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