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汉学”或“中国研究”是比较滞后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拉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研究”愈发受到关注。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部分,拉美的中国研究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软实力和提高中国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当前国内“拉美中国研究”之研究寥寥,本文拟先初步梳理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就其发展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做一分析。
一、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阶段
西方汉学大体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分期。拉美汉学的真正源头事实上也始于游记。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拉美介绍中国的著作渐稀,直至1949年以后才出现了一批有关“新中国”的游记著作,由此开启了当代拉美研究中国的历史。
(一)拉美中国研究的先声(20世纪50-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文化外交”催生了一批介绍“新中国”的游记著作,意外地帮助开启了拉美的中国研究。从1949年到1960年,中国邀请了1500多名有影响力的拉美人士访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返回本国后,这批受邀来华者将对中国的感触和认识书之成文出版,留下了拉美第一批关于新中国的著作,成为这个时期拉美中国研究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二)拉美中国研究的进阶(20世纪70-90年代)
1970年12月,智利率先在南美洲同中国建交,由此开启了一个中拉建交潮。到90年代末,拉美33个国家中已有19个同中国建交。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大大便利了中国研究的推进。这个时期,中国研究的开拓者主要先是由援华专家和外交官,后是由专业学者驱动的。
(三)拉美中国研究的初兴(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加显著;与此同时中拉关系疾速发展,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多数拉美国家的第一、二大贸易伙伴。拉美知识界敏锐地捕捉到这种趋势,研究中国和中拉关系的学者日益增多。这种“增加”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性质也有不同。在21世纪头十年,这种增加主要是源于现有机构和人员的研究领域的“扩容”而非“新起炉灶”。这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情况不大相同。后十年间,从事中国研究的拉美学者都相对年轻,大多受过专业训练,在中国学习过语言或取得博硕士学位。他们不像其许多前辈在中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只能依靠非中文文献开展中国研究。
二、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特点
特别是近20年来,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迅速。这尤其表现在涉华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快速增加,新生代研究力量的整体崛起,以及中国研究网络的初步构建。
(一)研究机构的“虚体化”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员开始将中国纳入研究视野,同时一些新的中国研究机构和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截至2019年底,拉美地区共有涉华研究机构66家,其中56家设在高校,10家属于社会智库。就国别分布而言,其特点也较明显。首先,涉华研究机构广泛分布于对华关系密切的国家,反映出国家间关系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其次,大国和对华关系比较紧密的中等国家,涉华研究机构增速显著。阿根廷和巴西是涉华研究机构最多的两个拉美大国,均为17家。智利、墨西哥等国增速也相对较快,分别为8家和7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潜藏着一个客观现实,即中国研究机构的“虚体化”。
(二)新生代研究力量崛起
最近10年拉美中国研究快速发展中的一大现象是新生代研究力量的崛起。这主要是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驱动。其一,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拉关系日益密切,中国成为影响许多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二,孔子学院和汉语传播在拉美的快速发展为培养新一代中国研究力量开辟了道路。其三,国家汉办首倡的“新汉学计划”及其他各类留学机会吸引了大量拉美留学生来华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批留学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和中国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由此不断充实壮大中国研究力量。
统计发现:近10年成立的涉华研究机构有一半以上直接冠以“中国”之名,且大多数是由在华留学或受训回国人员创办或主导的,他们是当前拉美中国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年龄以30-40岁居多,拥有优秀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中文能力,怀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和开拓创新精神,能够与时俱进接受新变化。他们善于和乐于对外交流和网络传播:在脸谱上创建主页,在推特上开设账号,及时对外发布本机构信息,并和机构或学者互粉或转发中国资讯。不惟如此,他们主动发声,和媒体密切互动,接受采访或撰稿;举办各类线上线下学术活动,将研究中国和传播中国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倡导构建学术网络,汇聚中国研究力量。新生代成为拉美最具活力的研究力量,是中国研究的希望和未来。
(三) 研究议题相对集中而日趋多元
鲜明的时代性是拉美中国研究内容上的一大特点,这是与专注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西方汉学的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政治和革命,这也是拉美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点。进入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拉美中国研究的重心绝大多数都聚焦中国经济和中拉关系。一些新设中国研究机构甚至从其名称就能直接反映出这种现实关切。可以说,当前的拉美中国研究总体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回应了中拉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社会关切。不过,在这种现实关怀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即拉美的中国研究日益向历史、社会、文化、科技、思想、环境、人类学等众多领域扩展。无疑,这将有助于反映和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中国。
(四)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多元化
中国研究的快速发展不仅反映在机构和人员的壮大,也体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其基本载体是学术杂志。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涉华研究机构发表中国相关研究的连续出版物共有10种,它们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版介质既有传统纸质形式,也有现代电子出版形式。第二,除《亚非研究》外,其他出版物多是近十年间创办的。第三,出刊频次以半年刊、季刊或四月刊居多。墨西哥亚非研究中心创办的《亚非研究》是出刊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涉华研究刊物,截至目前已经连续出版53年171期。最后,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出版物都非常重视研究成果的对外推广和传播,均有官方网页、脸谱主页或推特账号等,甚至以几种形式同时对外发布。
(五)中国研究网络初具雏形
鉴于很长时间以来拉美的中国研究主要被置于“亚洲”“东方”或“亚太”研究框架下,中国研究学者常常“各自为战”,充其量在其所属高校或国别形成一些兴趣小团体,直至21世纪头十年,这种情况都未有整体改观。中国研究学者大体保持着一种零落、散居状态,而亟待“构建和巩固一个超越封闭学术场域的文化生产网络……以完善现有的组织架构,推动中国研究朝向更高水平发展”。
助推中国研究网络的初始努力源自1976年拉美亚非学会(ALADAA)的成立,秘书处设在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截至目前,除墨西哥总部之外,该学会还发展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和委内瑞拉等7个国别分部,举行了15届拉美亚非研究学会国际会议。拉美亚非学会是拉美地区历史最悠久、制度化最强的涉华学术网络,它的存非常有利于聚合本地区的中国研究力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更多中国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拉美中国研究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基础。
三、拉美中国研究的挑战
随着未来一个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拉美的中国研究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尽管前景可期,但要真正发展起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拉美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在机构发展、研究资源和人才建设等方面仍面临重重限制。首先,和其他区域研究相比,中国研究虽新近遇“热”,但总体上仍处于边缘地带。其次,配套研究资源缺乏限制了中国研究的拓展和中国话语权建设。最后,中国研究的专业人才建设亟待加强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