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终因不敌癌症不幸离逝。这条消息很快传遍世界，成为全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话题中心。尽管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但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和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可能并非如此。
烫手的革命遗产
查韦斯是继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后又一个具有全球标志性的拉美领袖。可以说，他的个人魅力和充沛的石油美元就是查韦斯统治合法性的全部。这种特质也给他身后的委内瑞拉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其中更多的或许是伤痕。
为穷人而奋斗是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的另一大目标。查韦斯的社会政策的核心都是穷人。这一点从查韦斯的支持者打出的口号可以看出：“有了查韦斯，要啥有啥；没有查韦斯，要啥没啥。”（CON CHAVEZ TODO, SIN CHAVEZ NADA）。在这种“亲贫模式”下，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从1999年的49.4%下降到2011年的29.5%。与此同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同期也从0.498稳定降至0.397，是拉美收入分配状况改善最好的国家。如果说，查韦斯是个劫富济贫的英雄罗宾汉，那么他的亲穷人政策无可非议，但作为总统，他是全体委内瑞拉人的总统，而不仅仅是底层民众这一社会群体的总统。委内瑞拉基尼系数的下降是以增加穷人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收入获得的。这与巴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西的基尼系数自卢拉执政以来同样实现了持续稳定的下降，但这种下降是通过大幅降低富人收入，稳定扩大中产阶级和穷人收入实现的，是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过去十年中拉美的中产阶级增加了50%，其中就有40%是由巴西贡献的。巴西正稳步走在迈向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上。但在委内瑞拉，社会政策的这种代价却是由中产阶级承担的。无怪乎，中产阶级成了反对查韦斯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明显。这种政策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以社会经济阶层为界线的社会裂痕进一步扩大。
不仅如此，查韦斯还深刻地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模式。第一，他倡导并践行的参与式民主充分调动了公众的政治热情，这与拉美传统政党政治的凋零和公众的政治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他治下的委内瑞拉所塑造的“竞争威权主义”（autoritarismocompetitivo）无形中成了其他拉美左派国家的样板，引发了连锁性的修宪冲动。竞争威权体制的核心特点是，首先藉由民主程序获取权力，然后通过民主赋权修宪以削弱其他两权对行政权的制衡，从而既保证了体制的延续性又维系了表面的民主合法性。凭侍这种竞争威权主义，查韦斯不断地加强集权，削弱司法独立性，将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将三分之二多数原则改为简单多数原则，以至最后司法和立法机构都变成了总统个人意志的附庸。最终，查韦斯成了民主体制下执政时间最长的拉美总统。但这种体制有一个最致命的优点：不受监督或难以有效监督的权力。尽管尚未上台，查韦斯就祭起了反腐大旗，但腐败正是他治下的委内瑞拉最突出的问题。查韦斯执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反腐法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2001年《审计法》和2003年《反腐败法》，反腐法规建设不可谓不强。但问题在于，委内瑞拉的反腐败机构几乎都由政府和执政党直接控制，很难想象由腐败分子领导的反腐机构如何反腐？结果，14年间委内瑞拉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位置和得分始终呈稳定下降态势，清廉指数一度从1999年全球85个国家排名第75位、2.6分降至2012年176个国家排名第165位、1.9分。从2010年起，委内瑞拉三度蝉联拉美最腐败的国家。
腐败问题难解还源于社会监督的缺失。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解除了媒体和社会组织对政府和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监督的能力。修订后的委内瑞拉刑法规定“损害公共官员名誉”可能被判处3年徒刑；而执政党控制的议会2005年通过的《广播电视社会责任法》更是将私人媒体置于政府监控之下，并据此吊销了作为反对角色的私营电视台——加拉加斯电视台的经营许可证。反对是一种最强大的监督力量，失去不同声音的委内瑞拉政坛不仅裙带主义横行，还无意间培养了一批“玻利瓦尔资产阶级”（Boliburguesía，意即“21世纪社会主义权贵”）。
没有查韦斯的查韦斯主义？
有评论认为，鉴于查韦斯统治委内瑞拉长达14年，且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机构上深刻地改造了委内瑞拉社会，因此委内瑞拉将出现一个“没有查韦斯的查韦斯主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事实上，查韦斯身后的委内瑞拉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委内瑞拉政局的稳定性如何充满着不确定性。查韦斯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无论是代总统马杜罗还是反对派领导人，都呼吁委内瑞拉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甚至其他拉美国家领导人慰问时都不无担心地祈望委内瑞拉的稳定。查韦斯的支持者和反对派的街头游行几乎难以避免，事态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其次，尽管民主思想已在拉美扎根且查韦斯已先期指定了马杜罗做其接班人，但从长远来看，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无论谁上台都将面临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调整。