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新常态”已成为中国政界、学术界与投资界谈论的焦点。“新常态”意味着什么？对于内对外而言，又带来什么改变？
首先，结合近日公布的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保7%可以说“知难而进”。
第一，虽然一季度GDP实际增速下滑至7%，已创6年以来的新低。但从名义水平来看，一季度GDP名义增速仅为5.8%，名义增速大幅低于实际增速，显示当前GDP缩减指数已经下降至-1.2%，警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通缩风险。实际上，如果根据由铁路货运量、社会融资规模、以及发电量综合计算的“克强指数”来看，真实的情况可能更差于此。
第二，自去年中国房地产业遇冷以来，不仅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持续下降，也引发了上游钢铁、水泥等行业，下游家具、家电、装潢材料的低迷。三月末，中国决策层出台了鼓励改善性需求的信贷政策，有助于消化库存，促进销售。但考虑到人口结构的转变和库存消化压力，期待短期内房地产投资与开工回升，进而支持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不切实际。实际上，告别过度依赖房地产带动增长的模式，寻找更多增长引擎是维持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必经阶段。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推进，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更加多元化。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
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高层发展论坛（以下也简称发展论坛）也就是围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这一主题展开。笔者参会的感受有以下方面：中国经济确实在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中美关系却在经历深刻而艰难的调整。
一个最为明显的感受便是，对待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的下滑态势，中国决策层普遍没有展现出担忧与焦虑的心态，反而相对比较淡定。特别是一线决策者，对经济增速下滑没有“避重就轻”或者“讳言莫深”，而是直面问题本质，提出当前中国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已然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强调这恰恰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体现。
在笔者看来，上述态度转变实属难得，也赢得学界与企业界的不少赞同。例如跨国企业的CEO们看起来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已因此发生微妙转变，关注的重心已逐步从“如何实现高增长”转向了“如何保持既有市场份额”便是佐证。
不少学者（亦可参见笔者早前专栏文章《2015：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表示，考虑到今年海外经济形势分化，国内改革的推进，特别是财税改革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的举措对增长可能会短期的影响，今年中国若想完成7%的既定目标，挑战亦然不小。
从这一角度而言，接受“新常态”这一难得的共识，并在此框架下进行的讨论对策才是有意义的，也方显务实精神。
那么在新框架下，中国政府有何应对之法？毫无疑问，保持灵活的宏观政策措施十分必要，毕竟平稳的外在环境是一切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正如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旨发言中提到的，2015年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此外，主要中国部委负责人在发展论坛也对如何今年如何实现“稳增长”做了表态，笔者发现对于宏观调控，决策者普遍显得更为积极。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行长表示，广义货币增长应考虑中国经济总量大的特征和需要，货币增速高有一定合理性，未必不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通缩压力，未来的货币政策将担负有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双重职责。实际上，笔者认为，2015年货币增速目标比名义GDP增速可能高4%-5%点左右已然是为稳增长、防风险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今年货币政策有望更加积极，进一步的降准、降息值得期待。
至于财政方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提到，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落实结构性减税和清理，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等多项具体措施。特别是对财政改革可能对经济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提及会在新《预算法》执行之前给予已开工项目的后续资金举措一定的灵活性，避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断崖式下跌。
此外，在投资与出口方面，中国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也提出了以亚洲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借助外汇储备扩大中国的基建投资和设备出口，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在“新常态”共识之下，如何推动转型则更值得讨论。例如，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旨发言中，用近十分钟的时间聚焦中国大气污染治理问题，誓言对于环境违法“零容忍”，体现了决策层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决心；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部直面人口老龄化对社保可持续性的挑战，提出政府将通过“精算平衡”和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缺口以应对……
与此同时，如何落实才是关键。正如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表达的担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1995年就被提出，“但二十年过去了，没有太大的成效。”此外，事实显示，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也曾四处求教，寻找成功经验，但是遗憾的是，真正做到的国家仍然寥寥无几。从这一角度而言，转型能否成功尚待时间检验。
中美关系进入“非常态”
除了对国内经济与转型的关注，中美关系也成为了热点话题。实际上，近两年以来，有关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话题一直热度不减，近期媒体热议的“亚投行申请事件”又都成了中美两国角力的领域。这体现了中国崛起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改进提供的条件，当然，也必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意味着未来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摩擦将不断加剧，中美关系或许已经迈入相互试探，调整和重塑的“非常态”阶段。
结合发展论坛发言来看，前美国财长鲁宾提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即当前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而中方的发言也时常透露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不满。中国外长王毅在演讲中，确实提到现有的国家次序中的缺陷，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为出发点，并希望以此改进国际关系的准则。与此相对应，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回应亚行行长时称，中国不认为现有的国金融机构实现的是最佳行为准则，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会照搬，而会更多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与此同时，不仅仅政界人士公开发言对于中美关系担心，论坛上间隙，笔者也不乏听到美国企业对中方的抱怨之词。事实上，此前思科等公司就被爆出因拒绝对中国政府开放源代码并采用中国的加密算法，而被剔除在中国政府采购名单之外的事件，该事件在海外已被吵得沸沸扬扬，给中国造成的舆论压力已然不小。
此外，中国政府自去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资金配套亚投行成立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围绕亚投行初始国的申请已经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的范畴，美国盟友的相继倒戈显示亚投行的外溢性影响更大，体现了中国金融外交新战略首战告捷，有望对现有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造成挑战。
当然，在笔者眼中，中美关系如此演绎也非偶然，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发展论坛演讲中指出的，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而这从历史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亦很容易得到证实。
因此，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不难预测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而却有强化的表现。由此，如何从中美的共同利益出发，塑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考验两国决策层的智慧和眼光。如此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中美外交“非常态”，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对内对外的两项主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