提倡诚信经济、良心经济;对于经济活动，在强调循法治、守契约的同时，强调讲道德、重诚善，双向规范经济行为，才能从根本上确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理解和指导。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