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经济总量，巴西都无可争议地堪称拉美第一。不仅如此，巴西也是近十年来全球经济排行榜上上升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花旗银行的最新预测表明，到2013年，巴西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法国，跃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巨大的经济潜力意味着巴西有望摆脱常被戏谑的“未来之国永远活在未来”的怪圈。
成长的烦恼
现实是，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巴西这个最有希望的崛起中的大国正遭遇“成长的烦恼”。6月初，圣保罗发生不成规模的示威游行，其表面诉求是抗议公交系统涨价0.2雷亚尔。但随后不久，这场“五毛”之争（约合人民币0.5元）竟愈演愈烈，最后发展成自199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浪潮。时至今日，这场抗议风波似乎并没有彻底地偃旗息鼓。
显然，0.2雷亚尔只是助燃这场终将到来的示威活动的星星之火，其背后却潜藏着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近十年来，巴西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策瓶颈。不过遗憾的是，巴西政府明显未能与时俱进，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这种新变化及其伴随的挑战。巴西总统府秘书长吉尔伯托·卡瓦略直至示威爆发半个月之后竟然还称，“巴西政府仍然无法理解这次全国连续不断的游行的原因”。
然而，巴西著名报纸《圣保罗页报》旗下的民调机构“页报数据”（Datafolha）的调查数据早已透露出这次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页报数据”的民调显示，抗议者中84%不隶属于任何政党，77%接受过高等教育，22%是学生身份，53%年龄在25岁以下，80%通过社交媒体“脸谱”获知消息参与；而其抗议理由：56%针对公交涨价，40%指向腐败，27%要求改善交通系统，24%反对政治家。
从上述数据至少可以获得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抗议活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其特点是“三高”：高教育程度、高数字聚合意识、高权利意识。第二，去意识形态化和反传统政治。抗议活动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抗议者不代表任何政党、政治集团和政治家，也不愿被任何政党所代表。在互联网这个“无主之城”里，他们践行“人人是主人”，并为捍卫主人权利而从网上走到网下。或许正源于此，让吉尔伯托·卡瓦略有点“找不到北”：这是一个自组织、自行动、人人为己而终为人人的时代。第三，尽管抗议的动机呈现多元化，但总体的利益诉求却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即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由此似乎可以感觉到，当前的巴西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旧巴西，而是一个崭新的巴西。在新巴西里，抗议的主体和主题都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之发生正是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之改变，即社会的主体构成发生了变化。与此相适应，反映整个社会的总体需求也随之发生改变。那么，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巴西社会到底发生了何种结构性转变，从而促成当今大规模抗议之发生？
进步的不满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特别是2003年卢拉上台执政以来，巴西经济实现了稳定、持续的快速增长。2000-2011年的12年间，巴西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6%，超过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失业率的下降和收入的明显增加。过去十年间，巴西的失业率总体保持稳定下降态势，2012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点——5.5%。
在社会领域，巴西也取得了不错的表现。由于巴西政府有意识地在其经济政策中嵌入社会政策目标，以实现“增长中再分配”，巴西的收入分配明显改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显示，1999-2011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呈持续稳定下降态势，总降幅达到15%，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事实上，纵使横向比较，巴西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幅度都堪称优秀。2000-2008年间，巴西基尼系数的年均降幅1.1%，是拉美17国平均数的近2倍，OECD(编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30国的5倍多。而相较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的改善幅度更为骄人：中国、印度和南非三国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中国的年增幅甚至高达2.2%。
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持续改善反映在社会领域表现为社会流动性的大大增强：贫困和赤贫人口的持续减少，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当今巴西社会，中产阶级占52%，穷人占38%，也就是说巴西社会的主体已经不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
巴西社会结构也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一个近菱形。就此而言，巴西的未来更多地是由中产阶级决定的。社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社会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在巴西，尽管穷人仍占有一定比例，但社会总需求显然已不再简单地统归于解决温饱、有学上、有病可医等最基本的生活和服务需求，而是不断提出的更高的新要求，比如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遗憾的是，巴西政府未能及时捕捉这种需求的变化或者感知迟滞，结果导致相应政策的缺位，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不过，这种不满并非没有征兆。2011年可以说是拉美社会情绪逆转年。当年著名民意调查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对拉美18国的调查就已经揭示了弥漫整个拉美的社会情绪，而巴西更加显著。拉美有14个国家的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和民主体制运作的满意度都下降了，而巴西的下降幅度更甚，从2010年的54%降至2011年的45%。拉美地区平均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本国正在进步”，降幅最明显的是智利和巴西，与201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26%和16%。
