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科学论坛》上读到萧功秦先生的《特立独行：我们缺少的人生态度》，十分高兴，很长时间以来，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的话题，很少有人涉及，其原因在我们这代人看来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在他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批评韩愈的《伯夷颂》中颂扬的“特立独行”，把它视为“民主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右翼所坚持的错误思想，因而应予批判。毛泽东所建立的新社会中又强调群体的“统一”“一律”，独来独往之人（林彪垮台后，其所书写的条幅“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都是他的罪状）都要受到群体的嫉视和排斥，被认为是个人主义，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1957年反右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个人主义”，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许多有个性的青年学生、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特立独行”比“有个性”“独来独往”更高着一档，人们闻之而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冒天下大不韪谈论它，萧功秦先生的这篇文章真可以说是空谷足音了。

近年，我开的课中有“韩愈文”，最近刚给学生讲完《伯夷颂》，并就士人的“特立独行”谈了些自己的意见。此时看到萧先生的文章，很是兴奋，但又感到与萧先生的观点有些差别，故写此文，向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求教。

什么是“特立独行”？这个词好像很好理解，所以萧先生在文章中没有阐释它。我们从该文的“作者题记”中可以看到，他是把它理解为“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的，对此我微有异议。当前，的确人们对生活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多了起来，取“浪漫主义”生活态度的，凤毛麟角，因而，显得十分抢眼、独特。可是在五、六十年代里，大陆一些青年，或不很年轻、但颇有些青年气息的人们也一度很浪漫呢！五八年的诗画满墙，全国炼钢，“卫星上天”，六六年的“造反有理”，“革命串连”，这些活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不能说没有一点“浪漫主义”吧！哪个“现实主义者”肯放着好日子不过，把天下搞得大乱，然后再“天下大治”？这不仅要些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要有点浪漫主义的幻想。当时倡导者振臂一呼，天下云合而景从，如百川赴海，这些数亿人参加的活动，在世界范围来看确实独特，但在中国却是潮流，如果不这样，倒是有点“特立独行”。与此相反，当时法国、美国的“红卫兵”在他们的国内搞造反活动，确是有点特立独行精神的。

“特立独行”从字面上看是指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独特行为方式，而且我行我素，不考虑外部的评价，这样的言行足以使庸众目瞪口呆，用五六十年代的老话来说，似可用“反潮流”三字概括。不过这三个字让造反派弄脏了、搞臭了，至今很少有人爱用。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他还说平常人，“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就很少了；“一国一州非之”还能力行的，天下一人而已；“举世非之”还能坚持的，千百年来能出一人就不错了；至于伯夷则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只是朝着自己人准的道路行走，一条道走到黑！这才是古人心目中的“特立独行”。可见特立独行有不顾实际利益、耽于自己理想或精神生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不同流俗和反抗流俗的一面。

“特立独行”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礼记》的《儒行》通篇是谈儒生修养的，在谈到儒者对观点相同的人和观点相异的态度时说：“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这是最早出现的“特立独行”。这里所说的“特立独行”除了不混同世俗以外，还带有不党同伐异之意。不与意见相同者结党，也不排抵意见不同者。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真是独立与宽容并存。实际上“异弗非”这一点尤难做到。

历史上称得上思想家的，大概都得有些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人云亦云的思想家，因此即使坚决要剥夺他人和广大民众特立独行精神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等人，他们虽然嫉视“特立独行”，但他们的言行都是有点特立独行精神的。例如商鞅变法中“不法其故”，“不循其礼”的做法、韩非著作中的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都是与当时的官场、世俗大相悖谬的。他们的独特性也为当时芸芸众生所嫉恨。

道家强调和光同尘，与世无争，无为而无不为，好像是要混同于芸芸众生之中，《庄子•德充府》中也塑造的一些肢体残缺、社会地位卑微的人物，仿佛就是众生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比一般民众还要卑微一些），可是他们所表现出的特异精神，简直是高不可攀的，世间好女争为之作妾。西汉中叶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信仰道家思想的士人，与社会主流力量疏离，甚至不与统治者合作，成为特立独行的人物，为世俗所瞩目。

儒家自不必说，萧功秦文中已提到，孔子就是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学者。的确，孔子是较早地发现了个人独立性价值的思想家。他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尊重个人意志。可是这种意识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孔子是个娴熟政治技巧和人生的艺术的思想家，但是他还是不能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纳，做鲁司寇也仅三个月，其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孔子不能用于世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为人作风不能被统治者认同，这些实质的东西不是技巧和作风可以替代的。原始儒家中的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子的弟子子夏、颜回、子路、子贡、后起的孟子、荀子几乎都是不能为当时统治者和流俗所接受的人物。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皆不乏大师和高僧，其个性鲜明者比比皆是。初到中国传法者鸠摩罗什、达摩，开宗立派者玄奘、惠能、马祖道一哪个不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行为言论也往往惊扰庸耳俗目。

很奇怪，为什么古圣先贤、开宗立派的人物中“特立独行”者比比皆是，而广大人群中（包括知识分子）“特立独行”者又寥寥无几呢？我以为传统中有缺少宽容、不能容忍独立思考的倾向，而独立思考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基础。古圣先贤、开宗立派的大师往往都是不见容于时的。“圣”“贤”之类的封谥大多是后代人所为，此时他们已经变得于时无害而有益了。这些曾经被社会禁锢的圣贤，也是国人的一分子，国人的传统在他们身上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现。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是“特立独行”的，但对他人的“特立独行”是不支持的，有时还会反对，因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他们掌握着真理，把握着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们要捍卫真理，遏制谬误，不能宽容。例如古代思想家最有宽容精神的孔子，他在创立自己学派的时候，不是也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吗？对于思想活跃、有点不同想法的樊迟、宰我等弟子是取谴责和排斥态度的。这说明有“特立独行”精神和行为、甚至是从理性上肯定和赞扬“特立独行”的精神人士，对于他人的“特立独行”也是不赞成、甚至是不许可的。难怪韩愈感慨真正“特立独行”之士是“千百年不一见”的（其实韩愈也见不得当时人的“特立独行”，他对佛道两家的排斥，使人感到他也缺少宽容）。总之，自己不得张扬时，便高倡“特立独行”，为推销自己主张创造条件。当他有了一定力量，有了相当数量的拥护者以后对他人的“特立独行”则坚决排斥、并加以压制。

缺少宽容精神，往往是打着爱护对方的幌子，似乎是不让错误的东西泛滥，于是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全部加以扫荡。我们所艳称的中国思想史上三次繁荣时期——先秦、南北朝、清末民初，这些时期思想的活跃，并非是因为宽容精神的高涨而带来的自由的伸张，而是由于“王纲解纽”，统治者缺少或没有力量实现思想控制的结果。通俗些说就是统治者力不从心，管不了了。

这些时期许多思想流派产生发展了，但是他们之间往往互相倾轧，互相攻讦，互不宽容。先秦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家争霸”不是从对方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而是以吃掉对方为职志，为了实现这一点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这从孟子的“辟杨墨”的论战就可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