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966年10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同志为此向恩维尔霍查同志发去了贺电，上面摘录的最高指示，就是这个贺电里的一段话。贺电高度赞扬了霍查同志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称它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这份贺电里的话，被谱了曲在全国传唱，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要用黑体字突出显示（这是当时“最高指示”的标志）。可是，这个贺电并不是毛同志自己写的，而是由著名笔杆子、文革干将王力同志代笔的。

中阿友谊的歌声未停，中国却已经在暗暗地努力，使中美关系逐渐缓和，使得本来就形单影只的阿尔巴尼亚同志感到更加孤单。他们指责中国“右倾”。对此，毛同志嘲讽地回答说：“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明灯’（文章）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

当毛同志说这话的时候，王力同志早已失去了起草“屁文件”的资格，正在秦城监狱里反省呢。王力同志曾经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他曾经参与或主笔起草的文章和重要“屁文件”非常多，例如：

中苏论战中的《九评》；

林彪同志署名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五一六通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等等等等。

不过，最终使他倒霉的，还是他那支笔。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发生了“保守派”群众扣押和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七二零事件”。王力受了伤，被“营救”回北京后，像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还不到二十天，王力同志就从“文革英雄”的宝座上栽了下来，栽进了秦城监狱。其原因呢，据说是因为王力同志那支铁笔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在那篇社论里，提出了要与“带枪的走资派”作斗争。据说老人家看了这个社论后非常生气，在上面写下了“大毒草”和“还我长城”的批示，还对前来汇报的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

从这件事上看，老人家似乎是不想乱我长城的，而王力之流不识趣，揪走资派揪到军队里来了。但是，俺忽然又想起了另外一条最高指示，觉得此事又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军内有没有“一小撮”？有！一九六六年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也是王力同志主笔。那个时候，王力同志的胆子还不够大，他起草的那个通知，毛同志看了以后就觉得不大满意，于是乎，毛同志亲自加进去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请注意，“军队里”！“一批”！可见，老人家并非认为解放军是纯洁无瑕，相反，军队里面也是有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老人家还说过“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样的话。

可见，王力同志并没有错，一九六七年的八一社论里，提出“带枪的走资派”，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而是拾了毛同志在一年多以前才吐出来的余唾而已。更何况，根据后来人们的回忆，那篇所谓“反军乱军”的八一社论，并不是铁笔王力同志所写，他只不过是中央文革乱了阵脚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迫不得已，使出丢卒保车的战术，隆重推出的替罪羊而已。

那么，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文革中，毛同志明知军内确实有那么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却又不允许把他们揪出来呢？其中奥妙，难以尽言，毛同志的伟大战略部署，历来是出其不意，出尔反尔，能够紧跟着他始终不掉队的，除了他的夫人以外，寥寥无几也。

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笔杆子”们，凭着手中那支杀人不见血的铁笔，在文革的浴血奋战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谓红极一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如今，中央文革的全部“铁笔”，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留给后来人们的，仍然是无数的难解之谜，和无尽的思索。

今天是五月十六日，这篇旧文算是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