事实上，经济增长尽管大大有助于减少失业，但并不足以让人们感觉到增长带来了进步。调查显示，自2002年以来，拉美人将失业和经济问题列为本国首要问题的比例从76%降至37%，而相应地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了。比如，在智利，教育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而在巴西则是医疗。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和失业问题缓解后，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智利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年里连续掀起了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经济环境的改善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也冲击了社会价值观念，这一点首先反映在象征巴西未来的青年群体上。巴西数据调查公司Data Popular在示威浪潮爆发前几天对18-30岁巴西青年所做的调查，足以解释街头抗议背后的动因。调查发现，巴西青年总体上认为自己的话语权较弱，其声音没有被听取。有75%的受调查者不信任政府官员，59%的人不信任司法机构；而对城市交通质量的评价，在州府生活的青年评分只有4.08分。正是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不满，导致只有2%的巴西青年相信政府，而与此同时却有高达53%的青年选择相信自己，认为一切改变要靠自己。
在信息时代，这种话语和不满情绪的表达，特别是对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言，互联网无疑是首选，这一点无论是在智利，还是在巴西都是如此。过去数年间，特别2010年以来，巴西成为全球社交媒体发展最快的市场，一度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全球社交媒体之都”。根据互联网公司eMarketer的数据，2010~2012年，巴西注册社交媒体“脸谱”的用户从730万增加到4150万，成为全球“脸谱”用户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而青年人无疑是社交媒体在巴西扩张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当繁荣永远只写在纸上，映在荧光屏上，而不体现在人的身上，网络无疑就变成了一种便捷的信息传递和发泄工具。而借助于信息共享的动态性，网上的不满也更容易在相互催化下演变成网下的街头行动。
中产阶级“革命”的根源
遍及全国的抗议浪潮发生后，国际舆论多将巴西的抗议同之前的阿拉伯国家相提并论，甚或冠以“巴西之春”。但事实上，巴西的示威活动同阿拉伯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充其量是“巴西之秋”。和“阿拉伯之春”国家，甚至和当前埃及与土耳其的骚乱不同的是，巴西的抗议并不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导人，亦非针对整个政治体制，而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此外，失业显然并非巴西爆发示威的根源，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的统计数据，79%的抗议者的月收入是最低工资的两倍，76%的抗议者是在职人员。
就此而言，巴西中产阶级的目标并非要推翻整个制度，而旨在改善决策质量，增强政策的可控性、透明性和可参与性。它不是一种体制更迭之争，而是一种政策优先顺序的排位战。尽管如此，但巴西中产阶级像20年前将腐败的科洛尔总统赶下台一样，重新作为一种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此举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已堪称“革命”。这种诉求及其行动是由巴西中产阶级，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根据政府的定义，巴西中产阶级，即所谓的“C”阶层（Classe C），其月收入只有1200~4000雷亚尔（约合600美元-2,000美元）。按照这种标准，巴西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下层（下中产阶级）虽已脱贫，但尚不稳定，仍存在返贫的可能性。和传统的中产阶级相比，“C”阶层并没有足够的资金选择私人教育和医疗服务，因此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但同时面对质量不佳的公共服务又心有不甘、不满。其结果必然是宣泄不满，或早或晚。由此观之，当前巴西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及其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
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早于1968年就在其经典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指出，社会之不稳定，“主要是由于疾速的社会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与此同时政治制度的发展却又过于缓慢造成的”。换而言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推高了人们的期望值，而社会却无法充分满足人们提升的期望值。当穷人还在为基本的温饱而苦苦挣扎时，中产阶级群体则更可能通过政治活动表达他们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巴西中产阶级的抗议风潮正是其经济成功的直接结果。这一点不仅在巴西，同样在埃及和土耳其两国都可以得到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悖论在于：人们生活越好，期望和要求就越多，也越容易不满。
而在更早的1958年，约翰·J.约翰逊在其《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中产阶级的兴起》一书中也有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拉美国家正走向自由民主体制，而其主要驱动力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增长。尽管约翰逊高估了当时拉美中产阶级的增速和规模，从而错误地判断了该地区政治体制成熟的速度，但其主要论断是正确的。而今将其思想用于分析当前巴西及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中产阶级：有些人更倾向于保持现状，而有些人（比如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则要求保持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的连续性和同一性。
巴西的示威游行之所以现在发生，尽管原因不一，但其首要因素当是巴西经济增速在2012年的剧烈下滑。对新兴中产阶级而言，经济增速锐减是难以承受的，因为持续改善生活的期望是不断上升的，预期骤然下挫，无疑会大大降低对政府效率和低质量服务的容忍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不经意的事件都可能呈星火燎原之势。
无疑，巴西中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对中国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中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而今已占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新兴群体急欲在增强公共服务质量、政策透明性，以及责任制政府诸方面拥有和提高话语权，同时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增幅在过去两年间逐步放缓和每年新增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如何在变化的形势下满足新兴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的需求，无疑将是事关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主任、博士。)
来源:东方早报
