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它们也在风行天下，甚至被奉为经典，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典型的如《孟子》中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是千年以来文士们必读的经典，谁也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起来，这一段就是不讲理的文字。为什么“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呢？两者之间并非是“A”与“非A”的关系啊！为什么“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呢？这些都是应该论述而没有论述的问题，便把结论推给了读者，而且不许怀疑，如果你一怀疑就难免也有了“禽兽”的嫌疑！如果这个题目让欧洲人来做，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甚至是一本书。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

国人习惯的是用各种修辞方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量，压倒论敌和打动旁观的读者，问题就解决了。这成为中国文人写论战文字的传统，也就是说“不讲理”文章成为“理论文章”的主流。对中国文章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往往是后世作文的典范，可是这些文章很少有正面论述道理的。《原性》论述“性三品”，只是举例说明，根本没有“论”；《原毁》只是用对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气势，以此来论背诽谤人不对。又如被称为“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的《原道》是论述儒家认同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文章中对“君”“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些在韩愈看来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加论证，但是要求坚决执行。如果“民”不这样去做，“则诛”。这里暴露了中国古代社会是缺少理性的，人们所期待的的“说理”不过是恫吓，是赤裸裸的暴力。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缺少“讲理”的传统。

这种不靠“讲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欧风东渐，新学西来，而西方学术界上承希腊传统是比较重视逻辑与说理的，特别是经过了启蒙时期，什么理论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这种讲逻辑、讲理的风气也随着新学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新一代知识分子用新的学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时，一些守旧者如丧考妣，如毒火攻心，但辩论起来，又讲不出多少道理，说不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这些新派人物。于是只好开骂。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荆生”出来，仗着他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艺把那些新派人物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这只是个幻想，写入他的武侠小说中，但是这也暴露了，坚持传统的人们尚“力”不尚“理”的真面目。

然而文人毕竟不是“耍胳膊根”为生的游民，他们实施的暴力不会那么裸露，那么直接，其中会有些圈圈套套，诱使人们钻入。如果在他们不愿讲理、不能讲理、不会讲理时，还要打败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往往会用“舌头根底压死人”的办法，把对方打懵、打死。这就是我所说的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说简单一些就是用语言实施暴力，有时还用语言把对方诱入死地，刺激一些有实力者，借他人的实力伤害对手、把对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断腰绝脰的状态之中、以宣泄积愤。前面说的林纾写作《荆生》就有这个可耻的目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揭发”“大辩论”“大批判”中许多“上纲上线”就是要把对方推上死路的，许多被批判者也要拼命死守，会导致死地的“罪名”决不能承认。例如在文革前夕在批吴晗《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说此剧中心是写“退田”和“翻案”的，以配合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国际上的“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向当进攻。这是要一棍子把吴晗打死，而吴晗及其支持者则千方百计避开这一点，只在宣传封建道德、留恋封建文化等小问题上作检讨，他们还不知道，上面已经定下来“帽子”的尺寸，你怎么推脱也推脱不掉的，减少尺寸也不行。这是语言暴力与社会暴力相配合起作用的结果。几十年来许多知识分子积极主动配合社会暴力，把许多与自己同类的人置于死地，自己高升。

谈到暴力有三个层次，最明显的是伤及身体的暴力，其次是伤及情感、自尊的暴力，还有摧辱灵性和心灵的暴力。语言暴力主要是针对后二者的。粗鄙的如阿Q与人骂架，出口就是污言秽语，那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不过有赖于国人铁打铜熬的神经，很少会被人骂死（当然也有脸皮薄、而被骂死的王朗）；高雅一些的则常见于古代文士的文章。如广为人知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这是被许多选家视为文章典范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篇不靠说理，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他不能听取和考虑他人的意见，这是“拒谏”。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却说：“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你看王安石不是据理为自己辩解，而是先把不同的意见称为“邪说”，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称为“壬人”（奸伪邪恶之人）。我想只要了解宋史的，谁也不会把不赞成或反对新法的人们称之为“壬人”，把他们的意见称为“邪说”。像司马光、欧阳修、韩琦、苏轼无论从当时的标准看，还是今天的历史评价，他们都可以说是正人君子，他们发表对于新法的意见，也是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出发的。实际上王安石内心也不会这样想，因为他也很了解这些人的为人，司马光还是他的朋友。但是在行文中他非要这样写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其诀窍在于把对方先放在为正统舆论所不容的位置上，看似“说理”，实际上是丑化，不择手段地攻击，其语言带有暴力性质，目的是摧毁对方的自尊和人格。当然，安石毕竟是文学家和学者，在这样做之前还说了一些委婉得体的客套话。至于到了今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是等而下之。那时的“大辩论”用的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砸烂狗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等一些火药味极足的语言。这些毫无说理味道，却也打着讲理辩论的旗帜，干的都是“以势压人”“以势伤人”事情。那时的主流舆论提倡还是“文斗”（当然这比乱打乱杀的“武斗”要好一些），反对“武斗”，殊不知“文斗”也是一种暴力，它是语言的暴力，其目的在于摧毁人的自尊，伤害人的的灵性与情感。这种“文斗”对人性（包括实施者的人性）的摧残，对祖国语言污染都是极其严重的，或说是对我们传统文明的破坏，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语言中的野蛮现象不时地要表露出来。

我想一个民族要正常的发展，一个社会要祥和，提倡“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还是很有必要的。提倡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提倡科学，摆脱和破除那种不讲理和不善于讲理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反对“语言暴力”和杜绝“暴力语言”，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