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宜兰县等文献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给我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不过说到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刚才黄（纯青）先生要我对修志问题表示意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七个机构都是做征文考献工作的，他们在台湾省各地保留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编修《台湾省通志》及各县市的方志，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见实在不敢当。况且在座的有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师范学院的许多位文史先生，他们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知识、学术见解，以及这几年来他们参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这许多文史界权威学者面前，更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一个是私人日记，一个是向他长官所作的报告，予以刊行。
关于黄先生所提的修志大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不配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大家知道我从前作过一部《章实斋（学诚）年谱》，因为编这一部书，对于方志问题略曾注意。章实斋是一个史学家，是很有历史的眼光的学者，他的书中，一部分有关文史，一部分有关方志，特别对于方志部分还有许多意见。因为我编章实斋的《年谱》，所以引起我对方志的兴趣。平时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个人所搜集的材料当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与个人有关的。但是我在国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它搜集了全中国的方志，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从前朱（士嘉）先生曾编有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在国内除了北大图书馆和上海的涵芬楼以外，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得那样完备。而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以外，尚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亦甚丰富。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今天向七个专门考献的团体的先生以及文史专家面前提出。
我觉得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所做的搜集史料、刊印史料的工作，也许比将来修志的工作格外重要。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对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搜集资料、保藏原料、发表原料这些工作，比整理编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将它收集保藏起来，随时随地的继续搜集，随时出版，有一种材料就印一种，这个工作比修志编志书重要得多。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志书经过一番制造整理，是一种制造品。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曾说过：人家以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麻烦，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价值最高。这个见解我是很赞成的。
因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经过整理删除的最少。有人以为《宋史》不好，要重新写过一部；我却以为幸而《宋史》替我们保留了许多材料。再说大家都知道唐书有两部，一部《新唐书》，一部《旧唐书》。《新唐书》是宋时人作的，经过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来写历史，将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谨严，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许很恭维《新唐书》，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新唐书》是远不如《旧唐书》的。清朝学者王若虚就曾经说过《新唐书》不好。我们可以说《新唐书》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旧唐书》就是因为材料较多，所以篇幅也较多，差不多比《新唐书》多了一倍，这是它的好处。
今天在座的七个团体，都是从事征文考献的工作，给台湾的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将原料整理删除编整的工作，都远为重要。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编志，新方法也好，旧方法也好，都不免经过整理，许多材料不免受编志总纂主观的取舍。甚至毁去一部分材料，或隐藏一部分材料。经过这一阶段，往往将有价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为制造品。我们以现代新的眼光来看，与其编志，不如做搜集材料、发表材料，继续搜集材料、随时发表材料的工作。
譬如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很简单的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至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造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献委员会对于搜集材料、保存资料的工作能够继续，而且要特别的看重。不要存一种搜集资料就要编志的观念。
还有今天我在台大参观人类考古学系，看到有关高山族的考据，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个大类，这个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只是在开始搜集材料，还没有到搜集齐全的时期。有关民族、语言、方言等等的调查纪录，就我所知，目前还不够，尚待继续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开始搜集的时候，很不容易有一个结论。征文考献亦复如此，应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几年中将各地通志都写起来。至少在我这个半个台湾人看来是不必如此的。而应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请台大、师院及历史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各方面以新的方法来搜集新的材料。
这是我这半个台湾人回到第二故乡，向各位负征文考献责任的先生们，以我外行的一点小意见贡献给大家。我想许多文史专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见，黄先生可以请他们多多发表，我只是以我粗浅的意见供大家的参考，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意见。
（本文为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