若真如一些政治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30天内如期选举可使马杜罗借查韦斯的余威和影响力成功转正，马杜罗的个人魅力和威望也难以承受21世纪社会主义和玻利瓦尔革命之重。通货膨胀，凶杀率畸高，以及庞大的外债和公共支出都加大了内政调整的压力。对外方面，对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ALBA）和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即使马杜罗继续有石油美元的支撑，也可能难以胜任领导使命。而如果希望较小的反对派领袖卡普莱斯成为“黑马”，那么查韦斯通过石油外交缔造的一体化计划将很难继续，但社会政策领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不过对穷人支持的力度很可能减弱。毕竟当前拉美的总体环境是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嵌入社会政策目标，而且反对派领袖卡普莱斯曾表示他向往的是巴西前总统卢拉的那种温和路线。
最后，就拉美政治格局而言，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坛无论由谁来主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克里斯玛型领袖的离去使其玻利瓦尔革命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建立于个人意志之上，一旦维系一切的那个领袖离去，整个事业的基础就将变得极其脆弱，因为除了领袖魅力之外，没有其他的可以支撑。尽管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最近表示，革命将超越一个人，即使查韦斯病逝，仍将继续下去。但问题是，ALBA成员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包括马杜罗，是否有足够的魅力和兴趣保持计划的持续性。而ALBA成员国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不仅缺乏领导该集团的经济实力，况且其正积极备战2014年总统大选。此外，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力量不仅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且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至少形式上的）很可能发生转移，比如从委内瑞拉转向温和的巴西。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查韦斯亲手埋葬了他所缔造的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理想。查韦斯认为，要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个人权力和权威，因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为此他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一党一政。但事实上，缺乏制度化建设，这种依靠个人权威缔造的革命思想和运动也必将随着查韦斯个人的去世随风而去，只不过消逝的时间有长短之差而已。这是克里斯玛型统治的宿命。
查韦斯和北京：异梦也同床
查韦斯病逝后，新华社播发的唁电称“查韦斯总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此言不谬。查韦斯对中国怀有不一样的感情，他“感谢上帝，让世界上有了中国”，也从没有将中国当异乡，10年间他6次访华，如同“赶北京的集”。他希望与中国建立革命般的“同志”友谊，但中国的“同志”只有一个——古巴。查韦斯从中国看到的是银弹和革命，而中国从查韦斯身上看到的是石油。
委内瑞拉虽仅有二千六百万人口，但业已探明石油储量接近3000亿桶，坐拥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同时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输出国。这一点足以让动力不足的中国经济引擎找到兴奋点。但查韦斯的诉求远不止于石油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最大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举足轻重，查韦斯无疑看中了这一点。尽管两国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原则：反霸反帝，推进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新秩序。但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然更加务实和理性，始终保持“韬光养晦”和“不与争锋”的宗旨，在崛起中竭力避免被任何一个强国视作是一种威胁。因此，查韦斯所希望的同中国建立反美帝反霸权的战略联盟显然高于中国所能给予的。
查韦斯的统治风格及其同中国的过度亲密极大地引起了反对派的忌恨，由此也带来了不小的风险——赞比亚即是前车之鉴。查韦斯病逝的消逝传出后，有经济分析家甚至称“北京今夜无眠”。不过，这话显然过了，尽管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水平逐年增高，但北京的担忧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即使出现最坏的结果：执政党候选人马杜罗落选，中国同委内瑞拉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仍有望得到执行。反对派领导人卡普莱斯早前就曾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尊重法律，不会彻底推翻同中国的石油换贷款协议，但会重新审读部分合同。不过，长期来看不得不担心的是，一旦反对派领导人当选，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可能面临很大的政策变动，诸如对中俄之外的西方国家开放等。而即使是执政党的马杜罗当选，其决策的便宜度也绝不可能像查韦斯那样自由，很可能受到更大的限制。总而言之，在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中国企业面临的生存和竞争环境显然大不如前。
不过，中国显然需要学习的是，在委内瑞拉，在赞比亚，甚至在政治不确定性较高的国家投资应当如何有效地平衡前景和近景，避免因一时之便而忽损长久大利。
注释：考迪罗（caudillo），意即“领袖”、“强人”或“独裁者”，考迪罗一词通常用来指有超高个人魅力、能和公众建立直接情感联系的民众主义领导人。考迪罗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一种重要现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博士，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